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尔克孜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柯尔克孜先民就游牧生息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从汉代至隋朝这一历史时段,游牧和渔猎是其主要的生产活动,伴之一定的农业和手工业。由于柯尔克孜人还从事狩猎业,因而发展了柯尔克孜族特有的“猎鹰”技术,但是在当地牧民经济生活中实际价值不大。柯尔克孜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如牧民的铁器加工、日用零售等,始终伴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而展开。它们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与游牧文化一样,理所当然地成为柯尔克孜人草原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纵观整个柯尔克孜族的经济文化,其基础基本上是围绕畜牧进行的,无论是商业、手工业和建筑业,还是各种艺术创造,无不适宜于畜牧经济发展和游牧生活的背景,始终散发着浓郁的草原气息。依据有关文献史籍记载,早在秦汉时期,该民族的祖先就已为中原汉民族所熟悉。譬如,汉文史籍《史记》就称柯尔克孜先民为“鬲昆”,后来又称为“隔昆”,到汉魏时期使用得最多的是“坚昆”。从南北朝至隋朝时期,汉文史籍又将其译作“结骨”、“契骨”、“纥骨”等。唐朝时期有时沿用“坚昆”,有时又称作“纥里迄斯”,但是最流行的称谓却是“黠戛斯”。到了宋、辽、金时期,则以“辖戛斯”、“黠戛司”、“纥里迄斯”称之。蒙元时期,一般习惯于称之为“吉利吉思”、“乞儿吉思”、“乞里乞思”、“乞咬契”、“怯里吉思”等。所有这些称谓不一而足,都只是为了表明“柯尔克孜”在清代以前各个时段的不同译音而已。到了清朝时期,柯尔克孜族在我国历史文献记载中被称之为“布鲁特”,就连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有时也采用“布鲁特”这一名称来叙事。“布鲁特”原系准噶尔蒙古对柯尔克孜族的称呼,后来为满、汉等民族沿用。关于“布鲁特”的起源和含义问题,我国史学界尚存争议,有的认为是“高山牧人”的意思。“布鲁特”这一称呼从清朝一直使用到民国时期,直到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经盛世才统治时期的新疆省政府决定,以“柯尔克孜”作为该民族的正式汉文公文译名[①],以取代此前沿用了几百年的“布鲁特”一名至今,柯尔克孜族最终也由一个原始民族、古代民族发展成为现代民族。柯尔克孜族居民主要分布在新疆西部地区,绝大部分人口集中居住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境内,其余部分则分布在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克苏和喀什等地区。乌恰县是我国最西部的一个县,地处北纬39°24′—40°17′,东经73°40′—75°45′之间。如果说中国地图就是一只东方报晓的大雄鸡的话,那么,位于这只雄鸡屁股上的伊尔克什坦口岸(原称“斯姆哈纳口岸”,它是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交界的口岸,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柯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乌恰县境内),就是被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等重要新闻媒体称之为中国“每天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的地方”[②]。2004年乌恰县统计人口为46227人,其中,柯尔克孜族人口为33421人,占总人口的72.4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3人[③]。另外,在我国东北的黑龙江省富裕县,也分布有零星散居的柯尔克孜族居民。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柯尔克孜族总人口为160823人。
柯尔克孜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定含义。每一个民族的形成都与其所生息繁衍的共同地域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这个共同的地域,就是形成同一个民族的基本条件之一。依据中外史籍记载和柯尔克孜族的民间传说,“柯尔克孜”或指历史起源、或言形貌特征和生活环境。流传较为广泛的传说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柯尔乌克孜——山里的乌古孜人;柯尔奥古孜——依山傍河的人;柯尔盖孜——山里的游牧人;黠戛斯——黄头赤面(回纥人对柯克尔孜人的称呼);柯尔克孜——“四十个姑娘”[④]等等。譬如,在“四十个姑娘”的“传说”里,就生动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在一个名叫“普舍维尔”的地方,居住着沙满素尔和他的妹妹阿娜利。有一天,沙满素尔听说他的妹妹经常在天黑的时候离家外出,于是就悄悄地跟在她的后面,竟发现她走进了离普舍维尔不远的一个山洞里。于是沙满素尔也跟着进了这个山洞,他看到一群快乐的年青人正在那里玩耍。他们兄妹两人进山洞的事后来被国王知道了,国王认为这是伤风败俗的事情,于是下令将兄妹二人处以绞刑。在临死之前沙满素尔高呼:“阿娜利哈克,买娜姆哈克”(意思为“阿娜利冤枉,我冤枉”)。沙满素尔死后好像还在喊这句话,因为他们的尸体被烧成灰倒进了河里。这条河流经国王花园的水池,国王的40个女儿那天正好在池边玩耍,听到“阿娜利哈克,买娜姆哈克”的呼喊声之后,出于本能的好奇心都用手摸了水中的灰,不久这些姑娘们统统怀了孕。国王知道这件事之后,盛怒之下把40个姑娘都逐出了国界。其中,30个姑娘向右转转到山区去了,10个姑娘向左转转到农村去了。后来这40个姑娘都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其中,30个转到山区去的姑娘的后裔被称为“奥图兹·奥古尔”,他们就是后来的柯尔克孜人的右部;10个转到农村去的姑娘的后代被称为“翁·奥古尔”,他们就是柯尔克孜人的左部[⑤]。经查证在“柯尔克孜”的语言词汇里,“柯尔克”的确有“四十”的意思,“克孜”也的确有姑娘的意思[⑥]。然而“传说”终究只能是传说,并不能用来证明柯尔克孜族名称的真实含义问题。不过这些“传说”的广泛存在和传播遐迩,确实又给居住在祖国最西陲的柯尔克孜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柯尔克孜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千百年来柯尔克孜人粗狂豪放的游牧生涯,造就了以库尔干村所在地乌恰为代表的柯尔克孜人豪放爽朗的性格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柯尔克孜族居民一般逐水草而居,夏季多居住帐篷(毡房),冬季多定居在气候温暖的山谷地带,即居住在四方形的土房里。柯尔克孜族的游牧文学与音乐集中体现于史诗《玛纳斯》和乐器库姆孜琴。《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民间广为流传的一部规模宏伟、色彩瑰丽的英雄史诗。它与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萨格尔王传》并称为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玛纳斯》共分8部,21万多行,240多万字,每部都以该部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玛纳斯》主要歌颂柯尔克孜族的英雄汗王玛纳斯一家八代人,为统一分散的柯尔克孜部落并团结其他民族和部落,共同反抗异族奴役的英雄业绩。它通过对玛纳斯和他的后代子孙以及他们的亲人、战友团结一致对外反抗侵略,对内惩处叛徒、内奸以及残害人民的恶魔、贪官污吏,扶弱济贫、爱护人民的事迹描写,反映了柯尔克孜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历史和不屈精神,揭示了中世纪柯尔克孜族人的社会生活与社会风貌。《玛纳斯》不仅是柯尔克孜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堪称柯尔克孜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库姆孜琴是柯尔克孜族人民最古老、使用最广泛,也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弹拨乐器,有独奏、对奏、二重奏、合奏、伴奏多种演奏形式。它是一种全木质的乐器,长
柯尔克孜族具有鲜明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以库尔干村所在地乌恰为标志的柯尔克孜族家庭,一般都践行“一夫一妻”制。然而在柯尔克孜居民中,一般男权很大,家长在一家人当中享有绝对权威。譬如,在父子之间,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在夫妻之间,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丈夫。在老人去世丧葬的时候,一般都将尸体用白布缠头和裹全身,实行土葬并由村里的男子送葬。在柯尔克孜人的旧式婚姻关系中,带有浓厚的封建买卖婚姻色彩,订婚主要有指腹婚、幼年订婚、成年订婚三种形式。其通婚范围一般不受氏族部落的限制,在直系亲属和近亲之间原则上禁止通婚,但是也有姑表婚和姨表婚的情况发生,更有与外族通婚的现象。柯尔克孜人的妻子一般没有权利提出离婚,女子亦无财产继承权。但是,柯尔克孜族又是一个非常好宾客、重礼节的民族。譬如两个人在路上相遇,一般都要用手抚胸躬腰互相问好;凡是家里来了客人,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陌生人,一律热情款待。在柯尔克孜族居民生活中也有颇多禁忌,譬如,他们禁食猪、驴、狗肉和自死牲畜以及一切动物的血;严禁在住宅附近大小便;谈话时不能够擤鼻涕;忌讳骑快马到门口下马,认为这意味着报丧或者传达不吉利消息;最忌讳撒谎、欺骗和赌咒。他们习惯在饭前饭后洗手,而且洗手后手上的水不能乱摔,只能用布擦干。在进食的时候一般席地铺上一块餐布,无论有多少人进餐皆围坐在餐布周围,盘体而坐、共同进食,通常是毡房有多大,餐布就铺有多宽。到别人家做客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留下一点存放在碗里,不能够全部吃光喝尽,以示主人招待丰盛有余。在吃饭的时候严禁用手摸或挑食物,也不允许用鼻子嗅食物,更不能动用别人的碗勺。当客人告别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背朝门外退出。当有客人正在吃饭的时候,他人不得进屋或者进行窥探。在服饰方面他们忌穿坦露胸背的衣服,禁止穿裤衩、背心在室外活动和做客等。柯尔克孜族服饰的特点是,男子戴用皮子或者毡子制作的“高顶方形卷沿帽”或两侧有突出护耳式样的帽子,穿无领“袷袢”长衣,内着绣有花边的圆领衬衣,外束皮带且左佩小刀等物。夏天穿立领短袷袢,春秋喜穿条绒缝帛的宽脚裤;女子一般穿连衣裙外套黑色小背心,南部妇女穿“小竖领”衬衫。妇女一般习惯于包头巾,喜戴装饰品。大众饮食主要为奶制品和牛、羊、马、骆驼等肉类食榀,辅以面食。常饮牛、羊、马奶和酸奶,尤其喜欢喝茯茶。柯尔克孜族最受重视的人生礼仪,主要有诞生礼、摇篮礼、满月礼、割礼、婚礼和丧葬礼。其中,“诞生礼”在婴儿出生的当天举行,以表对新生生命的美好祝愿。“摇篮礼”在孩子出生第7天或者第9天举行,要宰牲设宴请客吃饭,规模不大且参加者多为妇女,在宴会期间一般要唱“摇篮曲”。“满月礼”同汉族的“做满月”相近。“割礼”是柯尔克孜人仅次于婚礼的重要仪式。“婚礼”是柯尔克孜人的最大礼仪,一般先在女方家里举行,然后再将新娘迎回新房,在男方家里举行更为热闹的庆典活动。“丧葬礼”现在基本上是按照伊斯兰教教规进行的。柯尔克孜族的节日有肉孜节、古尔邦节和诺鲁孜节、掉罗勃左节等节日。过节的时候男女均着新衣并以茶水、油果等互相招待。其中“努吾若孜节”是柯尔克孜族的传统节日,太阳历元月初一(即公历
库尔干村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进入快车道。库尔干村位于天山南麓与昆仑山北麓两大山系的结合部,是乌恰县老县城和现乌恰县乌鲁克恰提乡政府所在地。地理坐标北纬39°41′、东经74°20′,平均海拔
当地党政领导对深入库尔干村进行经济社发展状况调查高度重视。
调研组全体成员倾注了求真务实的踏实作风和敬业精神。自接受到库尔干村的调研任务后以及调研组出征前,调研组全体成员多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和认识,做好克服一切可预见性困难的心理准备,以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有意义的调研活动中来。在调研组负责人的带领下,调研组成员认真地研究了本次调研活动的详细计划,精心设计了本次调研活动的调研提纲以及入户调查问卷等。同时就在调研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可预见性问题,设计并做出了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在具体进行村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研的过程中,调研组全体成员始终在乌恰县人民政府、乌鲁恰提乡党委和政府,以及库尔干村党支部、村委会领导及工作人员的密切配合下,走村串巷入户调查、深入草场实地考察、召开村民座谈会、进行各类人物专访等,按照预定计划顺利地完成了全部调研任务。调研组全体成员在整个调研活动中,坚持吃住在当地政府办公地点或者库尔干村牧民的毡房里,每天晚上基本上都要召开会议,分析当天每个调研小组的访谈情况,互相交换文字材料以及通过调研得来的第一手资料,研究第二天要进行的活动安排及有关细节问题,往往不到深夜1:00钟是无法上床睡觉的。在这次深入库尔干村调研活动中,对于多数研究生来说,他们学会了进村入户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掌握了做学问必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这项基本功。参与本次调研活动及书稿撰写的成员,都是本人所指导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他们分别是博士生多鲁洪·哈地尔、王乐宇和周丽莎,以及硕士生高长文和刘璐等。在后期书稿撰写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在熟悉所有文字资料和调研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按照主编统一拟定的“写作大纲”并经主编认定后再进行写作,以求通篇体例一致、资料互相印证,防止彼此雷同和彼此相悖。在成书的过程中,每一位撰稿人自觉做到对书稿中所引用的每一个具体材料慎之又慎,对每一个数据、每一条史实都注明来源出处,通篇的数据资料力求准确无误,不出现前后不一致甚至前后矛盾的情况。
本书实行主编负责制和各章到人的目标责任制。书稿写作的具体分工情况如下:宋才发为本书主编并撰写“序”;宋才发、周丽莎负责挑选并审定本书图片及附录资料;多鲁洪·哈地尔撰写一:库尔干村概况及历史变迁,六:库尔干村的传统文化保护;王乐宇撰写二:库尔干村的农业,三:库尔干村的工商服务业,五:库尔干村的社会发展事业;高长文撰写四:库尔干村的人口与家庭;周丽莎撰写七:库尔干村的经济制度,八:库尔干村的经济政策;刘璐、高长文撰写九:库尔干村富裕家庭调查,十:库尔干村中等家庭调查,十一:库尔干村贫困家庭调查,十二:库尔干村经济管理者调查,十三:库尔干村知名人士调查,十四:库尔干村宗教人士调查,十五:库尔干村护边员调查,十六:库尔干村手工艺人调查,十七:库尔干村个体工商业者调查。多鲁洪·哈地尔博士在协助主编与调研目的地进行具体联系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沟通与协调工作;周丽莎博士在本书的统稿过程中,协助主编做了诸多具体而细致的文字修正工作,因而设多鲁洪·哈地尔博士和周丽莎博士为副主编。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咏芭蕉》诗曰:“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知。”[⑦]作为导师我为弟子们这种扎扎实实、求是创新的执著态度和敬业精神,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
是为序。
中央民族大学宋才发教授
发表于宋才发主编:《库尔干村调查(柯尔克孜族)》,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①] 买买提艾提·托乎达力编著:《中国克尔克孜族》,第20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②] 记者郝磊:《新疆送走20世纪最后一缕阳光》,《中国青年报》
[③] 买买提艾提·托乎达力编著:《中国克尔克孜族》,第27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④] 胡振华:《关于克尔克孜族的<四十个姑娘>》,第108~109页,《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3期。
[⑤] 胡振华:《关于克尔克孜族的<四十个姑娘>》,第108~109页,《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3期。
[⑥]《柯尔克孜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柯尔克孜族简史》,第19~2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