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种现象，那就是民间喜欢给有“特点”的官员取绰号。

虽然绰号未必都是贬义的，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绰号还被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褒义的象征。如 “贴心人”、“公仆”等。然而，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绰号的贬义化程度已经越来越高。凡是被绰号缠身的，大多不是什么太好的官。

如刚刚落马不久的广州前市委书记万庆良就被称作“六百帝”，所谓“六百帝”，就是指万庆良自己标榜的，已经“工作20多年还没有买房，还住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的宿舍，每月交房租600元”。一名省部级干部，还住在租赁的房屋之中，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果真如此，当然是能够感动万众的“大清官”了。问题是，这名“六百帝”如今已经因为经济问题而落马了。

再如今年7月“落马”的天津市原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坊间人送绰号“武爷”。单从这个绰号来看，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名“江湖义气”极浓的官员。事实也是如此，“武爷”平时出行，总是一身便装。而前后簇拥着的则都是穿警服的警察，大有黑社会老大被警察保护的迹象。

而比喻最为形象的，则是已经被处以死刑的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这位曾被当地群众称为“曾矿长”的官员，在以纪委书记身份担任郴州市煤矿整顿小组组长时，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收受贿赂，甚至持有一些煤矿的股权。用“矿长”来形容他，可能一点也不为过。

当然，还有“推土机市长”、“拆迁县长”、“XX帝”等方面的绰号，也都是民间追加给官员政治头衔之外的“光荣称号”。而从近年来中国所有落马的官员情况来看，凡是具有响亮绰号的落马官员，其问题也都与绰号有关。也就是说，民间给官员起的绰号，就是按照他们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污点起的，是对这些官员行为的一种无声抗议、无声举报、无声投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官场，除了绰号之外，还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就是称单位一把手为“老板”。这里所说的“老板”，自然是含义十分深刻了。既包括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也包括他们在单位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说一不二的性格。因为，凡是行事低调、为人谦逊的一把手们，大多不会让下属喊“老板”的。只要被下属称之为“老板”的，可以说没有一个在单位不是横行霸道的，是将各种权力独揽一身的。

中国有专家指出，对民间出现的给官员起绰号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这是所说的重视，当然不是指不允许民间给官员起绰号，而是绰号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些绰号背后有没有出现异味和异常的东西。

以“曾矿长”的绰号为例，如果曾锦春在担任煤矿整治小组组长期间，能够清廉做官、公平公正地对煤矿进行整治，百姓还会给他取这样的绰号吗？显然，如果有关方面对官员有所了解，对民间的起绰号原因有所掌握，自然就能从绰号中嗅出异味和感到异常，就能挖掘出绰号背后的故事。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现象，绰号很大程度上就可能成为了官员的举报信，成为了官员落马的信号。即便不会因为某一绰号而落马，如果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真的尊重民意，就应当在绰号中给官员重新定位，对官员的执政行为进行客观评价，而不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只站在个人角度看问题，而不站在民众方面看问题。象“推土机市长”、“拆迁县长//”这样的绰号，绝对不是民众欢迎的。否则，民间是不会传出这样的绰号来的。

问题在于，在中国，有关方面似乎尚没有对官员的绰号引起足够的重视，更不要说绰号背后的异常了。如此一来，也就给了某些官员有机可乘的机会，甚至会将这些绰号当作是自己“能干”、“有魄力”的表现，导致在工作中可以完全置民众的利益于不顾、置经济发展规律于不顾，胡搞一起。

也许有人会说，站在法理的角度，以绰号来观察和调查一名官员的行为，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从表面看，确实如此。但是，实质上，民间给官员起绰号本身，就是某种举报行为、投诉行为。因为，在中国法制还不健全或执行还存在很大问题的大背景下，民众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向有关部门举报和投诉。如果中国的法制足够健全、执行足够有力，民众也就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对待官员了。

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有关方面能够在官员的绰号中找到产生异味的原因，也可以早些采取措施，避免问题进一步扩大。毕竟，民意不是哪个人可以左右的。既然民间共同认为某名官员可以起某种绰号，一定是有所想法的。

绰号，说到底就是一个人形象的高度概括与总结。特别是官员，是否清廉，是否执政为民，是否能够得到老百姓的信任与认可，很大程度上能够从绰号中得到体现。百姓心中的那杆称，一般是不会称错的。即便不是十分准确，也是七不离八。如果能够从官员的绰号中读出一些异味、发现一些异常、挖掘出一些故事，至少可以发挥亡羊补牢的作用。尤其是绰号太响的官员，更应当在提拔重用等方面引起关注，切不可因此而给他们更大的权力，让他们的绰号更加响亮，最终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给人民造成重大伤害。

总之，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就绰号论绰号，不能因绰号而否认官员的成绩。但是，对绰号背后的异味和故事，还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与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