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等人为何在毛晚年上不了大位？
——毛的晚年遗产与接班人的培养
一、毛的晚年忧虑与雄心
熟悉文革史的人都知道，在毛的晚年，接班人的培养是一个令他大伤脑筋的一块心病。刘少奇的打倒，林彪的叛逃，都给毛的心灵和精神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特别是曾经的亲密战友，党章钦定的接班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副统帅，一夜之间翻云覆雨成了十恶不赫的阴谋家、叛国贼，这种巨大的变故无论如何都不好向自己党内的同志交代。在周恩来告知林彪叛逃的消息后，毛只是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在一生信奉斗争哲学的毛那里，与人斗，并非总是其乐无穷。相反，它也给毛带来了诸多的忧虑和烦恼。加速的衰老与病痛，或许就是毛的不断人斗所不得不吞咽下去的一粒苦果。
在20世纪的国际政治大舞台上，毛的确都想承继着马恩列斯这些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衣钵，以红色更多的亚非拉国家。毛的雄心使他通过三个世界的划分，一方面把自己的中国革命经验更多地输送到亚非拉的兄弟国家，另一方面又在第一世界扛起了反美帝反苏修的国际共运圣战大旗。毛的这种政治雄心就是想让中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中心。
在中国的内部，为了更好地反帝防修，毛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宏大理论，并意欲通过意识形态上的思想斗争，而彻底拔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蜕变的根苗。
从思想上建党，从思想上改造，这本是毛主义中的一个极鲜明的中国特色。然而，当把它运用于毛的其乐无穷的与人斗中，其斗的绝不仅仅是人的粗鄙的肉体，也还有其内心深处的肮脏、蜕变的灵魂。
从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上看，他当时最担心党的思想变质、精神沉沦。斯大林去世后的厄运及其东欧国家的市场化冲动，使毛不得不警觉自己的中国党会不会跟风这股国际逆流而从思想灵魂上蜕变到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邪路上。毛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与信仰，使其不得不对可能异变的中国进行未雨绸缪式的自我防范。依据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揪斗党内的走资派与中国的赫鲁晓夫，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文革路线斗争中的一个最实质、最核心的内容。
二、中央文革揪斗党内老干部的实质
但在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大跃进的挫折、共产风的肆虐，也使中共党内出现了不少对毛的抱怨、批评之声。这本是党内斗争的正常声音，但毛却把它置于国际复杂背景下两大阶级、两条道路你死我活斗争的纲常之中。对中国党可能变修的风声鹤唳，对右派讥刺的风言风语，让毛迷茫了自己的阶级敌友。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政治狂热中，毛祭起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工具，以揪出党内的走资派和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中央文革小组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异军突起，使其很快成为了毛的最新最高指示的传道士和阐释者。
但也应看到，随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思想改造和阶级斗争，把一大批的党内老干部打下台去，他们之间的矛盾积怨也是越积越多，以致水火式的格格不入起来。从中央文革小组对党内走资派的揪斗上看，老干部成了他们最主要的斗争对象。同时，这种揪斗也是赤裸裸的。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在《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就是他们这种揪斗实践和极左思想的理论化的表达。这篇文章的所谓“全面专政”，其实质就是党内的老干部当作走资派，把一切反对“左倾”错误的人都当作专政对象。
由此可见，江青等人为什么要近乎疯狂地大抓阶级斗争呢？其最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也还是一个“权”字。
据“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披露，江青等人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并不是一味地要把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无休止地搞下去，他们的最终目的也还是意欲借助毛的文革而夺老干部的权，组自己的班，然后再抓生产建设。1976年3月下旬，迟群曾跑到太原铁路局搞过一次赤裸裸的煽动——“要通过批邓夺权，现在老干部大部分是代表旧事物的，能打倒打倒，不能打倒打跑，打不跑打病打伤。第一步，要夺权；第二步，反右倾，镇反；第三步，在建立新政权后，再抓生产建设。”（《人民的审判》第30、31页）迟群的这种煽动，实则就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自供状。也就是毛的晚年末期，江青、张春桥等人通过阶级斗争的黑材料，通过批林批孔批邓，通过毛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把老干部当作党内的走资派来揪斗，其实质不过是中共党内的一种权斗，一种打着两种路线、两条道路幌子的权斗，目的是打倒党内异己的老干部而在毛之后接班他的政治遗产。
所以，在毛以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依据而发动旨在揪斗党内的走资派和苏修主义者的文革运动时，江青、张春桥、陈柏达、康生等人先后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实则就是毛晚年最新路线、最高指示的中坚力量，其承继的是毛的思想衣钵，是毛的路线正统。
实际上，在对毛的晚年思想、理论、路线、决策的认同、执行上，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老干部，都显然比不过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构成的党内新生力量，他们更容易成为毛晚年文革路线的依靠力量。
三、毛晚年发动文革的目的
在毛的晚年，他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怎么反帝防修，以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推向更高更新的境界。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衣钵的承继者，毛的世界历史使命或定位于在东方的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撑起一面起典范作用的红色旗帜，以使自己的思想变得更有国际意义，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样，而具有着一种普适范围更为广阔的国际历史意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及其法国的五月风暴，就是毛主义国际化出来的杰作。毛不辞辛苦地对外输出中国的革命经验，不辞辛苦地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运动，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主义、经验国际化地生根、发芽、结果，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创无产阶级革命新纪元那样轰轰烈烈，硕果累累。
在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他死死认定的阶级敌人，既有国际范围内的美帝苏修，也有自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国式的赫鲁晓夫者。在对其一生斗争哲学的笃信中，毛是想通过与人斗的方式，在这股不信马列主义的国际逆流中，使自己的国不变色，党不变修。从这一点上看，毛的文革理论和实践不过是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复杂形势共同作用出来的东西，是毛的高度警觉的一种未雨绸缪式的自我防范。
在修正主义肆虐苏联，国际共运濒临崩溃的历史关口，毛想只手撑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并通过中国模式的榜样作用而把这面旗帜插到第三世界的更多国家。
四、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依靠力量
然而，在毛对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笃信中，他的斗争哲学、糟糕的经济挫折，以及他的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实践，也还是引起了党内的不少争议。
不容置疑的是，毛的确是想通过意识形态上的“文化大革命”来纯洁党内的马列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色。然而，当他挥旗前进的时候，党内出现了不少异己的力量，他们争吵、抱怨、抵制。真正可依靠的已不是先前与其一起革命的那些老资格的党内同志了，反倒是党内那些更年轻化、对新的事物更加热情的新生力量。毛一辈子都非常喜欢青年人的朝气和对新生事物的热情。因为这些因素使其更易于成为毛的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与周恩来、邓小平这些老资格的革命家相比，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更多被毛视作党内的新生性力量。
所以，“四人帮”的历史遗留问题，本质上不过是毛的“文化大革命”内生出来的一个特殊产物而已。
事实上，在文革的发动上，没有毛的赏识、支持和器重，在中共政治局里是不可能制造出“四人帮”这个政治怪胎的。
很显然，党内的老资格的革命同志发动不起来了，寻求新生的力量替代，这是毛的一种必然选择。不为所用，必为所弃，这也是必然的政治规律。所以，不论是先期的中央文革小组还是后来的“四人帮”怪胎，其本质不过是毛发动文革、反帝防修的一个政治工具而已。
五、毛对邓小平、江青等人的使用和爱恨
在对江青、王洪文等人的使用上，毛在运动中也是曾多次地给予公开的表扬、赞赏，甚至是越级的提拔和重用。比如，造反有理、夺权有功的王洪文，就曾在短短的几年内，从一个棉纺厂的保卫干事，平步青云，而一跃成为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在这种超乎寻常的赏识和器重中，毛实际上也在把他们当作自己身后的接班人来培养的。
在毛发现周恩来、邓小平利用自己的权力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所谓“错误”，甚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时，他则让江青、张春桥等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或警告周恩来，或再次让邓小平下台。
在毛的晚年，周恩来、邓小平对文革的修正、否定，与江青、张春桥等人对文革的持续热情，势若水火，争斗不息。这种争斗，也让毛的用人很纠结。邓小平无疑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这一点毛本人也是极力认同的，但使用起来却是很难放心。他想通过江青、王洪文等人的力量来对其进行微妙的政治平衡。其中的一个做法是：在1976年周恩来病重住院后，毛一方面重新启用邓小平接替周的国务院工作，另一方面又安排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风云中，邓小平虽然被搞得几上几下，但他对文革的抵制、修正、否定冲动，这是让毛最不能安枕的。
要知道，毛在自己晚年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住“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他的办法就是不停地通过各种政治风浪的考验来遴选自己中意的事业接班人。在接班人的培养和选拔上，毛绝对不希望中国再出现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而在身后否定自己的政治遗产。但令毛纠结难定的是人才难得的邓小平与江青等人之间无休止的党争权斗。这种无休止的党争权斗，会使他的身后安排很难盖棺定论、平稳交班。
毋容置疑的是，在毛晚年思想、事业遗产的承继上，王洪文虽然也是他极力培养的接班人之一，但对他的最后使用也不是没有保留的。特别是他与江青等人后期的做法格外引起了毛的反感和警觉，并多次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诫勉挽救。诚然，毛对江青等人赤裸裸地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的做法，比如，江青指使王洪文跑到长沙的毛那里，以小报告的形式阻止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也不留情面地对其进行了严厉、尖锐的批评。但总的来说，毛也还是基于对他们的教育、关心和爱护，是“恨铁不成钢”。
不管怎么说，毛虽然在自己的晚年末期也十分厌恶江青等人的做派，比如，1974年11月12日毛就曾直言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大多数。”但从他的教育、关心、爱护、“恨铁不成钢”等五味杂陈的情绪中，毛还是想通过党内自我批评的方式来比较温和地解决江青等人的宗派问题。在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提出了自己解决“四人帮”宗派问题的初步意见。他的意思是：“主要是自我批评，不处分任何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从毛的这段意味深长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江青等人的小宗派做法，虽有不满、反感，但也认为他们毕竟是帮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力量，因此要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解决他们身上的问题，可以慢慢来，不必着急。（同上第12、13页）
六、毛晚年的人事安排与江青等人的最后结局
邓小平虽然也被毛认为是个难得的人才，但却不可能把他遗嘱为自己身后的接班人。在毛的晚年末期，他实际上已警觉到了邓小平隐隐约约的对右倾翻案风的难以自抑及其对“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否定冲动。邓小平的人才难得，使毛对他不得不谨慎使用。但毛也看到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些新生性的力量，与自己党内老干部之间的关系已被恶化到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这种势不两立的紧张状态之中。毛也知道自己的文革骨干——江青、张春桥等人根本掌控不住那些有军有权的党内元老对其文革理论和实践的否定和翻案。因而，毛急需超脱他们之间的党争权斗，而在他们之外找到一个微妙的政治平衡手来继续自己晚年的政治遗产。这个人便是被毛称之为“你办事、我放心”的老实人华国锋。
同样有着年龄优势的王洪文，也和华国锋一样，事实上都是毛身后事业接班人的备胎。但毛为什么没有最终选择王洪文呢？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考量是为了减少党内的政治争吵以及他与党内老干部的矛盾冲突。把江青等人的中央文革力量选作自己政治遗产的接班人，这是党内众多老干部所很难接受的，势必遭到他们激烈的抵制、反对。毛是深知枪杆子的厉害的，他很可能虑及到只掌握笔杆子的江青等人很难是掌握枪杆子的老干部的对手。因而，不放心把自己身后的政治遗产交接给他们。而与其党内这种势不两立的对手均无多少矛盾积怨的华国锋，作为双方政治妥协的一个产物，则因为他的中立和置身事外而很容易被接受为毛的政治遗产接班人。这就是微妙的政治平衡术。毛通过这种政治安排，至少可以暂时性地维稳住自己的晚年末期。
从刘少奇到林彪，接班人的血雨腥风并没有阻挡住江青等人对中共最高权力的非分之想。周恩来病重期间出现的权力断档及其毛对中共权力格局的绝对掌控，使江青等人对最高权力的奢望越发蠢蠢欲动，有时更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但出于对自己人亡政息的担忧，毛依据自己的政治嗅觉和党内的斗争经验，是不大可能把自己的政治遗产交班给江青等人的。他最终选择了老实、中立的华国锋，并对江青等人的组阁、篡权作了未雨绸缪式的政治安排。毛的主要措施是在党和国家重大的人事安排上，始终不把最主要的领导权力交给江青等人。毛对江青的组阁企图，曾警告她说，中共不是夫妻党。
透过毛晚年末期的两次超乎寻常的人事安排，江青等人的组阁美梦也被其一一化为了泡影。
在1975年周恩来病重以后，江青等人以为，按照原有的顺序，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应当交由王洪文主持，而国务院则应交由张春桥主政。然而，毛却出乎意料地选择了邓小平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工作。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邓小平也再次因为右倾翻案风而又被推到了台下。正当江青等人弹冠相庆王、张应当分别主持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工作的时候，毛却又选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并兼任国务院代总理。
当张春桥望着中共中央1976年油墨未干的一号文件的人事安排时，不由得咬牙切齿地写下了自己的“二月三日有感”，以发泄自己心中的嫉愤、懊恼、沮丧、失落等五味杂陈的交织情绪。面对自己苦苦等待、奢望一久的权位又再一次地化为泡影，张春桥愤恨地写道：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
所以，在经历这两次人事安排上的重大挫折之后，江青等人本应该通过权位奢望的自抑和诚挚的自我批评来收敛自己的斗争思维和接班欲望，以求得党内的安定团结。然而，他们却听不进毛的批评教育、暗示警告，并阳奉阴违地继续着自己的党争权斗，继续着自己与党内老干部的积怨冲突，继续着自己在政治局里的张狂表演。
在党内的老干部与江青等人的尖锐冲突上，华国锋显然更青睐于把前者作为自己的政治联盟和依靠力量。华国锋的接班有着毛临终遗命的金字招牌，这是与之竞争毛晚年政治遗产继承衣钵的江青等人所无法比拟的。通过多次的试探，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许更倾向于认为，华国锋作为毛临终遗命的接班人，虽然肩负着保守毛晚年政治遗产的遗命，但与江青等人也绝不是一路人，在政治上是可以倚重的。同为毛晚年政治遗产的接班人，华国锋不可能结盟到江青等人的阵营中，而是相反，他也更倾向于联手党内的元老力量一揽子解决江青等人在政治局里的无理取闹，骄横跋扈。
要知道，不论在中央还是地方，华国锋都不能小觑江青等人的影响力。若想通过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江青等人的宗派问题，这对华国锋而言，几乎就没有多大的把握和胜算。毕竟，江青是毛的夫人，经历文革的洗礼，她不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有着自己的帮派体系和人马。若是她无理取闹起来，很难在中央全会的范围内站稳脚跟、稳住局势。用秘密抓捕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宗派问题，这是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权宜之计、无奈之举，也是江青等人在毛晚年政治遗产继承争斗中的一个逃不脱的运命。
要知道，江青等人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骨干力量，固然在毛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中，现身一线，冲锋陷阵，并多次受到毛的赏识、鼓励和赞扬，但与党内老干部的积怨纠葛，事实上也命中注定了他们在毛身后的可悲下场。党内老干部的抵制、反对，是毛无法逾越的一堵墙。在江青等人的中央文革力量受到党内老干部不停抵制、抗争的政治背景中，毛只能另外选人地把他们当作自己接班人的弃儿。毛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两次重大人事安排上，一再让江青等人的临门一脚总是踢不进自己目标的球门，这很可能就是毛的一种意味深长、难以言表的暗示。透过这种微妙的暗示，江青等人本应该识时务地自我警觉到自己一帮人接班毛晚年政治遗产的无助与无望。然而，他们不知进退的权势欲及其花岗岩般的死脑袋，硬生生地把其带到了一个政治死亡谷中而难以自拔。正是他们的不识时务、不知进退，害得他们成为了北京秦城监狱的死囚犯。
总之，江青等人在毛的晚年，上不了大位，承继不上他的衣钵，这在他们以中央文革的新生性力量走向政治前台，而与党内老干部的针锋相对、积怨冲突中，就已被预置了这种悲剧性的因果了。他们大红于毛的文革，也同样毁灭于毛的文革。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天有定数，厄运临头。这就是江青等人的政治运命。
2014年9月27日二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