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探索，为人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这些都需要我们做扎实深入、科学求是的研究，尤其需要我们把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研究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论，探讨社会主义是怎样遭受到严重挫折的，又怎样经过各种曲折而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前进的。尤其要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中，加深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根据的了解。

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我认为第一，在研究视角上，不能就某个国家本身去孤立地研究，而要把它放到整个世界历史的长跨度、大背景中去研究，要在整体的联系上，特别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相联系中去认识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第二，在指导思想上，要用邓小平发展了的社会主义观点去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而不能从旧的观点出发去观察问题，更不能先入为主，同时还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第三，在态度上，必须实事求是。既要从历史条件出发，又不能从现在一时需要出发去评判过去几十年的是非得失，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用经典作家个别提法去剪裁现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理；要努力从无数事实中找出原因、引出教训，得出经验。

(一)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没有固定的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限于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客观条件，不可能从理论上解决经济不发达国家能否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他们曾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 ，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1]即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速度和实际进程，取决于大工业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只有大工业的高度发展，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经济不发达国家是不可能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直到晚年，当他们通过对俄国社会状况的细密分析研究之后，才认识到经济落后并不一定是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序言中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当时虽然对俄国农村公社的估计过高，但他们一般地预见到了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他们仍然坚信这些国家的革命只有同发达国家的革命融为一体，才能有胜利的希望，并没有预见到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对经济不发达国家能否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作出正确回答的是列宁。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尖锐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加剧，使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列宁依据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作出了新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像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的那样，在所有或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获得胜利，而将从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首先突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3]他认为，一定发展程度的社会化大生产是造成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力量的前提，但这个一定程度并没有具体的数量界限的规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也决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国际条件等各种因素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的结果，经济发展进程不可能始终都同革命发展进程成正比。如果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具备一定的发展程度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前提下，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诸多因素以及国际条件又造成了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和时机，那末完全可以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指导思想的支配下，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具体组织下，俄国无产阶级行动起来，终于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这个在落后国家取得的胜利，也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很快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起连锁反应，而恰恰在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获得成功。这一点不仅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恰好证明了列宁的一个科学论断：“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4]当俄国的这种革命转向东方国家的时候，“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5]这个理论突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胜利和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带有极大的开拓性、探索性。本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肇始于苏俄。不发达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十革命胜利后提出的崭新课题。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率领苏俄人民，自1918年初春，破天荒地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探索性实践。从1921年开始，列宁放弃了多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产生并逐步形成了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预言那样的简单结论，而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反复实践的过程。列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是实在的，他认为当时国际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国内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就是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采取新经济政策发展经济建设事业，使俄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俄国一国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对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预测。这个理论犹如茫茫大海上的一座灯塔，它给俄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激发了俄国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勇气，同时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因而它往往是“开头容易，继续困难”，势必加大探索的复杂程度和难度。

社会主义建设不应存在固定的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有这样一种简单的想法：以为按着某个固定的模式就可以使社会主义达到完美无瑕的理想境界。其实，这是十分幼稚可笑的。社会主义的最终建成，只能依靠各国人民群众创造性的实践去实现，而绝对不可能靠“引进”什么模式，或者“输出”什么模式去实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就不承认有固定的模式。恩格斯曾批判过自视为社会主义行家兼社会主义改革家的杜林的“世界模式论”，说杜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先验的模式”。列宁则更明确地说过：“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各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6]他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譬如，1921年联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改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便慎重地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7]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模式”，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反复证明，“模式化”是行不通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曾经出现过“苏联模式”。在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开头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纯处于一种开拓性的探索。1927年以后，由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加之苏联国内落后的经济条件、思想文化传统等等原因，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人在工业化的道路上逐渐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形成了一种稳定性较强的建设与发展的模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苏联模式”，有时亦称为“社会主义建设传统模式”。它定型于斯大林时期(以1936年宣布苏联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为标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被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它的弊端是随着社会主义在多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深入，才逐步显露出来的。这种高度集中化和高度行政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巩固为前提，追求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并以排斥商品经济属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保障。具体地说，在经济上它实行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农业集体所有制为基本结构的经济制度，国家高度集中了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的决策权限，一切经济领域均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计划由国家计划机关统一规定，一经最高苏维埃通过，就成为指令性计划乃至法律。同时，国家财政统收统支，价格实行高度的集中管理。在政治上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发展苏维埃民主，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领导干部实行委任制和实质上的终身制。在思想文化上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注意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但它倡导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迷信和推崇个人崇拜。这种模式的历史作用自5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衰竭，到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这个僵硬的模式走进了死胡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对苏联模式应该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我认为宜把它放到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中作为一种最早的探索加以总结和研究。苏联在30年代向全世界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尽管过早了一些)，但在当时的整个世界所引起的震动，不亚于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威慑力，因为它向全世界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它仅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无到有的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对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和国防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重工业部门；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农业的机械化程度在主要农业劳动上也高达80—90％以上。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对外经济的依赖，使苏联成为社会主义的坚强堡垒，在取得反法西斯主义的卫国战争胜利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和促进了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各国建立初期，还曾促进了工农政权的巩固，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1956年毛泽东就曾对此作过评析：“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8]我认为毛泽东的这个评析，在今天仍不失为我们研究和评价“苏联模式”的一个方法论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诸多失误，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却是共同的。苏联模式之所以在国际上造成广泛的影响，当时世界上公认为共产党执政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因缺乏自己独立的建设经验而自然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外，与斯大林挟共产国际权威向各国共产党强制推行苏联模式不无关系。譬如，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上的讲话中就认为：外国大多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需要向苏共学习，要在自己国家利用苏联的经验。反映在党与党的关系上，也非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斯大林长期把苏联党同其他党的关系，看作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甚至是父子党的关系，要求处处以苏联为核心、为中心，各国党的事务经常受到干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实践框架”在各国广为推行，确实暴露出了诸多缺陷：第一，在发展战略上，因过于偏重重工业和国民经济的超速发展，往往导致农轻重之间产业结构的比例失调、经济总量失衡和市场短缺；第二，在经济体制上，因实行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排斥商品经济，往往导致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僵硬化、政企职能同一化，无法协调处理好国家、地方、企业以及行业之间的利益矛盾，企业失去压力和动力；第三，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因高度集权而造成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行政事务中的官僚主义等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往往弱化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参与水平，制约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易于产生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化、凝固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以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正是这种“模式”的必然结果，根本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譬如，在波兰人民共和国，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为直接导火索，引发了波兹南事件。在骚乱中有5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几百人被捕。在匈牙利如出一辙，人民群众对以拉科西·马加什为首的党和政府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搞个人崇拜的做法极为不满，最终酿成了1956年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2.5万人葬身于动乱中，经济损失达220亿福林(相当于当时匈牙利全年国民收入的1／4)。所以，邓小平在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经验教训后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9]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用于一切社会的模式，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反复证明，“模式化”是行不通的。

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不成熟性的特点。“不发达”状态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条共同的基线。实事求是地剖析和研究不发达国家中社会主义的不成熟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索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在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任务更艰巨、更困难，需要的时间更长。一般说来，不论任何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建成社会主义都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列宁说过：“怎样想像出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不困难。这个任务也已经解决了。但是，怎样具体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新的、还没有长出来的、还没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主义，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10]因此，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本国“不发达”状态的实际情况，探索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速记记录)中说过，由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所处的条件不同，后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必然反映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列宁的这一观点在后来“共产国际纲领”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指出：“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因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不同类型和它在不同国家成熟程度的差别以及各种各样的特殊的革命条件。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道路与速度多种多样是历史的必然；决定了一些国家必然经历几个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同样也决定了一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11]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具有共性与个性的新生事物。概括地说，社会主义建设的共性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其个性(或称特殊性)则是指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及具体方法。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固有的，以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所在，并且是普遍地、自始至终地存在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中的东西。至于具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应当怎样具体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个性和特殊性，它存在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中。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它的共性与个性总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任何借口某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而否定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这在理论上表现为修正主义，在实践上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化；任何强调社会主义的共性而否定在不同国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应该有不同的方法和道路，这在理论上表现为教条主义，在实践上必然是照搬别国的模式或固守原有模式。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的共性与个性，目的在于寻找和探求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规律。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自觉创造，而广大群众的有目的的自觉活动，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许许多多的规律之上的。因此可以说，是否善于利用社会主义客观规律[12]，是能否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否顺利发展的关键。

(二)   列宁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过程。即从1917年10月革命胜利后到1921年春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1921年春到列宁逝世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先后两个时期实行了两种不同的政策，反映了两条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即前者是“直接过渡”的道路，后者为“迂回过渡”的道路。列宁坦率地承认，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做了够多的蠢事”，“这样试试，那样试试”[13]。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在俄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就如同“攀登一座还没有探测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预先试用过的东西!”[14]

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列宁于1918年3—4月间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设想未能实现，苏俄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措施概括地说就是：第一，由国家按严格的集中制管理一切工业生产，并把大中型工业以及一部分小型工业收归国有；第二，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把全部剩余产品交纳给国家；第三，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和工业品；第四，取消货币流通而代之以实物交换；第五，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使劳动军事化；等等。如何评价“战时共产主义”呢?这是一个需要继续认真探讨的问题。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曾极力歪曲“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质和作用。他们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马克思主义者有计划地推行“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把由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所造成的灾祸、经济混乱和饥荒，统统归罪为“共产主义的后果”。在当时的苏联理论界也有人另执一端，把它理想化，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对未来的预见，未来闯到现在来了。”[15]我认为，所有这些偏激的看法既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又是违背列宁本来思想的。列宁认为，在经济困难和“大难临头”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起过积极而巨大作用的。列宁后来曾风趣地说：“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他在七年中被打得遍体鳞伤，而现在，谢天谢地，他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16]之所以能够拄拐杖走动，这就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最大功劳。但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角度看，它的确有错误，特别是后期这一错误的危害性是相当严重的。他明确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的经济任务的政策。这是一种临时的办法。”[17]在他的著作中不下20多处，讲到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是错误的。因此，“战时共产主义”在实践中的效应是正负两方面兼而有之的。列宁给“战时共产主义”加上引号，就是表明这个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马克思在考察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之后，预见到生产资料一旦社会占有，整个社会生产将是有计划的。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按照这个设想在俄国进行试验。“直接过渡”时期又可分为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18年春的第一阶段，以及“战时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列宁对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概括地说，就是经过全民对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与监督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思想是这段时间里贯穿于列宁的所有讲话和文章的一条主线。应该承认，决定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有战争环境这个客观因素，同时还内蕴着列宁“直接过渡”思想的主观因素。由于这阶段的时间较短，因而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基本上只是一些设想而并未付诸实施，所以它的弊端和困难程度也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第二阶段可以说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验，尽管它不是按照事先拟好的计划实行的。但根据国防和战时供应的需要，加速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顺势”过渡的目的本身，再加上战争环境所呈现的“超常”现象，就使得1918年春形成的“直接过渡”的思想，在其第二阶段付诸全面实施成为历史的必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实质上加速了“直接过渡”的实际进程。作为“直接过渡”的尝试，“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失败的。诚如列宁所说：“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是同下层脱离的，这一政策没有造成生产力的提高”[18]。试验的结果证明，“直接过渡”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列宁指出：“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容易的任务，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19]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向实践请教，勇于承认“犯了错误”，并重新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迂回过渡道路的开辟以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为标志。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是小生产占有优势的俄国国情，切入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经济方面着眼。”[20]社会主义建设总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一定的关系”[21]。迂回过渡道路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全力抓住商业这个基本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第二，实行自由贸易的原则，国家在客观上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第三，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吸引外国的资金、先进技术和设备来充实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第四，通过合作社方式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改行迂回过渡的办法，是对“直接过渡”办法的纠正，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方针政策的转变，列宁曾形像地称它为“换过一次车”[22]。

列宁在《论粮食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论合作社》等著作中，全面系统地提出和创立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学说。新经济政策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关于在农业建设中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政策；第二，关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恢复工业建设和振兴国民经济的政策；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自由贸易和市场机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理论；第四，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学说，等等。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开端。新经济政策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找到了一个在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诚如列宁所说：“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23]他甚至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还这样的高度评价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意义：“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24]新经济政策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史上的第一次体制改革的尝试，它使经济机制的内在力量得到了解放，市场的力量也获得了解放，从根本上解放了生产力。实践证明，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不只是经济领域的一些具体改革措施，它还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完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深远历史意义就在于：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提出与实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廓清了前进的道路，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新经济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基本政策。列宁在1922年曾指出：“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25]他认为在俄国新经济政策最少要实行25年，1922年他提出的“停止退却”，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实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虽然于1925年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给新经济政策下了著名的定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26]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把新经济政策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贯彻下去，仅看成为一种临时的措施，是一种“暂时的退却”。他并于1927年12月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党提出如下任务：“扩大和巩固我们城乡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命脉，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27]自此，新经济政策的执行实际上已告终止。

(三)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对开拓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艰辛的探索。1953年毛泽东预言中国可能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些时间，可以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需要50年到75年的艰苦努力。1956年4月，他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在总结我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了要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任务和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思想。这种探索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在探索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因为前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基础，后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经验借鉴。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过了一条呈“S”形的曲折发展之路。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诺的谈话中指出：“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他的这句话形像地说明了我国所走过的路，也表明了毛泽东生前对自己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认识。从50年代中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种探索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之前，是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正确的探索时期。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创见性的理论观点：第一，提出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第二，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抄外国的经验和模式，提出按农、轻、重为序安排产业结构的思路；第三，正确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完善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任务；第四，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提出了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扩大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大限度的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否定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对于试图突破苏联模式确实具有一定的新颖度，在发展战略的方向上是正确的。但由于反右派扩大化以后，“左”的思想不断发展并占主导地位，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使这个时期的正确探索仅开了一个头，没有能够坚持和发展下去。

从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9年，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曲折发展的时期。他当时由于没有认清国内外阶级斗争状况及客观经济规律，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和他本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不适当地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从而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依据。尽管在经济建设中毛泽东根据生产力成长的实际状况，提出过将中国社会主义建成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工业化的“基本实现”；第二阶段是建成“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要求实现高度工业化)的正确理论，提出过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及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提出了社会主义要保留商品货币、要发挥它们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作用的观点，但由于“左”倾思想占支配地位，不仅政治上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在经济建设上掀起了对“反冒进”的批判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过多地宣传高指标、高速度、以钢为纲，人为地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另外，大搞“一大二公”、穷过渡，盲目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旨在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严重地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尽管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强调要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尽管他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对指导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终因指导思想发生偏差，他对错误的纠正是不彻底的和有反复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陷入误区、不成功的探索时期。他在这个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通过抓阶级斗争，不断批判右倾，来推进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所以，“文化大革命”实质上中断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必须指出，否定“文化大革命”，决不意味着应该或者可以全盘否定毛泽东。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从而也否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毛泽东生前十分希望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能像在民主革命阶段一样，对中国的新经验有所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所发展和创新。然而，客观事实表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没有形成特色，基本上未能摆脱以高度集权、高度集中、行政计划管理经济为主的苏联模式的束缚，他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失误都同斯大林的失误密切相关。譬如，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集中地体现了50年代后期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众所周知，“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为“加速发展生产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发动的。它以全民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为中心，以盲目的高速度、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特征。它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照搬苏联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从1958年8月起到1960年7月，全国城乡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组织，毛泽东把人民公社视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试图实行单一的全民公有制，取消按劳分配，消灭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阶级差别，实行人的全面发展等。可以说，“三面红旗”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实际，违背了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重大失误；也可以说他并没有真正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1966年毛泽东发表“五七指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蓝图，即主张把全国办成一个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试图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尽管这也是一种探索和尝试，但它明显地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又一大失误，就是错误地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引入党内，把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和某些具体做法上的不同意见等同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开展“反修防修”斗争，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直至中央领导核心；把阶级斗争的焦点集中到政权问题上，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就把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推到了极端。自1966年春爆发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见[28]。“大跃进”和10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思维轨迹和逻辑推理是同一的，它们都是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实际而空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错误地用“政治斗争”来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当然，在此期间我国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收回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但是，这一切决不是毛泽东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或功绩，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建设事业会取得比这大得多的成就[29]。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因此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的一大悲剧。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失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翻身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奋斗的一生。毛泽东的失误首先不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不懂，而在于他始终没有探索出把产生于西方、基于发达资本主义之上的这些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必然产物，是同我们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认识能力密切相关的。譬如，他在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正值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政策的时候，毛泽东之所以宣布新中国在外交上奉行“一边倒”(即倒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边)的路线，目的就在于寻求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加之在“一五”建设期间，也只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可供借鉴。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运用，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强调要“技术革命”，但终因没有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现实，教条主义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而错过了大发展的时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他对商品经济的理解：从动摇发展为怀疑，最后是最彻底否定。因而他强调小生产会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在经济领域，他赞成“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扩大公有制规模；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强调阶级矛盾，扩大阶级斗争。加之他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复杂和激烈程度，制定了一系列不正确的城乡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政策，从而使自己的实践犯下了严重地“左”倾错误。实事求是地说，长期处于革命和战争环境中的党和毛泽东，在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探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事业。对于毛泽东这位毕生致力于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路的先驱，我们不应该过于苛求。

(四)   邓小平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邓小平也是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曾参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探索并作出过贡献。如他在“八大”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强调革命和建设都必须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应该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扩大企业民主，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1957年3、4月间，他由太原到兰州再到西安，一路反复强调“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1962年7月他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引用四川的一句俗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说明“那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30]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吸取了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尊重历史、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基本特征看，它具有实践性、时代性、继承性、开放性和科学性的特点；它既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又阐明了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别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二，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第三，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第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第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它是立国之本。第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第八，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加强和改善领导。第九，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毛泽东探索的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完成了毛泽东后半生艰辛探索而未竟的事业。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挫折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不断地为解决实践问题而提出方针、政策、措施并进行总结概括，上升为理论的过程，可大体上划分为三个具体的发展期 ：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的萌芽期。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端点。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认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立了正确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农业政策，并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与高度的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它实际上结束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停滞不前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是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期。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郑重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1]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标志着我们已经开始寻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阐明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的战略意义，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和论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12个方面，这是对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具体化、系统化，较完整地回答了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基本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

从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到1994年《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的系统出版，是邓小平理论的成熟期。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从理论体系和具体观点上深化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十四年来经常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的认识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其突出特点和最大贡献就在于，充分肯定了这个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系统的新概括，使它初步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1993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1994年又作出了重新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系统学习《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的决定，表明党中央要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全方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如江泽民所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批同志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且能够运用这一理论去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就会大大提高”；“我们的党、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兴旺发达。”[32]

(五)   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小结

八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既从理论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从实践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丰硕成果，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代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头，都明显地从各个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1)3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在经济上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未有的严重的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恐慌。为了摆脱危机，德、意、日等国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由此通向法西斯专政和世界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恰在这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用15年时间跑完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50—100年走过的路程，一跃而为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国，人民生活稳步上升。(2)4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在军事上、政治上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苏联经受了希特勒德国的突然袭击，并迅速扭转战局，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不是偶然的：一是经过1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到此时已经拥有应付战争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如年产1830万吨钢，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大批坦克、火箭炮、装甲车、飞机、大炮等。二是代表了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能迅速动员群众起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从而使整个世界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3)在50年代上半期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次在世界规模上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战后资本主义普遍衰落，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靠“美援”过日子，经济恢复步履维艰；美国、日本经受了一次次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却欣欣向荣，经济迅速恢复，各项改造事业稳步展开，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日新月异，同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规模的竞赛中初步显示出了自己巨大的优越性。

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一诞生就以不可战胜的姿态向前发展。1937年苏联的工业产量就比1913年增长了6倍多，工业产值超过了德、英、法三国，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农业集体化的完成为农业走上机械化道路提供了条件，到1939年，基本上实现了耕种和收割的机械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1945年与1940年相比，国民收入下降17％，工业产值下降8％，农业产值下降40％。苏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付出了2000多万人的生命代价和48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战后经过五年的恢复和建设，到1950年，它的经济实力已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总和，接近美国的1／3。1953年8月试验成功了第一颗氢弹，打破了美国对原子武器的垄断[33]。1984年与1940年相比，社会总产值增长14.6倍，国民收入增长15.3倍。从整个发展速度看，前苏联超过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除日本)，如1951——1984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8.9倍，工业产值增长13倍，农业产值增长1.7倍，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8.1％和3.1％。1950年苏联国民收入仅为美国的31％，工业总产值为美国的30％。到70年代，这两项指标已分别相当于美国的67％和80％以上。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业产值仅占世界工业产值的4％，到70年代中期，苏联的工业产值已占世界工业产值的20％[34]。前苏联发展的速度和实际成效使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尽管在前苏联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举世罕见的大挫折，某些领导人做了一些有损于社会主义形象的蠢事，但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七十年仍不愧为开拓创业的七十年，是值得前苏联人民引为自豪的七十年。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四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建设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起步的。1952年我国工业的发展水平实际上还低于英国1860年、德国1890年的水平，充其量只接近俄国1910年的水平。然而，到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3万亿元，与1952年相比，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7倍，平均每年增长7.3％，其中1979——1993年改革开放时期，平均每年递增9.3％，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和地区之一。1993年与1949年相比，国民收入增长29倍，平均每年增长7.9％，现在不到一个月创造的国民收入就已相当于1949年一年国民收入。45年间我国工业生产以年平均13.8％的速度递增，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35]。从1952年到1992年，尽管人口增长了近6.08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增长了17倍。日本把社会生产总值提高1倍用了34年，韩国用了11年，而中国只用了8年(1984—1992)[36]。重点项目建设既代表着国家建设的能力，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点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共建成大中型项目5000多个，其中一批特大的骨干工程，如大庆油田、宝钢、“两弹一星”、长江葛洲坝等，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了支柱作用。中国所发生的经济变化堪称是世界经济历史中的奇迹。

前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巨大的。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农业国，人均国民收入不足200美元，到1980年达到2200美元；平均每人创造的社会产品，1950年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4％，1978年提高到136％；国民生产总值在1947—1977年间增加了4.9倍，其中工业产值增加5倍。匈牙利昔日被称为“300万乞丐之国”，到80年代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980年的国民收入同1950年相比增长了4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7倍，居民实际收入增长3倍多，人均农业产值居世界第二位。战前在欧洲称为“被人遗忘的角落”的保加利亚，到8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达3000美元，1949—1982年社会总产值增长16倍，国民收入增长12倍，居民实际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5％。前捷克斯洛伐克，二战前是东欧国家中经济较发达的国家，1948—1980年人口增长24％，但社会总产值却增长6倍多，国民收入增长5倍多，工业生产增长10.5倍，钢铁的人均产量居世界第二位。前民主德国，二战后几乎也是在废墟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业装备能力比1939年下降40％，工业生产相当于战前的10—15％，后来则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大国之一，在世界工业国家中居第12位。1980年民主德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0.4％，而国民收入却占1.5％，贸易额占1.25％，工业生产占2.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7180美元[37]。

列宁早在《我们的纲领》中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38]总结近80年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起码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现实思考：

第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不等于教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为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具体模式和现成的答案，它需要各国共产党人进行脚踏实地的开拓和创造。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个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盲目地推行或机械搬用到其他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这是最大的、也是全局性的教训。恩格斯早就告诫过人们：“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9]只有从国情实际出发，从时代特征出发，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并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等于社会主义建成。不发达国家在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不失时机地夺取全国政权，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丝毫不等于社会主义建成，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40]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落后了，建成社会主义不单纯是一个政治概念，也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和满腔热情，它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是矛盾的，这个矛盾的解决，只能靠百折不挠的建设和一点一滴的社会主义积累，“急性病”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人为地拔高现实基础更是得不偿失的。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总是大起大落，关键问题就出在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上，误以为社会主义的建成是“指日可待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也“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

第三，借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不等于可以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社会主义只能是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内部矛盾成熟的结果，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由熟悉本国历史、风俗、弱点和优势的人去做。共产国际后期的“老子党”、“大家庭分工”等等，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前苏联共产党对其他兄弟国家的干预和越俎代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1968年苏联利用“华沙条约”悍然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则更是典型的霸权主义。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不把本国的经济建设放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点上，总是寄希望于兄弟国家的无偿援助，以援助的多寡论“友谊”也是不足取的，各国革命和建设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南斯拉夫铁托在1950年曾诚恳地指出：以前我们在接受和移植苏联经验时，太缺乏批判性了。正是在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41]

综上所述，尽管自1918年春列宁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但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仍处于探索之中。总结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的国情实际相结合，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从实际出发，走适合本国建设和发展的道路，实事求是地建设社会主义。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总结和探讨本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无论对于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对于开拓未来——探索出一条适合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表于宋才发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