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苗实：中国思想史家张岂之先生称，如果说自然科学是参天大树，人文科学就是绿草，不起眼，却不可缺少。正如清代诗人张维屏的诗句，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可以说，张老先生的看法不无道理。不过，文理难分伯仲，就像在经济学当中。
662.苗实：张岂之老先生说，一个学者如果不为民说真话，说实话，不了解现实情况，那是不好的。胸中要有全局，做学问才能有时代感。确实，正如张老所言，说真话说实话是学者不可或缺的优秀品质。而且，作品要体现时代，不能闭门造车。
663.苗实：张岂之老先生指出，在人文科学方面真有成就的人，必定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人，直搞得遍体鳞伤，庶几有成。这一“苦课”，对一生都会有用。要我说，张老这句话道出了为学的本质。如果没有吃苦精神，学问做不出来。
664.苗实：张岂之先生的恩师侯外庐老先生说，我从事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荒人一样乐此不疲。我认为，侯老说得非常对，无论做什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且，如果能够把兴趣发展为志趣，自然就会渐入佳境。
665.苗实：做学问，就是六个字，学道守道弘道。可以说，学道是一辈子的大事情，而守道弘道是后半辈子的大事情。首先，受尽千辛万苦，才能谈得上学道。随后，才能守道弘道。譬如，学习研究经济学，第一步熟读经典，第二步拜访名师，第三步著书立说，第四步出谋划策。其中，第一二步是学道，而第三四步是守道弘道。
666.苗实：习李时代，最大的任务之一就是解决农民工变市民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真正办好了，三农问题就会越来越容易处理。现在的情况是，农民工在城市干了二三十年，到老了仍然被无情地抛回农村，根本分享不到自己曾经奉献过的城市的发展成果。所以说，这很不公平。当然了，这个事情要办好，就要深化配套改革。
667.苗实：诺奖经济学得主罗伯特·席勒先生指出，也许有一天，对非理性的更广泛定义将与理性的某个定义趋于一致，并对真正的人类行为做出解释。我打赌，真正的进展将来自经济学之外——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来自信息科学和计算机工程。可以说，我认同席勒先生的这个观点。本来，人类行为就是既有理性，也有非理性。而且，非理性未必就导致错误的结果。譬如，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中国就是至理名言。
668.苗实：央行副行长易纲先生在华盛顿一次讨论会上表示，中国目前利率市场化条件不具备。地方政府没有预算方面的束缚，趋向于任意借贷，无视利率水平。即使利率非常高，它们仍能借贷，这意味着中国在利率市场化方面还没有准备好。我认为，易先生是讳疾忌医。既然明明知道地方政府没有硬预算约束，为什么还要放贷？而且，政府就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为什么要与企业抢饭碗而大搞投资呢？所以说，要治政府这个病，恰恰要尽快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669.苗实：苗实（原名张春田，字苗实，号道邻），知名学者，独立经济学家，PEI三论奠基人，国家转型研究院（筹）院长，人大经济论坛巨擘级原创会员，中国经济学界的菩提达摩。1980年9月—1996年7月，在农村中小学念书；1996年9月—2001年7月，在宝鸡文理学院攻读理论物理；2001年8月—2013年7月，在民间智库国家转型研究院（筹）从事经济研究；2013年8月至今，在西北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白永秀教授，并担任陕西永秀经济管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在新三元悖论(P).大小经济学(E)和新痛苦指数(I)等三个理论探索领域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对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宏观三农与区域问题有长期研究，著有《中国经济如是说》.《中国经济研究浅谈》.《人生经济沉思录》.《苗实不惑年文集》和《苗实甲午自选集》，均可在苗实新浪博客下载。经相关统计，苗实自发表文章以来的多部系列作品目前为止已经有8666人次下载，网络关注度1000多万人次，收到回复6万多人次，专门评论文章27人次。[注]新三元悖论的提出时间是2009年9月，大小经济学的提出时间是2010年1月，新痛苦指数的提出时间是2010年6月。荣幸之至的是，这三大经济理论创见在中国经济理论素养最高的论坛人大经济论坛获得持续探讨达五年（即2009-2014）之久。
670.苗实：制度不对，人就是奴隶，这个社会就是奴隶社会；制度对了，人才能成为人，这个社会才是正常社会。譬如，中国的农民就是奴隶，他们头上有三座大山，分别是万恶的土地制度.万恶的户籍制度和万恶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更为可悲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自己被奴役被压迫。客观地说，大多数农民走出农村，不种地，解救自身的同时，还解救了整个中国。所以，中国太需要启蒙了。如果农民真正觉醒了，整个社会才能进步。甚至可以说，推倒三座大山，是中国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枢纽。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农民都不能解救，就不是正常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现代化，进而民族复兴？？
671.苗实：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继忠先生认为，国有企业违背了市场经济单一的要求，而市场经济的企业只有一个单一的盈利目标，这是投资者最原始的动力，也是资源配置形成价格的最原始动力。但是，国有企业不是单一的目标，是多元目标，比如宏观调控目标，就业的目标，安定团结的目标等等。正因为国有企业不是单纯的以盈利为目标，而这种目标必然是和市场经济的目标相悖，所以不管国有企业无论现在发挥什么作用，从长期改革来看，国有企业应该可能会从市场中消失。可以说，我赞同黄先生的主张。本来，企业就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且，这是与生俱来的神圣使命。至于某些目标，那是政府的责任，与企业无关。
672.苗实：在大多数人看来，经济学是如今中国社会的一门“显学”，知名的经济学者不仅名利双收，还能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这种观点，龚六堂先生给出的回应却是——痴心妄想。“全世界研究经济学的有多少人？谁能够影响经济政策？研究经济学的真正意义在于：第一，享受学习的这个过程。第二，可以把很多别人没有看清楚的问题看清楚，自己心里舒服。”要我说，龚先生还是讲了句大实话。客观上，经济学者对经济政策充其量有间接影响。
673.苗实：龚六堂先生指出，宏观中的方法和思想的关系问题，这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学中的问题，也是这个经济学中的问题。在经济学中，经济学思想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掌握好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也是不可能解决的。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可能比较强调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对于中国学者来讲，在方法上有所突破比思想上有所突破来的容易一些。可以说，我赞同龚先生的看法。不过，方法的突破对一个文科生而言，极有可能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特别是中国，经济学学习者大多是文科生。
674.苗实：（1）龚六堂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本身就不应该存在差异。无论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还是经济理论问题，不仅有中国的经济学家研究，西方也有大量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些问题。之所以造成前一些年的中外经济学研究的差异，主要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我想，只要研究方法一致，中外经济学就不存在差异。的确，龚先生说的是正理。现在，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上方法有点落后。（2）龚六堂先生称，在广泛的引入数学工具以后，经济学已经可以称的上一种科学了。如果按我的观点，数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只有虔诚的天才才能研究数学，这也是我为什么转来学经济学的原因。国内学者认为经济学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我比较认同。一般的，我们研究经济学问题，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从现实出发，这一点很难，需要很强的经济学洞察力；另一方面，就是从别人的论文中寻找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看来，龚先生对经济学是科学既有所认可，又有所保留。同时，他给出了经济研究的两个出发点，很有指导性。
675.苗实：有几句心里话现在想讲，那就是希望阅读我的作品的年轻朋友，尤其是有志于学术的同学，把我的文章浏览一下就行了，而重点要放在看龚六堂先生的文章和著作。我认为，经济学包括思想和方法。不仅要修炼出自己的独特思想，而且要掌握好基本的方法。也就是说，数学就是孙悟空手中的金箍棒，降妖除魔离不开。
676.苗实：回忆从2001年8月到2013年7月这十二年的闭门读书生涯，我多少还是下了一定的功夫。譬如，坐坏了两个凳子，两个大书柜里有30%左右的书都精读过，承受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孤独寂寞和社会压力，等等。可以说，我的学术功底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当然，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对中国经济研究的认识还不够。
677.苗实：PEI三论，即苗实先后提出的新三元悖论.大小经济学和新痛苦指数，其中P.E和I这三个英文字母，分别是取自新三元悖论.大小经济学和新痛苦指数各自的最后一个中文词悖论.经济学和指数所对应的每个英文单词的首个英文字母，而PEI三论又被命名为苗实三论。有资深人士认为，苗实三论是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及滕泰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齐名的中国人自己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当然，这些理论创新究竟如何，还有待实践检验或历史考察。总之一句话，有魅力的自然会显出魅力，没有魅力的就让它随风去吧。即便它们有可能随风而去，但是没关系，起码说明作者有理论创新的意识。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还是难能可贵的。客观地说，这些思想火花还不起眼，不过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或许有一天它们会成长为参天大树。更进一步讲，正因为有诸如此类的先行者不断开拓，中国理论创新的明天才会更美好。[注]新三元悖论的提出时间是2009年9月，大小经济学的提出时间是2010年1月，新痛苦指数的提出时间是2010年6月。荣幸之至的是，这三大经济理论创见在中国经济理论素养最高的论坛人大经济论坛获得持续探讨达五年（即2009-2014）之久。
678.苗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教授指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定义概念，用概念构建具有逻辑一致性的演绎体系，再用高度精致的理论体系来解释和指导现实问题。我认为，金先生道出了经济学的本质。而且，经济学就是以概念为基石来构造逻辑一致的解释体系。同时，对现实有一定的指导性。
679.苗实：过去，常听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以说，由于自己没有这个经历，所以体会不深。不过，从去年到现在企图从独立经济学家转型为区域规划师以来，我身心遭受了极大的煎熬。尽管自己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不太成功。客观上说，我的灵魂最深处依旧蕴藏着对独立经济学家的内在渴望。也许，这就是本性。毕竟，闭门读书十二年，近四年在网络上发表六十多万字的文章，已经形成了超乎寻常的路径依赖，如果要做出重大改变，其间的艰难是无法想象的。说句实话，我这一阵子在网络上没有发表文章，以致于好多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不是我本人不想改变，而是本来就无法改变。我们都明白，学者之所以为学者，就因为他有持续的学术生命，不管以什么形式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能够自由深入的思考，没有任何约束。就我的经历而言，过去四年的网络生涯就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想继续自己的网络写作，在与网民的互动交流中共同成长，尤其是人大经济论坛里那些以经济学为专业或以经济研究为职业的同学老师。当然，恩公白老先生对我相当关照，并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在这里，表示由衷地感谢。毫不讳言地说，在当下经济学界，就数他老人家最理解我，对我最好。
680.苗实：坦白讲，我个性非常强，除非自身有渴望改变的内在动力，否则任何改变都势必登天。有些人说，还是激励不够。我觉得，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客观上应该说是激励不对。也就是说，我的志趣和比较优势是中国经济评论，而这个方向上却没有给予激励。相反，我的志趣和比较优势不是咨询规划，而这个方向上却给予了激励。很显然，激励错位了。当然，如果能做到个人目标与公司目标激励兼容，那就是最理想了。不过，这个和谐的结果，现实中却是相互让步彼此融合的一个过程。还是毛泽东说得好，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小鸡，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准确地讲，中国经济评论已经深入到骨子里了，而我个人的发展必须基于这个前提，否则一事无成。
681.苗实：有人问我，您是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代表什么？重要在哪里？与茅于轼老先生有什么不同？我说，我代表的是“不畏人言，实话实说”的新生代民间学者，我重要在不左不右理性发言，与茅于轼老先生的区别是我是实践派，是稳健派，茅老是自由派，是激进派。可以说，我过去读过茅老的一些书，很受启发。不过，茅老的思想境界相当高，我作为晚辈，可望而不可及。所以，我只能选择走好自己的路。毕竟，我的学术风格是，师承多派，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自成一家，贯通西学国情，实事求是因势利导。也许，有些人国家不认可，但是人民认可，时代认可，世界认可，这就是价值所在，不可磨灭。而且，有些人局限于时代，有些人超越时代。当然，最前面一个是大的时代，后两个是小时代。或者说，一个是国际大气候，一个是国内小气候。
682.苗实：回顾过去三十三年的读书生涯，两头学得相对扎实，中间就相对弱一些。什么原因？无他，兴趣使然。也就是说，两头这二十二年学习兴趣浓，收获就大，而相反中间这十一年兴趣不浓，收获就小。甚至可以说，兴趣浓就是符合兴趣，兴趣不浓就是不符合兴趣。所以说，兴趣既是最好的老师，也符合比较优势，我深信不疑。当然，有些人的兴趣是与生俱来，有些人的兴趣是后天培养。也就是说，如果条件适合开发与生俱来的兴趣，当然最好。否则，就要后天培养兴趣，让自己得到最大的发展。而且，这个后天培养要趁早，年龄太大往往难以取得显著效果。所以说，兴趣与生俱来，条件也好，当然很幸运。但是，后天培养同样充满希望。
683.苗实：记得两年前，一网友听闻我的事迹后说，苗实先生是中国经济学界的菩提达摩。的确，菩提达摩在少林寺面壁静修了九年，而我大学毕业后亦于农舍中闭门读书十二年；菩提达摩是佛家弟子，我亦是佛家弟子；菩提达摩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亦深以为然。毫不讳言，我是甚喜佛理的经济学家。
684.苗实：与佛家结缘，可以说是1998年的事情。当时，我有个习惯就是去校外的书店看书买书。结果有一天，就遇见了济群法师的三本书，《学佛者的信念》，《心经的人生智慧》，《幸福人生的原理》。从此以后，一有空闲，就翻阅佛家的书籍。时间一长，也就自然而然认为自己是入了佛门的居家弟子，尽管略知佛学。
685.苗实：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中国政府需要明白的是，中国正在从被高度管控的经济结构转型，当你放松管控的时候，好事和坏事都会一并发生。但你若停止放松管控，将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发展利益。我认为，老先生讲得非常好，即必须深化改革，这符合中国的长远发展利益。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风险，需要加强防范。所以说，改革出现闪失并不是止步改革的理由，而应该在改革之前做好充分准备，尽量少犯错，从而把改革坚持下去，为中国未来的良性发展做好铺垫。
686.苗实：开门见山讲，就是希望下一步深化改革，能够在“做实产权，做强市场，做小政府”方面出好文章。所谓做实产权，就是土地农民化，国企民营化，银行大众化；所谓做强市场，就是要素市场化，包括劳动市场化，土地市场化，资本市场化；所谓做小政府，就是政府除了在“国防安全.法治秩序.社会保障和宏观管理”这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外，一定要厉行无为而治，坚决退出市场，规规矩矩做有限政府。其实，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减少政府干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资源自由流动，优化配置，提高效率，彰显公平，共同富裕。
687.苗实：过去三十年，是通过一项又一项的经济改革来逐步展开的，譬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民营经济发展，大大小小的经济开发区，分税制，商业银行制度，宏观管理体制，等等，我把这一时代称作“小改革时代”。未来三十年，改革的重心将转移到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等方面，而主要是政治改革，我把这一时代称作“大改革时代”。或者说，按照我的大小经济学的提法，小改革时代局限于经济系统内部，而大改革时代将拓展到经济系统以外的广阔领域。
688.苗实：根据我的新痛苦指数的提法，政府在宏观管理方面有三项重要工作要做：第一，治理通货膨胀，即降低通货膨胀率；第二，治理失业，即降低失业率；第三，治理基尼系数，即降低基尼系数。也就是说，通过这三方面的有效治理，新痛苦指数自然就会减小，以达到强化老百姓幸福感的目的。
689.苗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知名经济学家斯坦利-费舍尔教授主张，一个典型地进行改革的经济必须在六大领域作出重大变革，即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与市场改革，企业改革，贸易自由化与货币自由兑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创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和制度框架。近期，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撰文指出，中国问题在于市场太多而政府太少。我认为，他说对了一半，确实政府该做的没有做。或者说，做得很不够。但是，市场还远远没有到位。更进一步讲，中国深化改革的核心工作就是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强调法治。请注意，是法治rule of law，而不是法制rule by law。法治的要义是保护私权，限制公权。而工具性的法制是加强公权，轻视私权，与市场精神相反。
690.苗实：农村现在的情况是，子女必须缴纳保险，然后父母才能领到养老保险。而且，数额太低，每月不到百元。可以说，起不到让老年农民安享幸福晚年的实质性作用。别的不说，就拿我国台湾省来讲，在多年研拟的基础上于1995年5月正式由“立法院”通过“老农津贴条例”，规定凡65岁以上且参加农保6个月以上者，都可领取每月3000元台币的老农津贴，台湾行政院决定老农津贴于1995年7月正式发放，并分别于2000年、2006年和2007年提高到4000元、5000元和6000元。另外，[2008年]农民的丧葬补助是一次153000元台币（约3万人民帀），生育一次20400元，残废日领340元。要知道，台湾的人均收入大约只有大陆的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