就“官邸制”、“官差旅标准”
文渺
童年时就听说过一个特别血腥的民间方子：就是用人脑治疯病，用新鲜的人血治痨病。当时讲的人都认为吃那点补那点。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当然，也就相信了那方子的神奇。也就没有往那血腥的方面去想了。不！应该是那时连血腥的认识也没有。但在一九五七年，我才入小学不久，很多识字的人都被打成右派了。当然，主要是教我们的赵老师也被打成右派了。更主要的是先非要人家提意见。指出党、政策、领导的错误。不提还过不了关。使提了意见的人都成了右派，并为了完成划右派的指标，（毛泽东先定的是按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划右派。前台反右总指挥邓小平说：“主席，按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定右派太少了，最少也要按百分之五。”毛泽东很高兴，全国就按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划的右派。）使很多连字也不识，也没有提过任何意见的人也被划成了右派。使从小就听惯了仁义道德、善恶分明道理和故事的我实在是想不通。加上赵老师被划成右派后，也不知道是被逮捕判刑了，还是抓去劳教了，还是被下放去贫困山区了。换成了一个很严厉的男老师来任我们的班主任。上班主任老师的语文课时。赵同学打瞌睡了，被班主任老师揪着耳朵扯了罚站在讲台边。赵同学的家在远离学校五六公里的二半山区的范家梁子住。我知道农村来的同学离了学校还得找猪草，做各种各样的家务事、农活。想才七岁的赵同学那天是太累了才打瞌睡的。反正使我很怕这个老师了。从那天后，我就开始逃学，躲在奶妈家半年没有去学校。还是第二年被父母抓回了家。加上奶妈家也不准我住。我才又从新开始上学的。紧跟着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把饥荒带给了我们。艰难的生活，使我从小就懂了许多事。知道那些话不能讲。甚至想都不能想。更知道那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三面红旗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蒋匪帮！解放台湾！六十年代中期又加了打倒苏联修正主义！……是必须高声大喊的。加上读到腔调一样的文章，又看到很多匪夷所思的事。加上读到鲁迅先生的用人血馒头治痨病的“药”后。心里才逐渐更明白了。鲁迅先生找出了那痨病的“病根”。揭露了暴政。民众的愚昧。但鲁迅先生也没有找出“药”来去除那暴政。医治民众那愚昧的“病”。当然，也有人找出这样那样的“药方”、“秘方”、“偏方”、“单方”来医治过。结果更是弄得天下更乱，暴政更厉害，终于搞得军阀混战，匪患四起，外敌入侵。人民更苦。如今，在毛泽东们的制度，邓小平的“双轨制”下产生的官贪赃枉法、官腐也是遍地开花。开出的整治“药方”、“秘方”、“偏方”、“单方”真是五花八门。吹起来是官贪赃枉法、官腐立即就要在这些“药方”、“秘方”、“偏方”、“单方”下“药”到病除了。但那些官们、专家们的“药方”、“秘方”、“偏方”、“单方”，如“承包国企”使官们、官二代搞成功了是自己的，搞砸了，国家买单，百姓承担。搞得很多国有厂矿垮台了，工人下岗，当官的却成了百万千万富翁。“官邸制”、“官差旅标准”等干脆就是为官们贪腐上肥肉上加膘……，搞得上上下下年年反贪一年比一年贪，届届反腐一届比一届腐。在这官贪赃枉法、贪腐积重难返下，民众更容易被这样那样的“药方”、“秘方”、“偏方”、“单方”所害，所愚弄。就如现在的官贪赃枉法，反腐，如果要彻底根治，那后果是不可预知的。只有慢慢下各种“药方”、“秘方”、“偏方”、“单方”去治了。治社会、制度、政治的“病”，在我们的制度下，下级不要说揭上级的罪恶了，而是连说上级的过错也不行。说到举报，而且还要实名举报。不实名举报，查不出是谁举报的，被怀疑的人也要遭到报复。从要实名举报后，材料才交上去，被举报的官们就立即知道了。除非官们在互相倾轧中。多数被抓的官贪赃枉法、腐败分子，大多是大贪赃枉法、贪腐分子把小贪赃枉法、贪腐分子打倒。不然就不会有大官公开说小官不争气，到处惹事生非，贪赃枉法。小官背后讲你上梁不正。我下梁才歪的。无权无钱的平民百姓举报，完全都成了官们案板上的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说：“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 中国大陆的所有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在毛泽东们的统治下，一切都在毛泽东们的组织化下程序化了。用经济和恐怖手段剥夺了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批判的精神和能力。或是。用经济和恐怖手段逼使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批判的精神和能力。其实，在毛泽东们的组织化程序化下，用经济和恐怖手段。加上户口制度，使所有人都无条件的服从了他们。甚至变成了他们的精神奴隶和能力。御用工具而而互相推辞；互相争宠；互相揭斗……
本来从胡锦涛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国家也开始出现实事求是。而在邓小平的“特色”“双轨制”下。又在他唯金钱的“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噪下，官贪腐、贪赃枉法上上下下泛滥，全国经商。连党，政、军、公、检、法也经商。搞得官贪腐、贪赃枉法全国开花结果。搞得官贪腐、贪赃枉法差不多是公开制度化了。搞到如今官贪腐、贪赃枉法上加官贪腐、贪赃枉法而积重难返。如今有处以上的官、二代，官三代，包括县团级以上的官员看得起那八百元的差旅标准。官们走那里都有人招待。这八百元的差旅标准在县团级以上的官员来说连滴油花花也算不上。所以，自今也不敢公布官员们的钱财。不，是自今连公开官们的钱财在“全国人大代表”中也通不过。这差旅标准，就如官们一方面喊着爱国、正能量、反腐……，一方面把贪来的钱财转移到国外，把妻儿子女移居外国一样让百姓感到大肥肉上添膘的又一公开的体现出了“双轨制”的倾向性。中国大陆的有钱人大部分属官、官二代、官三代和官商勾结的成功商人。他们移民外国主要是不相信自己的政府。不相信自己手中的权力，更怕失去权力后，罪行被揭出来；怕在互相倾轧中成为牺牲品……，他们移民国外，是在找退路。
治社会、制度、政治、贪赃枉法的“病”，在我们的制度下，民众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能量，就是开出了的许多“药方”、“秘方”、“偏方”、“单方”。很多也是无法实施的。何况我也开不出多少“方子”。就是开出来了，也是无法无权去实施的。就是很多人知道更多的“方子”。也不一定治得好。何况猛药治重病。也可能在猛药的作用下、出现一个更唯我独尊，唯我可以为所欲为的毛泽东式的人物，或者引起动乱，甚至国家四分五裂等等，所以，所有的“药方”、“秘方”、“偏方”、“单方”、“药”都不只有两面性，而是有无数的未知性。所以，医治社会、制度、政治的病，医治人身体的病，都得按天时、地利，人和，并还得看本身的个体差异来。不然轻则白费了药；中则加重了病；更重则呜呼哀哉。既然人微言轻，医治社会、制度、政治的病，就让那些出了名的伟人、名人去医吧。特别是有权力的伟人、名人去医吧。我是没有这个能量。但伟人、名人们，特别是有权力的伟人、名人们，千万别再制定出“官邸制”、“官差旅标准”养廉钱一样的“药方”、“秘方”、“偏方”、“单方”了。
2014-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