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为什么科学与工业革命没有发现在中国，以及现在中国应该信仰什么，这些命题，无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深深投入其中进行了不知道多少探索，有一些是得到收获的和真知的。
从我阅读过的资料来看，从经济学角度看得深入而杰出的人当属“林毅夫”，中国是农业国家，生产力的积累与进步来自于经验，然且西方产生了“实验室和科学”！在原始积累时期中国人多地大物博，生产力自然较高，当科学方式和实验室产生以后，效果就远远超过原始经验积累了。所以拐点发生在“R&D”。
二是从历史角度，木心曾在他的“文学回忆录”里提到“当时明朝的徐光启已经非常西化，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一起都来到了京城。很有可能触发中国的科学与西方的交融，但是遇上了严嵩父子专权和魏忠贤乱政，社会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失去了机会”。
三是要更近一点看从科学管理和生产效率来看，从管理学大师中的大师彼得德鲁克的《旁观者》的“忆恩师”中可以看到“目标导向和组织管理”思想的成熟，还有泰勒的《科学管理》和戴明的PDCA管理法，都可以看到“自律和生产效率”的结合。其实也就是源自于文艺复兴和培根科学思想体系乃至达尔文思想的出现及完善带来的新自我目标管理和效率管理。
四是回到从思想文化来看，恰好佛教传入中国并且大兴，中国社会处在了与佛教文化相融合的进程中，而非是于基督教的融合进程中。如果换作现在，拿台湾佛教慈善机构慈济来看，它就像好地融合了佛教和西方的基督教。
所以这样和那样的偶然与必然的交织中，包括中国传统的保守、实用主义、官僚主义、腐败等，没有发展出科学的学术和实用体系，没有发展出更具商业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新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的影响，正如使你我成为文字工作者而不是科学实验或商人的原因之一。
因此，用大师彼得德鲁克的好友波拉尼话说，是因为中国没产生一个新的“孔子”。
某种意义上，彼得德鲁克先生正是一位“新的孔子”。
他不断地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设定的“假设前提”是否是真的正确或者还依然存在，新的“假设前提”又应该是什么？
大师正是以这种精神，每隔二三年就全心钻入到一个社会领域深入研究，然后不断向前，向前看！
如果真要提倡一点“先信仰什么的话”，我希望是这种向前看的“信仰”，然后是由大师引领带动的“管理咨询业及企业管理”领域的全新实践！完美组织和杰出管理者的两者结合（民主与君主制的融合）。《管理的实践》、《管理：使命责任实务》、《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融合了人类的生存意志、品牌营销、管理和创造力、科学和金融，以及企业文化和社会文化及榜样杆标力量的多层合力下的科学管理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