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教皇方济各来到东北亚的韩国，韩国女总统朴槿惠亲到机场迎接，这是韩国总统所能给予的最高礼仪了。

教皇访问邻国，本和中国没有多少关系。但舆论场还是从中发现了丰富的新闻信息，教皇专机被允许飞越中国领空。这是过去20多年来，从来有过的---1989年，其时教皇保罗二世访问韩国时，中国不允许其专机飞越领空，教皇只好经由俄罗斯领空飞抵韩国。1995年保罗二世访问菲律宾时，中国同样拒绝他的专机取道中国领空。中国给予教皇专机飞越领空待遇，对双边关系的确是好消息，但也不必过度解读。

中国政府和梵蒂冈教廷有根深蒂固的矛盾。一者，梵蒂冈和台湾有外交关系，这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梵蒂冈不同台湾断交，中梵关系不可能正常化；二者，中国有自己的天主教爱国会并任命自己的主教。梵蒂冈要把任命权握在己手，这是中国和教廷的结构性矛盾。

教皇方济各治下，中梵关系能否正常化，是颇具意味的命题。上帝和中国同在，不仅是宗教问题，还牵涉到两个文明、两种政治体系的博弈。

中国是世俗国家，儒教文明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外来宗教还是本土宗教，都要为现实政治服务，即宗教只是政治的附庸。所以，像外来佛教，在中国扎根就要本地化，即儒、释、道“三教合流”，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生存哲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基督教文明的特点是传教士为代表的福音传达，或者说是把上帝信仰覆盖全球。这种传教，既有上帝信仰的笃定坚持，又有上帝在人间代表如教廷的政治魅影。基督教的传教特点，不是融合而是覆盖。

基督教在中国，唐以前就有传教士来到中国，但影响几可忽略不计。唐朝开明开放，景教（聂斯托利派）、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有所发展。但这两个教派，被西方天主教视为异端，因而并非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元明时代，罗马教廷才派出传教士对中国传教，但传教士神圣的神圣使命，不是变成了对中国风物的赞美（如马可波罗游记）；就是对中国宫廷文化、官僚制度和士大夫志趣的体认，真心融入才能换来某种程度的认可（如利玛窦）---这种体认一直延续到康雍乾时代，西方传教者反而成为中国宫廷的技术官僚。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悄然变化为被中国官僚文化的俘虏。

鸦片战争后，天主教靠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异化为倨傲的文明灌输和文化侵略。大批建起来了，信众也多了起来，但传教士和中国人的矛盾也激化了。在中国人看来，教堂和教士成为文化侵略和欺压地方的“毒瘤”--1870年天津教案后，隔年总理衙门出台《传教章程》，期望规范传教士行为，但遭到各国反对。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天主教会在中国固然办了很多学校和医院，做了很多善事，但也成了文化侵略的载体，天主教在中国，既有精英信众，反对者更多。由于天主教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冲突，1949年后，梵蒂冈和新生政权绝裂，1951年选择和台湾建交。

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尚经过多次惨烈的变革，整个西方的历史一直贯穿着国王与教皇的权力之争。在异质化的东方文明古国，基督教文明在中国基本维系着这样的逻辑铁律，中国强盛，基督教必须学会中国式谦卑，才能获得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有限度的认可。

不幸的是，现在中国正处于这样的强盛期。但是，梵蒂冈的意识形态，还沿袭着固有的倨傲惯性。温和的方济各教皇要实现中梵关系的正常化，必须要在制约双边关系的“一国”和“教权”上作出让步。对梵蒂冈而言，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容易，承认中国教区的“教权自主”则是最大难题。否则，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可能学习中国，向教皇要权。没有全球教会主导权，教皇只是梵蒂冈的一位普通主教，这位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能做到吗？

中国可以不要上帝，梵蒂冈离开上帝什么都不是。上帝和中国，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是现实语境下的文明冲突和政治博弈。和中国同属于儒教文明和汉字文化圈的韩国，可以对教皇膜拜有加，但半岛对面的朝鲜却以火箭弹来迎接方济各。在东方，方济各的上帝不是万能的。（本文观点不代表署名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