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对日本实施分区占领的国家，包括中国（时由中华民国代表）、美国、苏联、英国等四国。

不过，在二战血与火中形成的国际秩序并未经受住现实考验，迅速瓦解，分别形成了苏联为首的华约阵营和美国为首的北约阵营，展开了影响深远的冷战。而五个当事国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盟军中的苏联和中国由于意识形态一致成为博弈的一方，美、英、日则成为另一方。曾对日本放弃负隅顽抗、接受战败结果起到关键作用的美苏两国，在经过数十年冷战较量后，产生巨大分野，前者崛起为全球独一无二的霸权国家，后者则早已分崩离析。更令人感到历史的无常的是，中苏由结盟到反目为仇，于边境陈兵百万相抗；美日冤家则成铁杆盟友，彼此撑持和倚靠，创造了由相互敌对到同舟共进的国际关系奇迹。

在此历史进程中，全球政治版图和地缘政治格局也跌宕生变，但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逐渐主导国际秩序却是历史的大势所趋，而冷战的终结更为其扫清了关键的障碍。

对战败国日本来说，可谓败亦美国，成亦美国——没有美国，日本不会那么快服输；没有美国，也不会有今日强盛之日本。于前者而言，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冲破了日本朝野的心理防线，直接促成了日本裕仁天皇发表《终战诏书》；于后者而言，战后一段时间以后美国取得单方面占领日本的地位，从而有机会按照自身模式，全方位对日本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进行变革，造就了日本的民主体制，促成其制订了《和平宪法》，并将其置于自身的军事保护之下，而日本也借此废除军国体制，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腾飞，一度成为全球经济第二强。与此同时，日本也在“三边委员会”的协助下，逐步整合融入到西方体系中，加入七国集团可以视之为一个重要标志。

战后初期，中华民国曾是战胜国之一，参加了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冷战后，中国大陆与日本分别处于两大阵营中，成为敌对关系。在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日本较早地与中国缔结了正式外交关系，中国主动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并在改革开放中接受了日本重要援助，中日度过了一段蜜月期。89事件后，日本作为西方体系的一员，加入到制裁中国的行列，中日蜜月关系由此结束，然而，中日经贸、政治、文化交往依然密切，双方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各个层面的政治、文化交往亦十分频繁。

当历史演进到二十一世纪后，中日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双方因历史认识、领土、主权和地缘政治诸方面因素，产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分歧、矛盾、摩擦乃至冲突。它们在安倍晋三的第二任期到来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一些中国人看来，战败的日本似乎忘记了战争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对中国的发展不服气，在历史、领土、主权等问题上与中国过不去，并欲与中国在地缘政治中争雄。

中日关系的这种变化，比较重要的背景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成为西方眼中取代苏联抗衡西方体系的潜在国家，异质的中国的发展走向关乎西方的整体利益，也关乎国际关系的稳定，日本作为西方体系的重要一员，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然与西方保持一致，特别是与美国保持一致。

而另外一个重要背景是，在中国高速发展多年后，体量更加庞大——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中国的国家利益从传统的内陆向海洋延伸，更注重加强地缘政治博弈，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为争取在地缘政治中的更多话语权和游戏规则制定权，而这将打破域内原有的战略平衡，关系到区域很多国家的切身利益，包括日本的利益以及主导现存国际秩序的美国和西方的利益——外界认为，中国利益的扩张，或许将会带来它们自身利益收缩乃至受到侵犯——不管中国主观上是否有此意图。

正因如此，域内很多国家感到不安，强烈期盼美国加强在域内的存在——包括日本、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等多国都曾有此公开表态——这显示出中国在域内存在很严重的认同危机。日本与中国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系区域战略平衡的考虑，这符合日本、美国以及区内多数国家的利益诉求，因而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相反，中国则受到猜忌。这正是日本和中国“作对”的底气所在。最近东盟竭力协调和妥协，出台外长会谈的《联合公报》，对中国提出含蓄批评，并隐晦地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即是表现之一。

钓鱼岛主权之争、历史认识问题之争，都要放在以上背景上看才更清晰，也更易理解。要说到主权——美国在日本大量驻军并为其提供军事保护。从主权的角度来说，日本是没有主权的，或者说主权是不充分的。这样一个国家却与中国产生主权纠纷，值得人们深思。而从历史认识来说，作为战胜国之一、日本政治蓝图的设计者以及日本现在的实际保护国，美国应该是比中国更在意的国家。但美国却似乎并不太多在意，这同样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