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报告亮点很多，但都归结起来就是“结构”和“改革”。
中国央行在这份报告首次对经济运行新常态进行了描述。央行将当前经济运行描述为：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速换挡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阶段，结构调整的阵痛以及调整和改革所激发的活力交织，传统增长引擎减弱与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并存，增长、就业、物价、环境等经济变量之间的匹配关系正在变化，经济运行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和新常态。这段文字总结起来，重点无非正是落在结构2字。
事实上，无论是央行日渐娴熟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分支机构常备借贷便利（SLF）运用，或者刚刚两次登场牛刀初试的“定向降准”，发力点都是在“结构”上。
显然，这一系列举措是与中国央行对经济的判断是一致的。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也是与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环境相适应的。一方面是中国存量M2/GDP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和国际比较高位，高存量货币已成为宽松政策的硬约束。另一方面，企业融资难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并将长期存在。而这也是中国央行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多措并举，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现实考量。因此，可以预期2014年下半年，货币信贷政策开闸放水的可能较小，“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主线不会动摇。
但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与“结构”同等重要的关键词是“改革”。正如中国央行所言，“融资难、融资贵”的成因非常复杂，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标本兼治。
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改革课题就是，要在中国利率市场化脚步渐行渐近的大背景下，如何在信贷利差下降趋势形成的风险偏好上升周期中，引导金融机构理性信贷投放。当然，从来不能单纯指望用社会责任去约束将追求利润为己任的商业机构。应当做的，当然还是通过改革。将刚性兑付完全打破，健全市场化出清机制，加快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退出机制，以此更为清晰地为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划清风险界限，真正定义“高风险高回报、低风险低回报”这一投资真理，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分布资金，理性追求利润，从而改善融资环境、降低融资成本，维护金融稳定。
相信这也是中国央行想做和正在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