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黄金时代唐代诗人襄阳居多

 唐朝作为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当时活跃在荆楚大地上的诗人可以说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唐代荆楚地区散文作者52人，诗人62人；出自荆襄地区的诗篇达两千多首，仅次于首都长安（见年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

 作为唐代重镇，襄阳因距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较近，俨然如同“京城后花园”。更何况从长安通向东南的驿路平线经过襄阳，导致南人到北方去，要在襄阳弃船上马；北人到南方去，要在襄阳下马登舟，故襄阳有“南船北马”之说。可以想见，在车马辐辏之地，水陆换乘之时，悲欢离合之际，容易产生诗。据清同治年间《襄阳县志》载“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商贾云集”，以至骚人墨客，纷至沓来，流连忘返。一时间襄阳享有“艳都”美誉。这些游历之人将才学和性灵凝结成一篇篇诗词，代代传唱，使襄阳成为文化高地。进而影响到襄阳并使之成为人才高地。据不完全统计，有唐一代，湖北地区中进士者总计28人，襄阳一州即达13人。

 在《全唐诗》里所收录的湖北籍诗人中，大部分是襄阳人，包括张柬之、柳浑、朱朴（三人均为唐朝宰相）、杜甫、孟浩然、皮日休、张继、张子容、杜审言、杜位、杜易简、孟简、朱放、席豫、鲍防、柳识等。著名的有初唐诗人杜审言、张柬之；盛唐诗人孟浩然、张子容、席豫等。中唐诗人张继、朱放、鲍防、柳浑等；晚唐诗人则有皮日休。其中杜审言（杜甫的祖父）是中国五言律诗的奠基人；张继是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枫桥夜泊》作者；皮日休与陆龟蒙齐名，世称“皮陆”；鲍防与谢良辅为诗友，时称“鲍谢”等等。

  尤为难得的是，襄阳本土作家中出现了家族式的作家群体，如杜审言、杜易简、杜甫一家；张柬之、张敬之、张珍一家；孟浩然、孟洗然、孟邕一家；皮日休、皮业光父子；柳识、柳浑兄弟。此外，还出现了志趣相投的诗友结成的群体，如与孟浩然相唱和的诗人有张子容、王迥、丁凤、辛之谔等等，均为襄阳本地人。

  如果说以孟浩然为首的这个诗人群体比较松散，算不上诗派的话，那么晚唐以徐商为首的诗人群体则是标准的诗派了。唐宣宗大中十年至十四年间（856—860），徐商镇襄阳，段成式、温庭筠、温庭浩、韦蟾、元繇、余知古、王传等游其幕，唱和酬答，后来段成式编辑这些唱和之作及诸人往来书札为《汉上题襟集》十卷，惜其书早佚，其诗派不为人重视。
  不能忽视的是唐时襄阳作家中还有僧侣，如法琳、善会。《全唐诗》中竟然收有一首襄阳妓女所写的诗，还有一首襄阳旅殡举人的诗。这些僧侣、妓女、无名举人的诗作历经千百年岁月的淘洗而保存至今，实属难得。所有这些都在昭示唐时襄阳人的笃学好文，襄阳文化的繁荣兴盛。诚如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的孟简在《酬施先辈》诗中写道：“襄阳才子得声多，四海皆传古镜歌。乐府正声三百首，梨园新入教青娥。”此诗真切地反映了当时襄阳文化繁荣的景象。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中寓居荆楚、游历襄阳的还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白季庚（白居易之父）、元稹、张说、陈子昂、王维、岑参、李商隐、元稹、柳宗元、杜牧、刘禹锡、韩愈、王建、钱起、温庭筠等，诗人们或为襄阳风物吸引，或被襄阳山河陶醉，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的诗篇。一时间，襄阳成了诗人们流连之地，李白的《襄阳歌》，王维的《汉江临流》，杜甫的《汉江》，白居易的《游襄阳怀孟浩然》、刘禹锡的《堤上行》、李贺的《大堤曲》、元稹的《襄阳道》、韩愈的《送李尚书赴襄阳》等数百首诗歌，尽情地讴歌襄阳的山水人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襄阳如画的山川，更有助于激发他们的才情，唤起他们内心深处的某种诗情。而他们留下了许多诗篇又成为襄阳魅力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 陈新剑《历代诗人咏襄阳》统计，从春秋到明清，咏吟襄阳的诗词多达四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