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1.丁学良：只要允许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不断出现，就会出现越来越多可供参照的经验。中国这么巨大的国家里面，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进步和发展，可以通过被动改革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的情况太复杂了，只有允许基层有创新的做法，才能产生正面、良性的影响。一个好的模式、理念能不能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下来，只有通过这个过程才能检验出来，从而产生新的、更好的做法。

苗实：需要提醒的是，基层的创新不能离开顶层设计的呼应。否则，基层再好的想法也可能刚试验不久，就胎死腹中了。

272.丁学良：中国之所以能进入世界发展主流，一方面是基于“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教训，也是因为有邓-=小-=平这样远见的领导人才能顶住各种反对意见，走出一条路来。比较奇怪的是对中国融入世界主流发展趋势不满的人，很多都是在这一进程中获利的人，这既荒唐也具讽刺意味的。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脱离过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其结果如何我们都很清楚。所以对发出这种议论的人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他们到那些自我封闭，与世界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的国家去生活几年。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但是远远没有到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地步。除了经济发展方面不能脱离主流以外，中国还应更多方面来参与世界发展的主流，在防止全球变暖、环境保护等方面为世界多做贡献。

苗实：封闭是没有出路的，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对于个人和组织这方面的痛苦教训，我深有体会。而国家方面，通过学习了解，也有所知。不过，听岁数大的人讲，改革开放前那种封闭社会很可怕，这个运动，那个斗争，人人自危，甚至出现许多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更谈不上有什么幸福了。

273.丁学良：我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讨论中国模式、不能局限在经济发展的政策层面，发展战略选择方面。要从国家政权、国民经济、民间社会三大块如何连接这个层面上来思考，全面考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界与工商界的互动，国家政权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中国模式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行政政治权威高度主导，是其显著的特点。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给一个定义的话，可以概括为小众市场经济。虽然在整个过程中，中国的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人口中小部分享有新创造财富的一大部分，私人财富越来越集中，这其实就是小众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实际上不少资深的社会经济学者认为实际的基尼系数更高，有可能已经达到了0.5。应该说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节点，亟须更新换代，要走向大众市场经济，要让市场经济的致富效应覆盖更广大的民众，让更多的普通人享有发财的，递增民间的消费能力。

苗实：丁学良先生从经济学层面把中国模式定义为小众市场经济，并希望中国进一步走向大众市场经济。可以说，这个提法既新颖，又准确，更给力。说实在话，中国当下的问题是经济有所放松，而政治还是坚持老一套，即便有变化，也是非常细微，总体说政治还是偏紧。所以政治经济有些难以匹配，是启动政治改革以顺应社会潮流的时候了。

274.丁学良：要想成功地将现有的发展模式更新换代，我们就必然要面对很多的深层次阻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但不应简单地看这个问题，而应该更中立地考察。其实我们经常提到的行业和部门利益等，都属于特殊利益集团问题。新政治经济学早就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的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也会逐步地学会如何影响该国的公共政策。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都很普遍。中国最近30年来是政治上最稳定的阶段，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中国政治机制已经制度化，重大政治活动都已经定期化。每到这些时候，民众都有很大期待，媒体也讨论会有什么重大的举措出台。但很多时候这种期待都不能得到满足。这种情况就显示了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因为具体政策涉及各方面的特殊利益，因为有利益集团的阻力，政策出台较难，也无法满足全民的期待。其实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并不是大问题。但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活动会给具体的公共政策造成负面效果，而成本是要全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担负，所以重要的是如何制约利益集团。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约束不力，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手段。但当前中国已经加入了全球化，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一般而言国际的竞争一般会压缩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干涉公共政策和发展战略的空间。所以我以为当前中国制约利益集团的路径，除了推动国内各项改革之外，切实地推动中国进入更多方面的国际竞争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苗实：如果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与政府的捆绑，那么，事情肯定就相当难办。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转型中国，政府是推动改革的核心力量。而如果政府与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那么，就需要重新剥离。说白了，这个工作的难度不亚于甚至还高于第一次启动改革。如果像姚洋教授所说的中国政府依然是中性政府，那问题就要好解决得多，而老百姓就更幸运一些。当然，我主观上更希望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但客观上极有可能已经不是中性政府了，而这恰恰是我反对姚洋教授这个中性政府的提法的原因所在。

275.苗实：华生先生认为，市场对中国发展有好处我们就用市场，私营企业有好处我们用私营企业，对外开放有好处我们用对外开放，什么有好处适合中国我们用什么。先发展先富起来比任何空话都重要，改革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我看，理是这么个理，问题是政府有时候会出现摇摆，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非常强大的时候。譬如，农村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等等，都处于半拉子状态。如果再不深化，坐失良机，恐怕有前功尽弃的危险。

276.华生：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就是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最主要就是锐气。从今天来看，可以说改革初期的锐气，那种进取性，现在是越来越差了。空话套话满天飞，行政干预越来越多，这也是和改革的核心精神相违背的。

苗实：改革没有改死，却拖死了。而中国崛起，首功在改革。如果改革死了，中国也就会半死不活，长此以往，最终也会死。

277.华生：美国的开国先贤汉密尔顿说过一句很到位的话，他说，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ZF了。如果ZF里面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宪法了。现代民主立宪制度就主要是为了建立对权力的制约。这里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苗实：人有其恶，需要治理。而治理的人有其恶，所以需要宪法。而中国当下，不是宪政，所以出现不少“恶人当道，无法无天”的丑恶现象，而其中遭殃的是勤劳善良的普通老百姓。

278.苗实：华生先生指出，中国要避免大的挫折、动荡和陷阱，执政者和社会有话语权的阶层都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机会主义，着眼于这个社会真正的问题和矛盾，坚持改革开放的多赢精神和实现社会的整体理性，中国的明天才能有希望。我认为，中国现在为发展而发展，有点偏离“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的正常轨道。譬如，国富民穷的趋势就非常显著，而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发展模式造的孽。

279.苗实：北大的国家发展研究院有两位教授，一个是林毅夫先生，另一个是姚洋先生。前者提出中国奇迹论，后者提出中国中性ZF论。说实在话，这两个提法我都不赞成。而且，从一个严肃学者的角度看，这极有可能损害他们的名声。

280.丁学良：依法管理，所用的法必须是良法。法的良性，就是能够体现公平，对社会相对来说最弱的个人或群体，能够给他们的正当利益提供保护和支持，对所有滥用权力的个人或团体能够进行有效的制衡或制裁。

苗实：我向来主张的“天下为公，私字为首”，实质上就是声张私权，约束公权。当下，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假借公权的名义，大张旗鼓地侵犯私权。

281.小约瑟夫·奈：即使排除中国发生任何重大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当前许多基于GDP增长的预测依然是过于狭隘的：他们忽视了美国的军事以及软实力优势，以及中国在亚洲内部实力平衡方面所面临的地理劣势。笔者本人的预测则是在本世纪上半叶，最可能出现的情景是中国在财富方面超过美国，但却在总体实力上屈身于美国之下。

苗实：这个判断，我认同。试想，一个国家，如果只知引进模仿和后发优势，而不知自主创新和后发劣势，最终会有什么大的前途？

282.蔡昉：说中国社会“未富先老”不可简单理解为老年人多了，需要补充人口。一般而言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伴随高速经济增长，会共同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工资上涨，也就是常说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提高，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就必然会相对弱化，这意味着产业结构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就中国的实际国情来说，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物质资本积累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有着巨大差距，因而无论是在资本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中国都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也就意味着“未富先老”的中国失去人口红利之后，经济发展可能逐渐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却短期内不能获得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从这个角度讲“未富先老”是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时期所面对的特殊挑战，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一挑战，实现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持续经济增长。

苗实：这个分析相当好，可谓切中要害。而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即过于沉迷肤浅的GDP主义，只看到膨胀的量，而看不到低劣的质。要知道，没有质的不断提高，我们的现代化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现代化，最终是无法跻身到发达国家的行列。

283.蔡昉：其实根据历史的经验，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一路凯歌前进，顺理成章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是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所以中国的情况也并不特殊，一方面是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另一方面新的比较优势尚未显示出来。对当前中国而言，既要保持支撑经济增长的现有因素，又要挖掘新因素。政策上立足在最大限度延长既有比较优势，避免休克式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迎来新的比较优势。那样的话，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宿命。

苗实：没有全面改革深化，中等收入陷阱极有可能是宿命。这就意味着，离开改革，谁都没有好下场。

284.左小蕾：最近看到一个讨论通胀上升原因的比喻，基本表述是“风筝要飞得高，需将线放长，但风筝飞得高，绝不是因为线放得长”。意思是钱多了会推高通胀，但是通胀高了绝不是钱太多的原因，所以货币政策对通胀控制没有作用。这话从字面上看有偏颇，很容易造成政策和判断误区。如改几个字，“风筝飞得高，需将线放长，但风筝飞得高，不仅因为线放得长”，就比较全面了。这个比喻背后对通胀原因的分析，应该说遵循了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和思路。一般而言，通胀的形成有两方面原因，或有总需求推动，或有总供给拉动。如果是总需求过度增长，比如投资消费增长过快，货币供应量自然也会被动增长过快，经济过热推动通胀走高。总需求推动的通胀显然与货币有关，那当然就该动用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但是如果通胀是因为石油或者大宗商品的价格高涨等成本大幅增长拉动的，则与货币并无直接关系，所以货币政策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苗实：通货膨胀，一方面有货币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供给的因素。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有效遏制。

285.蔡洪滨：中国社会在现在进入关键发展的阶段确实面临着巨大的经济转型的课题，但我觉得更大的命题是怎么转变我们的社会结构，怎么增加社会的流动性，怎样使社会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感到有机会、都有积极性，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只有这样才是一个能够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这不是道德的问题也不是哲学的问题和政治理念的问题，这是我们要摆脱中等收入陷井的一个必然。

苗实：说白了，这是一个自由平等深入扎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机会均等是一句空话。

286.蔡洪滨：什么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世界经济论坛”每年会发布一份“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其中对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即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效率驱动阶段，即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是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的阶段。

苗实：中国已经过了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还有空间，而后来这个创新驱动就是最大的瓶颈。

287.蔡洪滨：我进一步做了更为细致的一些分析。按名义汇率计算，中国2008年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年经济增长超过了8%，那么将来中国为什么不能保持8%的增速？如果以此为目标，20多年后我们人均GDP就会达到1.5万美元，基本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世界经验来看，各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20年会不会进一步增长至1.5万美元？在搜集了各国数据后，我把各国在3000美元时(即中国目前所处阶段)的各种结构和特征都放到回归中，包括前面讲的四个因素：ZF规模、收入不平等、教育水平、健康水平，还有进出口比例、投资比例、工业比例、通货膨胀、对外投资等，看这些因素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发现所有这些因素在统计上都不显著，刚才这四种因素单拿出来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把所有因素综合起来却都不显著，这说明没有任何一个经常提到的因素能够决定一国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另外，按照回归结果，我把中国当前的特征代进去，可以预测20年之后中国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的概率有多大。根据计算，这个概率有64%。当然，对这类预测我们不能太乐观、不能太当真，原因有两点，第一是我们并不知道哪些因素是因、哪些是果，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其实没有一个因素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有显著关系；第二是很多因素是内生的，取决于将来中国怎么做，而非给定当前各种特征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就已经完全确定了，这些因素跟经济增长的道路不是有完全的必然性。

苗实：蔡先生的解释有相当的科学性，自己的命运自己创造，国家也一样。如果糊里糊涂，老犯错误，那老天爷也帮不到你。

288.蔡洪滨：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看起来都很相似，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国家也是这样，幸福的国家看起来很相似，但各自的发展道路都不一样；不幸福的国家确实各有各的不幸，但不可能仅仅通过改变某一个因素就能发展成幸福的国家。既然我们看到的所有结构问题都不是特别的关键，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步入发达国家，有的国家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我们现在谈到的ZF规模、收入分配、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这些都是静态的不平等，不是最可怕的；而社会流动性低、社会结构固化才是最可怕的，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然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苗实：机会均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问题，而刘世锦先生也曾经写文章强调过。不过，我觉得首先必须得消除特权，推行宪政，这样老百姓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权利，进而在自由平等的大环境中通过自己的双手追求到自己的幸福。

289.蔡洪滨：什么叫静态的不平等和动态的不平等？举例而言，我们可以设想两个社会，第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很小，基尼系数只有0.25，但没有社会流动性，父辈富则子辈富，父辈穷则子辈穷，贫富差距会一直持续下去；第二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达到很高的0.45，但社会流动性很强，无论父辈条件怎样，年轻人都有成功的机会；那么这两个社会哪个更有活力？当然是后者。这就是静态和动态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社会流动性的定义是什么呢？它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的影响。社会流动性低，就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社会流动性高，就是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社会流动性的测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它的取值是-1到1之间；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意味着代际相关系数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是-1就代表上一代是穷人、那么下一代就变成富人，上一代是富人、那么下一代就变成穷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这样巨大的变化，很多积重难返、长期陷入贫困陷阱的国家主要就是因为长期的战乱和革命，导致了不断的代际之间的变化，所以-1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正常社会的代际相关系数都是在0和1之间，因为有各种因素影响代际之间的传承，比如基因、自然等，所以应该高于0；但如果代际相关系数趋于1，社会结构就会彻底地固化，父辈的收入、教育和地位会直接决定子辈的收入、教育和地位。为何强调社会流动的重要性？因为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调动社会上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业和创新。大家知道，进入中等收入以后是效率驱动阶段，在此阶段最核心的是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是否愿意学习、是否愿意得到教育和培训、是否愿意寻找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是最最重要的。要让所有人有这样的积极性，就一定要给他提供机会，如果没有机会人们就没有这样的积极性。因此，高社会流动性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这是最朴素的道理。理论上，有两位中外著名经济学家对此有所分析。厉以宁老师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提到体制的刚性和弹性的问题，一个社会从刚性到弹性变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就是社会有充分的流动性。在我们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科举制度是个很了不起的发明，它使得普通人愿意去读书，因为无论出身如何，只要通过读书就能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中国的封建社会有这种弹性机制的设计，保证了社会的流动性。另外，一位国外的经济学家是MIT的阿赛莫格鲁(Acemoglu)，他近期指出精英社会能实现短期的繁荣、但不能实现长期的繁荣，这主要因为它是一个低流动性的社会，精英阶层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会设置壁垒，导致人才浪费和人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精英之外人群的才能得不到利用，这是静态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之外的人群看不到机会，所以没有必要去努力，这浪费的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它会压制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积极性。以上两点是理论上中外知名学者对此的论述。

苗实：社会流动性问题，是个好问题。但是，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经济改革，从过去三十多年发展看，是有不少进步。可以说，也实现了老百姓的阶段性预期。当然，还有大量不足，以致于不少老百姓和企业家多有怨言。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小众，而不是大众，即没有实现经济增长的共享。这其中，相当令老百姓不满的是大量官员利用自己手中的国家权力去发财致富，而且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还相当普遍。所以说，只有经济改革的单方面推进显然还远远不够，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实现民主法治对政府的约束监督，力求“法无授权，政府不可为；法无禁止，百姓即可为”。

290.蔡洪滨：从理论上看，为什么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容易引起社会流动性的下降、容易使社会结构固化呢？这是由于经济从贫困陷阱跳出来之后，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层，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时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没建立起来，同时ZF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做不到公平公正，政策没有前瞻性，这导致一部分精英阶层利用不很到位的政策，使得社会难以建立起流动机制。同时因为我们刚刚成功地从要素驱动阶段走出来，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成功是因为自己了不起，但目前社会对动态的机会平等还没有文化共识，这会使得很过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社会慢慢固化，从而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苗实：在中国，要素驱动阶段，主要富了政府及相关利益人。而效率驱动阶段是向富民转化，只有到了创新驱动阶段，才会真正实现富民。所以说，从要素驱动阶段到效率驱动阶段的转化可能最艰难，因为这个阶段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进而要求政府拿自己开刀，还老百姓一片本应属于自己的蓝天，即与虎谋皮，谈何容易？我看，这个转化如果实实在在做到了，那第二个转化，即从效率驱动阶段到创新驱动阶段，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可能就不是那么艰难了。当然，实现第一个转化，我至少不敢乐观。因为，一个几乎完全利益化的政府要实现宪政，做到安分守己，难度不是一般大，可能超乎想象。

291.黄亚生：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能长期持续，并且有利于人民福利，取决于微观的条件。中国多是宏观效率带动GDP的增长，但微观效率很低。中国通过大规模增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GDP，甚至有些就是在做挖沟填沟的事情，这些在短期内可能对GDP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对长期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多少益处。因为GDP的发展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多少福利，房价那么高，通胀那么高，阻碍百姓的正常消费。

苗实：中国为什么强调宏观？因为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即政府吃肉，老百姓顶多喝汤，而这正是张维迎教授强烈呼吁埋葬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原因。所以说，中国当下最要紧的事情是要创造微观的条件，政府实行大撤退战略，让市场和企业家真正发挥作用，进而普及人民福利。

292.孙立平：在2010年，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作“狭小空间中的有限腾挪”。也就是说，由于基本的利益格局已经固化，很多既得利益都是碰不得的，因此，ZF在再分配上能够动用的资源是很有限的，有的时候甚至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进行腾挪的空间是很小的。

苗实：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因为政府既是利益主体，又是改革主体。即政府既有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又有放权让利的历史责任。可以说，这个矛盾和纠结主导中国整个局面，风险在无限放大。

293.孙立平：尽管我国目前财政收入所占比重已经不小，但在通过再分配平衡社会利益关系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大，甚至存在以再分配的方式加剧利益关系不平衡的现象。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退休金的双轨制等，都是众所周知并且是广受诟病的现象。

苗实：政府闲不住，老百姓和企业家还能做什么？可以说，政府自以为最聪明，成绩最了不起，无视甚至贬低老百姓和企业家的智慧，才是中国一切乱象的症结所在

294.孙立平：灰色收入对于拉大我国国民收入差距，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大量灰色收入的存在，不仅急剧拉大了贫富差距，而且使得通过个人收入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手段失去了效力，使得收入差距的扩大处于不可治理状态。

苗实：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如果再从我提出的新痛苦指数看，国民痛苦显著提高了。而如何降低国民痛苦，政府责无旁贷。

295.孙立平：在收入分配领域调节利益关系，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连每个社会成员真实的收入都无法掌握，能够掌握的实际上只有工薪阶层的工资单收入。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的ZF连谁是穷人谁是富人都分不清。这就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调节收入分配实际无从下手，利益关系的失衡实际上处于“不可治理状态”；二是在利用个人收入所得税杠杆调节收入分配时，往往使工薪阶层成为主要纳税人，结果不是缩小工薪阶层与富人之间的差距，而是扩大了这种差距。因此，需要规范收入分配的各个环节，使隐性的收入变成显性的收入，使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只有这样，我们调节利益关系才有起码的基础。

苗实：在收入分配领域，还是要市场唱主角来夯实初次分配，而政府顶多是个配角，去做好二次分配的工作。所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方方面面彻底恢复起来，才是重中之重。

296.孙立平：国际上的一般情况是，市场中的初次分配造成贫富差距，国家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有时ZF的再分配是扩大贫富差距的。ZF再分配的目标应当是向全体国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而不是向少数群体提供更高的福利。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上，要重视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衔接、漏洞问题。我国农民工数量庞大，劳动条件差，工作环境恶劣。早期农民工已经开始进入中老年阶段，许多人在打工时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健康情况很不乐观，社会保障要充分考虑这批人的养老和医疗问题。在这方面要特别提防在居民税负负担加重的同时，再分配调节利益关系作用得不到强化的现象出现。

苗实：农民也好，农民工也好，受尽了罪，多半是制度不到位所致。可以说，他们那么勤劳善良，更多是付出，享受最差，如此不相称，天理不容。所以，政府对不起农民和农民工，应该深刻反省。

297.王志乐：按照联合国的定义，简要地说，跨国公司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建立分支机构，由母公司统筹决策和控制，从事跨国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全球公司则是跨国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与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跨国指数(海外资产、海外销售和海外雇员与总资产、总销售和总雇员的比例)超过50%。有的公司股权也高度全球化，例如诺基亚股权中80%以上来自芬兰以外的国家。全球公司形成了全球性的发展战略、管理结构和理念文化。面对迅速形成的全球市场，一批跨国公司从过去的多国经营转向全球经营。他们或者在全球最适宜的地点设置采购中心、制造组装中心、研究开发中心，或者把价值链若干环节外包，或者通过并购，打造全球产业链。全球经营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常态。同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架构从母国为中心辐射若干国家子公司的中心辐射式的结构，转变为多中心、多结点的网络管理模式。跨国公司承担的责任也从过去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提升到强化包括股东、社会和环境责任在内的全面的公司责任。他们不仅为总部所在母国的社会和环境负责，而且也为海外子公司所在地的社会和环境负责。

苗实：在这个新世纪里，期待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进而最终成为全球公司，即在用足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同时，为中国实现“民富国强”之伟大理想提供有力保障。

298.王志乐：全球公司通过在全球布局价值链，把发达国家的技术研发成果应用于全球市场而不仅仅用于发达市场，同时把新兴国家廉价劳动力开发出来为全球市场生产。通过全球范围的整合，全球生产要素的潜在价值被开发出来，从而全球生产力被极大地释放出来。在“冷战”结束以后，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与这些全球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发挥全球公司的积极作用，促进本国经济的崛起。

苗实：只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才能为全球生产力极大释放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这样的布局也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全球人民的整体福利。

299.王志乐：中国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时期。引进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投资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而且成为中国经济管理体制和市场经营机制转型的催化剂。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球公司通过引进技术催生了中国现代产业，通过在华设立企业为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树立了标杆。作为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外商投资企业有效地促进了市场竞争和市场体系的完善。跨国公司/全球公司带来的先进理念和国际规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市场经营机制的建立。今后中国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全球公司在中国的商业行为有示范作用，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促进中国绿色崛起。

苗实：中国沉睡了多年，室内空气污浊。一旦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进来了。用物理学的概念说，这就是负熵流，有利于中国开创新局面。

300.张文魁：中国铁路系统长期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垂直领导、半军事化管理的体制。不可否认，这种体制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并不能完全理解为仅仅是有人想形成垄断、维持垄断。这个客观基础就是铁路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然垄断性。之所以说是一定程度，在经济学上，就是说成本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次可加性，但是，当条件改变时，自然垄断性就弱化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完全可以说铁路的自然垄断性大大弱化了，所以，推进铁路体制改革越来越具有可行性。传统铁路体制的好处是协调性比较强。假设计划经济的大体制真站得住脚的话，这种铁路体制还是符合大体制要求的。但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这种铁路体制的弊端尽显了。不说经营效率问题和内部腐败问题，仅就行业规模和发展速度来讲，铁路远远落后于公路、航空、水运等其他运输部门，更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迅速膨胀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完全可以说，铁路系统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几个堡垒之一。其实，这种铁路体制的弊病，早在20多年前就被认识到了。当时也有一些局部的改革尝试，如设立广深铁路公司等。十几年前，对铁路体制实施系统改革就纳入了高层的视野，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一再耽搁。本世纪初，铁路体制改革一度纳入决策日程，但由于改革太复杂，对方案本身也难以形成共识，还是搁置下来了。

苗实：一个是垄断经营，一个是宏观调控，要彻底改革。不然，民营企业发展不起来，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老是闲不住，国企也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