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地方二轮房价仍然没有回升的起色，担心的是地方政府救市展开，不走群众路线， 甚至有人断言不排除国家层面出手救市，这当中除了网络水军和占前面主导地位的房地产商的托市的作用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就是地方政府从思想懒惰、作风懒惰只想发展房地产捞好处，发展到深处就眼红群众生活，把没有把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放在首位，而是把自己及 其公务员中会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放在第一位，  只有把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摆在第一位，才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最大的推力。

众所周知，在拉动经济发展的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最终要阶层是落实到老百姓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上，仍然拘泥于一系所谓的经济理论，如果不解决老百姓的失业保障，住房问题，就把就业思路和出路还是放在房地产商，那么经济仍然没有希望，优先考虑不是房地产商，而是老百姓的利益，更不能指望富豪阶层是不会大幅度消费拉动经济的，只能考虑消费为头把力量，而不是只考虑GDP的增长，眼红群众生活水平提高。

    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认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发展，做大蛋糕，许多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问题更加频繁地冒了出来，诸如老百姓最关心的住房、医疗、教育、拆迁问题，还有政府审批制度的问题，基层民主选举中出现的问题，等等。这表明我们在缺少经验的情况下，曾经更多地关注市场经济的优点，还不可能很清楚地体会到它的弊端。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同时，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要实现改革的总目标，零打碎敲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在顶层设计上，要有一个全面的配套的改革方案，如果只是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单向突进，很难获得良好效果。三是在方法论上，特别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主要是摸规律，并且要同顶层设计结合起来。前不久制定的2014年到2020年改革举措的实施规划，等于是在顶层设计方面有了可以操作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些，都表明我们党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大大深化了，推进和领导改革的自信和能力大大增强了。唯其如此，改革新出发启动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出台了不少力度很大的举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8个月的时间里，就召开了四次会议，先后审议或通过了文化、司法、财税、户籍、央企高管薪酬、考试招生、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等方面的体制和制度改革方案。在改革的重心，即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国务院即已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632项，新设的自贸区对企业还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在社会领域，户籍制度改革开始打破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涉及到几亿人的利益。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公车改革。在党的建设方面，加大自我净化的力度，加大执行中央巡视制度的力度，并在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上有了新的构想。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体现了这轮改革新出发既全面又深化的特点，彰显了中国改革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说明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经验，提高了运用改革规律来领导和推进改革实践的能力水平。

　　中国改革是先易后难进行利益调整的过程。这轮改革新出发要突破的难关也是改革的重点，是协调利益分化，破除利益固化，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先易后难，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过程。我们把改革新出发形象比喻为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意思是这轮改革遇到的难度和复杂程度是此前没有遇到过的。所谓“攻坚”，是从难易角度讲，好改的、见效快的、利益增量式的和普遍受惠的改革，绝大多数都进行了，剩下的大多是难啃的“硬骨头”，涉及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

 

所谓“深水”，是从复杂性上讲，需要改革的内容不少涉及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根本上涉及到对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进行协调，对业已形成的利益藩篱予以破除。改革新出发，凝聚共识的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如果说改革初期的难度更多地集中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重点是突破思想上的束缚，那么中国改革新出发的难度，则更多地集中在利益调整上面。利益调整为什么是件难事？西方有一句格言说得好：“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而当今中国社会，事实上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固化的情况。所谓利益分化，是指社会群层多样化了，每个群层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即使是同一个群层，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也并不完全相同。所谓利益固化，则是指一些群体获得和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方式渠道，已经形成相应机制，甚至出现利益群层相对固化的现象。改革初期那种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深化改革必然触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某些人群的既得利益，甚至触动他们的灵魂。制定和实施一些改革措施，也常常面临两难甚至多难境地。

 房地产市场回暖对经济复苏起到打击作用？

 

    郎咸平先生在深圳演讲提出，房价上涨是银行资金大量流入虚拟经济的结果，无法解决中国经济两大顽疾：产能过剩与居民消费不足。因此，他将房价上涨视作投资环境恶化的指标。

 

    从长期来看，郎咸平先生的逻辑没错。实体经济无法吸纳我国疯狂扩张的新增信贷额，出现结构性泡沫，使资金在大宗商品、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寻求避风港，导致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先后回暖。从短期来看，郎咸平先生的结论有些吹毛求疵，在经济下滑出现不可控风险时——失业率上升到预期的两倍以上、沿海地区出口加工业折损过半——政府重拾房地产与汽车消费是不得不然的救急之举。随着一季度房地产与汽车消费的回暖，相关的钢材、水泥、装修、家电、成品油等销售额有所稳定，这对于上下游50个以上的相关产业都是福音。

 

    也许这样的结论会被人指责是只左右逢源的蝙蝠，但客观的态度就是如此，每个经济政策都应该取得长期与短期效果的平衡。经济急速下行期犹如人的大动脉被割开，此时每个大夫所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止血，而后是输血。房地产既是主要的出血口也是主要的输血口，因此政府拿房地产作为切入点顺理成章。

 

    在去年四季度房价节节下挫、房地产开发投资冻结时，各方心急如焚：一忧内需不振导致相关产业下挫，二忧房地产投资不足导致民间投资下降，政府投资独木难支，三忧房地产市场下挫引发银行坏帐率升高的连锁反应，四忧政府财税收入下降过快影响公共产品提供。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看，所有这些担忧全都不是空穴来风。

 

    反观美国同样如此，虽然源自于房地产泡沫的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大爆发，但是，为了让经济复苏，美国政府花大力气提振房地产市场的信心，除了挽救金融机构以外，降息保全房地产抵押品、降低存量房空置率与提升新屋开工数是重中之重。

 

    短期的救急之举必须有长期的考量。为什么我国房地产市场动不动需要救急，为什么我国经济动不动需要宏观调控？在上一轮经济景气周期时，房地产业高速发展直到2008年年初，政府财政收入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那时为什么没有能够落实公益型住房政策？在经济决策体制中是否出现了强大的力量，阻击我们对市场作出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一个公认的结论是，我国房地产价格过高已经影响到了商务成本，已经挤压到了其他消费需求，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百出的畸形发展导致我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始于2004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出台的政策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央行每次小幅加息都被视作通胀的信号，地方政府高价拍地乐此不疲，房地产因此更有上涨动力。那时真正有效的灭火之举是启动大规模的公益型住房建设，政府可以因此成为房地产市场最大的空头方，扑灭房地产市场的大火，同时也可以解决房地产市场抑制内需的经济顽疾，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卸下最大的炸药包。

 

    很可惜，直到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下行趋势明显，有关部门才在抢救房地产市场的同时，实质启动保障性住房战略。2008年12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措施，二套房贷松绑、营业税扩大减免范围、提供房地产并购重组金融服务等市场期待已久的政策赫然在列，还包括3年解决1000万户低收入和棚户区居民住房；允许住房公积金闲置资金用于经济适用房建设；加大部分开发项目的信贷支持；以及取消城市房地产税等。

 

    按照逆周期调控的规律，经济急速下行期政府应该做的不是启动保障型住房，而是降息、增加贷款，帮助企业度过危机。但政府在降税做多房地产市场的同时，以保障性住房充当了房地产市场的大空头。到目前为止，有关部门在房地产市场所做的基本上是火上加油、雪中减炭的工作。

 

    我们不能说政府拯救房地产市场是错误的，但我们能够说，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周期的判断基本是错误的。

 

 

 

    为今之计，为了提振内需，政府只有沿着公益性与商品住房平衡的道路走下去，这样才能在长远收到提振内需、改善结构之效，而不能因为短期压力，再次将公益性住房抛诸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