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初，美林银行的一份报告测算，反腐至少导致中国今年经济增长减少0.6至1.5个百分点，因经济活动减少带来的损失可能会达1350亿美元，接近孟加拉的经济规模。而高端餐饮业、酒店业的凋敝直接缘于反腐，在公共舆论中更是成为共识。

中国目前的反腐恰逢经济下滑之时，反腐影响了经济增速，很自然会被各方拿来“说事”。

刚刚出炉的外贸数据也似乎佐证了这一点，中国8月份外贸数据延续“外暖内冷”的格局，海外市场持续回暖令出口同比增幅基本符合预期，而萎靡不振的内需却让进口降幅进一步放大，导致贸易顺差在7月创出单月历史新高后，8月继续刷新这一纪录并接近500亿美元。

数据显示，8月出口2,084.6亿美元；进口1,586.3亿美元，贸易顺差498.3亿美元，扩大77.8%，改写7月创下的473亿美元的单月历史纪录新高。持续刷新的巨额贸易顺差带来外汇占款加大和人民币被动升值压力，也反映中国内需疲弱背后经济增长动力的严重不足。

中国反腐确实导致两大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投资下降，二是国内最终消费率下降。这种相关性在其他国家不大可能出现，但在中国却不幸成为现实。原因再简单不过：过去十年，投资主要是政府投资，那著名的4万亿与地方债务30万亿就是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投资；另外，在国民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占比畸高。但是，这是中国经济的这种结构性缺陷也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患，反腐只是让这一脓包提前破裂而已。不反腐，这一隐患不会消失；只是因为地方自主性投资与政府消费继续支撑，脓疮继续艳如桃李。

不可否认，大刹公款吃喝风，抑制了畸形消费，从而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从经济统计的角度，国民最终消费包含两部分：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这些年中国就业形势一直不好，中低层收入增长极其缓慢，内需始终不旺，国民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么低的消费率，公款消费还占了很大比重。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消费在国民最终消费中的占比一直处于跃升状态，90年代稳定在24%-25%；2000年-2010年提高为26%-27%之间；2011年上升至28%。其中包括备受抨击的公车及吃喝玩乐旅游等公款消费，去年以来，明显受到影响。

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也受到反腐的影响。中国多年来房地产市场高度泡沫化，早已经脱离民众的真实购买力，主要依靠官员与富豪出于财产保值需要的购买力支撑。尽管官员公布财产信息迟迟未能成行，但官员们知道，这应该只是迟早的事，不少权贵都在想方设法将房地产套现，不再进场买进，因此，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也是迟早要发生的事。

当然，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靠投资和出口在拉动，国民最终消费一直增长乏力，即使是腐败最泛滥的时期，畸形消费奢侈品消费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对拉动全国内需作用并不大。至于说反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档餐饮和奢侈品消费，官场也出现了普遍的消极怠工现象，“不吃不喝不干活”，“宁可不做事，不可做错事”。但长期而言，反腐对中国经济和市场建设都有好处，因为一个腐败横行的市场肯定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

表面上看，反腐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导致某些畸形消费领域门庭冷落。不可否认，长期的公款消费对经济有一些拉动作用，但其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性、危害性更大。人们不难看到，凡是有腐败的地方，公平正义失衡，百姓利益受损，甚而激发官民矛盾，影响经济发展。

国民最终消费必须依靠大众消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才是发展经济的动力。腐败经济实际上与百姓利益水火不容，多年来由于腐败的奢侈消费，抬高了市场物价，挤压了大众消费。所谓“反腐影响经济”只是一个伪命题。腐败之下， 权贵贪官巧取豪夺、与民争利、为所欲为，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也损害了全民的利益。如果让腐败继续横行，只能延续官商勾结、市场垄断、公平缺失的格局，只能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中共十八大之后开始的反腐败运动，持续至今已近两年，从处理腐败官员的数量来看，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反腐败行动。不少官员曾经希望，当拿下几只“大老虎”之后，反腐败会放轻力度、放缓节奏，或者告一段落，让权贵们愁烦的是，时隔两年依然看不到反腐鸣锣收兵的迹象，但反腐的选择性还是很强，倒霉的都是清一色的草根阶层，这使得外界对反腐的合法性产生质疑，也令人担忧反腐能否持续下去。

反腐能否持续下去，这是社会各界普遍担忧的一个问题。人们当然希望反腐将持续整个十八大期间，甚至延续到习近平掌权的十九大，更理想的状态是，未来中国的反腐将会在建立制度与法治的基础上趋于常态化，要避免一阵风、搞运动式或选择性的反腐，必须配套多种改革措施大力推进法治建设，不能只依靠党内反腐或者中央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是要转化成法律和制度的有效规范，以及更加广泛的舆论监督和民主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