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话要说回来，中国的改革不伤筋动骨，步履仍然蹒跚，问题总是久拖不决，事情只会越来越糟。目前中国最需要改变的是，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边的百姓负责的体制。这样的体制，只会脱离百姓，忽视民意，甚者会损害百姓的利益，根本就不做到以民为本。不改变官“只对上不对下”的体制，上层为民谋福的愿望再强烈，也会被下边的“土皇帝”故意或不故意地把中国搞乱，将国家推向民怨沸腾的危险境界。

 

　　正是官“只对上不对下”的原因，百姓在官员的眼中，听话的就是顺民，不听话的就是刁民，这和封建时代的官与民的关系没有区别。官不用对百姓负责，也就不会太在乎民众的喜怒，更不会怕百姓。土皇帝们在自己的辖区内，轻易操纵司法、行政，甚至动用军警，以超过法律的权利，损害民众的利益，打击群众的抵抗。他们的这些行为，表面看似为公家奔命，其实是为了一己之私，是为了创造有利于仕途的政绩，同样也是为了表示下级对上级的孝忠。而且他们会利用媒体，为自己唱赞歌，封锁对自己不利的言论。限制人身自由的截访，充满血泪的强拆强征，这些社会焦点问题，都是这些“土皇帝”为了政绩、为了消除对本人的不利影响，制造出来的。

 

　　由于影响了他们的“形象”，正义的言论和行为常遭到打击报复。不是有为汶川地震死去的孩子鸣冤，要求调查校舍工程质量，而被以“煽动颠覆罪”判刑的人吗？中国为什么要有这种“煽动罪”、“寻衅滋事罪”呢？这样的法律太容易被“土皇帝”利用。百姓有不平事、有怨气，无助地大吵大闹，这是情理中的事；网络上参与所谓的“造谣”，绝大多数是处于义愤。而想打击报复的人，会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丑陋心态，治你一个煽动滋事罪。反正权利在他们的手中，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事。为女儿讨公道奔走7年的唐慧被劳教的事件，就是这么一回事。唐慧那样的心境，有什么样的“滋事”不可以原谅，非要在她的伤口上撒盐？不改革官“对上不对下”的体制，这些“土皇帝”是不会有所改变的，以民为本就是空话。他们激起的民怨，就是国家最大的不稳定和最大的危险。

 

　　这种“对上不对下”的体制，百姓很少、也不能够参与政事，然而，各种改革没有百姓的推动，只能说是上层“热心式”的改革——上层的领导有无热心决定了改革的成败。但这种热心，源于上层对现状的认识，而现状往往被地方的“土皇帝”粉饰为太平盛世；上层听不到百姓的呼声，听得最多的却是“土皇帝”们为自己标榜的政绩报告。过去的明君搞了很多微服私访，还不是被底下骗了，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上层不了解情况，也就不会有热心。而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核心的内容就削弱官的权利。为了既得的利益，下边多数官员必然会抵制改革。而在人家的国家，广大百姓是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官员的抵制在民众的力量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但在中国，百姓对改与不改的问题没有多少影响。百姓意见再多，官员也不公开财产，百姓最多只能发一发牢骚，骂上两句脏话。就是因为没有民众的参与和推动，我国的体制形成了一种惰性体制，改革自然懒惰得没有一点效率。

 

　　在这种没有百姓促动的惰性体制下，有改革也不会触及根本，而且改革步调缓慢，需要改革的问题往往会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比如说，十余年之久都没有实质性改变的官员财产公开，如果民意可以决定公开，这种呼声极高的问题怎么可能久拖不决。正因此类有效的反腐措施得不到尽快实施，如今众多腐败分子贪婪的胃口已经数以亿计，几万裸官成功逃亡，这些事让百姓愤怒不已。而且，腐败官员的“强势”，增长到了不可小视的地步，如果一下子全面大公开，很有可能会影响国家的稳定。我们知道公开真的很难，但不公开百姓又有怨气，进退都会影响稳定！如果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要想升官就得接受公开，不敢公开的靠边站；对不想公开的官员必须主动辞职，问题不就稳定地解决了吗？

 

　　还有养老的问题，中国的财政收入数年来的增长都是在20%以上，却让它逐步形成了巨大的亏空，难道这样的问题，过去从来没有人发现？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国外也有很多经验可以参照，只要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优先保证养老、医疗等保命钱，也就是财政必须每人每年按一定比例拨钱到养老公积金，而后才能考虑其它方面的开支。这样就不会出现为了“三公费”，为了供养无节制鼓胀的公职人员，为了面子工程，动用百姓的保命钱。

 

　　还有收入分配改革，这个改革不知道在全国的大小会议上、中央的文件中，提出过多少次，我数出来的至少有17次。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毫无效果，倒是贫富差距呈加速度扩大，大到影响稳定的地步才真正有所醒悟。可是，面对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改革谈何容易？前任总理离任之前的改革，也只是无奈地出台了一个条条框框的文件。面对这样悬殊的贫富，小平活着会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有怎么样的评论？其它的改革也是一样，越改越臃肿的机构改革，也是很典型的例子。

 

　　中国作为后来者，确实没有太多的管理经验，但这些改革都不难，只是我们这种没有百姓推动的惰性改革在作怪，这样的惰性，让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解决。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其它国家没有试过的，现成的好东西有的是，看着人家好用的东西，拿来用就行了嘛！当然，你硬要说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必须搞自己的特色，而且，搞出的特色很令人满意，我无话可说。可是，我国搞出的特色比人家优越吗？改来改去，问题没有改观多少，腐败等问题甚至越发严重，这正好说明我们坚守的特色原则，需要有所改变。又不是艺术家搞创作，强调特色干什么？

 

　　问题的关键是，虽然国外有成功的东西可以用，但因为这种“对上不对下”的惰性体制，上层听不到百姓的呼声，或者是听到了，也认为是个别现象，不是迫切需要改变的问题，再加上地方官的极力掩饰，有改革决定权的上层，就不会有积极改变的热心，只会以“唯稳”的心态消极处理改革的问题。

 

　　如果地方官首先要照顾下边百姓的情绪，百姓能决定他们的乌纱帽，百姓可以借助自由的媒体监督地方官，地方官就不敢做“土皇帝”，他们就会积极上向汇报百姓的诉求和不满。中国由惰性体制产生的惰性改革，就会由上层“热心式”转变成由广大百姓推动下的“积极式”。所以，要改变中国改革的惰性，避免“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就必须改变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官不怕百姓的体制；要给民真正的监督权，要让民“一人有一票”。这样的制度至少要在地方上实行，先可以在县市级实行。激进的人不要有太多意见，不要过于着急，全国近3000个县市纯洁了，中国不就大变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