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29日，第十届华人海耶克（哈耶克）学会年会在台湾逢甲大学经济学系举行，哈耶克在二战结束的前一年警告大家不要牺牲自由走计划经济之路。可是还是有三分之一的人类选择了计划经济，其代价是上亿人口的死亡和不计其数的财产损失。中国是最典型的一个。
个人的自由不但能够防止因资源错配造成绝大的浪费，而且也是文化、思想、科学创新所必要。中国在硬实力方面腰杆已经硬起来了，但是在软实力方面还是一个侏儒。全世界提倡自由的诸多人物中，像贝多菲，洛克，阿玛提亚.森，等人都是外国人。中国还没有一个对自由理论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虽然也有自由的基因，但因受皇权的抵制从来没有获得发展的机会，所以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格外艰难。
----茅于轼：提高中国软实力关键在扩大个人自由
民主必须法治 自由拯救不了中国
自由概念是一个否定的概念，它如同权利概念一样，其内容纯然只是否定的。唯有监督概念才是肯定的。
所以，要提高中国软实力不能扩大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为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和侵权。只有用扩大法治对个人的监督，才能保证人身，财产和荣誉的安全。
例如，网络言论自由使辱骂和人身攻击泛滥。网管扩大了对个人的法律监督，辱骂跟帖减少了，提高了中国言论水平。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茅老对中共内战结束，外犯压境的毛泽东时代有偏见。他对“计划经济”和制定计划的个人有看法，并以饿死农民为例，否定了毛泽东个人的领导能力。
中共党史的总结与茅老的总结是有差别的。
茅老认为毛泽东侵犯了个人自由。党史认为毛泽东扩大了个人自由。毛泽东用个人自由压制了常委中的异议。
其次，计划经济是无法解释大跃进和文革失误的。因为两大运动都是违反了国家计划。尤其是扩大了个人的自由。让无政府主义全国泛滥。
一直到天安门事件发生，中国才完成了对“个人自由”的法律监督体制。
改革开放中，不是计划了500名贪官落马，而是“对个人监督”的审计失控，才产生了刘志军、薄熙来和周永康的个人自由主义膨胀。
不能说毛泽东是个人自由论者。而应该从理论上认识中共内部的自由主义思想根源。
马克思主义是个人自由主义体系，不是计划经济理论。
在国外，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创立初期，首先，巴牯宁主义就颇为猖獗。
其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根本就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各尽所能”的无计划经济。所谓“按需分配”也不是按计划分配，而是凭空臆造，无法无天，乱开空头支票。
直到美联蓄入埸，用QE计划监督中国，才使中国经济走上正轨。
哈耶克的确对妨碍资本主义的自由现象作了批判。但是，他引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例子。
不仅哈耶克，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承认马克恩主义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只有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是按上帝的计划去杀人劫富的。
西方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定为“国家资本主义”。
马克思在阶级论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在《共产党宣言》中扩大了共产党领袖的自由。
列宁利用党权杀戳了反对党，斯大林利用军权杀戳了同志。它们都不受法律监督而独裁专横了七十年。终于解体，被同党抛弃。
中国同样遭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无计划的污染。
中共能坚持到今天不散，绝不是“扩大了个人自由”，而是用清党反腐，法治了个人野心的自由。
深一层的理解可以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比苏联主义有纪律操行。
茅于轼加入西方理论讨论时，对权利和自由的认识极为浮浅。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潜移默化。不自觉中套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形而上学模式，否定一切而否定了自己的自由。
个人自由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自由，它首先是受法律监督的权利。你有权力做任何事，但是，不能伤害他人---包括反对者。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引用欧洲的学术用语时太混乱。必须先规范之后，才能引用。否则，不如用老子之道和孔子之儒论中国，可能容易上道。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邓小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他们是中国的政治活动家和具有超级个人魅力的历史英雄。而中国理论班子中还没产生超过台湾的理论写手。
台湾理论与苏联文化分手早，上美国船更早。
大陆上了前苏联的便车之后，基本上就封闭了世界知识。茅于轼的知识结构单一苏联制式。所以与美国制式相比，马克思的理论逻辑还挥之不去。
中国要么彻底批判马列斯主义，要么放弃马克思主义。否则无法走出庸俗工具形而上学的陷阱。
哲学理论无论哪一派，都有一套自己的概念和系统。
马克思虽属于黑格尔学派，但是，他创造了自己的一套概念。如唯物辩论法、唯物历史观，阶级论和阶级斗争论，政党专政和资本主义灭亡论等等。
概念是受文字限制的。
文字同源的概念互相比较能理解，中国人在西化过程中就出现了以马克思的概念系统分析世界的先验方式。即固定在阶级论的真理标准上评价对错。马克思认为无产者好，资产者鄙。中国60年洗脑的结果，便形成了新文化的断层。
港台文化没有这条断层，所以与世界接轨四通八达。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摸石头过断层，潜意识中忘不了马克思的思维方式。这才发生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一轮的文艺复兴。
时论和论坛读者云集。
其实，今天所议之事都在中国文化中有之，只不过大家崇洋媚外罢了。从孔子哲学系统中都有论述。
例如，关于中国软实力，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之第七中说：“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段论政比马克思和美国都准确精密。
社会由兵（政治）、食（经济）和民信（文化）三者构成。侧重于那一方面必需以民信的多数做决定。
民的概念是民的政治权利概念。它由“兵（政治）和食（经济）组成”，是很具体真实的结构，派生出来的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阶级和政党，都源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一万五千字的《论语》就是论述了中国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结构理论”。是人类哲学史上最早最精简的著作。比马克思主义的系统高明万倍。可与柏拉图的哲学系统媲美。
杜威说，哲学是怎样产生的呢？其根源大概是社会现象的不安定。自古传下来的思想习惯，不能维系人心的时候，哲学家们就出来批评。
改革开放的当今中国，我们不应去批评中国和美国，因为他们都勃勃生机。我们要去批评解体的社会主义。因为它过去和今天仍照造成了世界的不安定。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文化接轨后，概念必须统一。
马克思理论并不具备哲学的水平，最多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人生智慧”。用于“修身齐家”有余，”治国平天下”不足。
茅于轼提出“提高中国软实力关键在扩大个人自由”，这是马克思的理论陷阱。茅老误解了哈耶克的“自由、计划经济和奴役”的概念。
对中国而言，提高中国软实力关键在扩大对个人的法律监督。
民主必须法治，个人自由救不了中国。
修身齐家的自由必须与治国平乱的法治同时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