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流域被历史湮没的辛亥革命先驱刘静庵
今湖北省博物馆里收藏有1979年张澈生（湖北省民政厅长张难先之子）捐赠的辛亥革命先驱刘静庵的画像。该画长120厘米，宽58厘米。1938年由画家张善子、王霞宙绘制。上有孙科、于右任、殷子衡、邹鲁、张知本、孟良佐等近30位历史名人题写像赞，如孙科题“正气长存”，于佑任题“英威不朽”；邹鲁题“浩气与山河并永”；张知本题“藏洪壮烈，温序忠纯，飒爽英姿，万古常青”；孟良佐题“觉悟真光”等。
刘静庵何许人也？
刘静庵（1875－1911）湖北潜江人。原名刘世文，又名大雄。字贞一，号静庵（一作敬安、敬庵）。1903年（光绪十九年）赴武昌以“大雄”之名加入湖北新军，次年任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黎元洪营部书记协理、书记。1904年7月参加科学补习所，10月因谋划响应长沙“华兴会”起义，事泄被逐出营（据说马队查出一封黄兴化名张守正写给刘静庵的信，信中有许多隐语，黎元洪怀疑刘静庵与革命党人有来往，于是革其军籍）。
1905年夏，刘静庵入基督教美国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在武昌青龙巷教堂内附设的阅报室（名“日知会”）任司理，并受洗入教，取教名“保罗”，同时兼任文华书院神学系汉文教习。
1906年5月刘静庵在武昌高家巷圣约瑟礼拜堂（今崇福山街41号）主持创立日知会（以日求一知、不断进取、开启民智而命名），下设干事会和评议会，刘静庵任干事会总干事。时同盟会日本东京总部遣湖北分会会长余诚抵鄂，以日知会会址为活动场所，刘遂加入同盟会。夏，法国人欧几罗奉孙中山之命考察内地党务到武汉，到武昌日知会发表了演说，因与会者鱼龙混杂，风声外播，日知会遂为清吏注目。同年12月，刘静庵与党人朱子龙等密谋响应湖南萍（乡）浏（阳）醴（陵）反清起义，不料日知会党人郭尧阶（字定庵）向清巡警道冯启钧告密，并指认刘静庵（一说刘静庵字家运；一说曾冒用刘家运之名）即湖南通缉在案的湖南会党首领刘家运。
1907年（农历丙午年）1月13日，张之洞命冯启钧、张彪率兵围搜日知会会址，刘静庵与朱子龙、胡瑛、李亚东、梁钟汉、季雨霖、张难先、刘静庵、殷子衡、吴贡三9人先后遭到逮捕，是为“日知会案”或丙午党狱。刘静庵被捕后，身受1400鞭酷刑，皮开肉绽，几次晕死，仍坚贞不屈。清吏乃伪造供词，判处死刑上报，后因圣公会主教吴德施、会长孟良佐、黄吉亭等人借助教会和外交途径大力营救，刘静庵于1909年被改判“永远监禁”。先在武昌湖北臬司狱，后转至湖北模范监狱。在狱中五年，坚贞不屈，时人称之为“铁汉”。1911年6月12日病死狱中，遗体由美教会收殓。遗有狱中病后读书日记一册，由同狱党人殷子衡收藏，至今犹存。1928年湖北省务会议议决公葬于武昌伏虎山，由张难先作墓志铭。今武昌伏虎山有刘静庵墓。墓坐西南朝东北，占地面积约70平方米，为砖石水泥结构，高约2米，呈椭圆形。墓前方有一座仿悬山式墓碑，高2.7米，上刻“刘静庵先生之墓”，四周为高1米的正方形围墙。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刘静庵是被郭尧阶当作湖南会党头目刘家运举报的，刘静庵也是被当局当作刘家运捕捉的。
有资料表明，沔阳（今仙桃市）人郭尧阶从日本回国，宋教仁致信刘静庵谓湖北党务须与其商洽。郭尧阶因欠日商4000银元债务，被追得东躲西藏，债主告到官府，夏口厅拘其兄作人质。郭尧阶无计可施，时见“鄂督张札臬司文”悬重金通缉刘家运（……刘家运、朱子龙……拿获以上各匪者，各赏银五百两），以姓同、事同、时同牵合，串通巡警道冯启钧，追到黄陂乡下胡兰亭会长姐姐家中抓捕刘静庵，诬告刘静庵即为通缉的湖南会首刘家运，骗领赏银五百两。刘静庵被捕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令按察使梁鼎芬组织会审，强迫其承认是刘家运。但刘静庵坚称自己不是刘家运。为此，身受1400鞭酷刑。后来，真正的刘家运在湖南被捕归案，递解湖北。为此《汉报》发表了题为《湘省又获刘家运》新闻:“去岁在黄陂拿获之刘家运，研讯数次，自供为刘静庵，仅认为革命党，不认为刘家运。现闻湘省又拿获一刘家运，竟孰真孰伪，将来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1908年的《南方报》指出：“鄂省官场，近接湘电，称萍醴匪首刘家运在常德牛家塘地方缉获，去岁所捕刘静庵，指为刘家运，显系邀功冒赏。”
及至真刘家运捕捉后，而假刘家运仍被关押。于是，美国圣公会吴德施主教致函湖北巡警道冯启钧，要求其放人。此时，恰逢基督教世界青年会总干事穆德博士因事路过湖北，于是吴德施赶紧请穆德去北京开展营救。同时，吴禄贞、程家柽等亦利用各自的渠道，向清庆王、肃王上条陈，建议勿杀党人。有资料说，肃亲王亲幕僚程家柽听说要将胡瑛等人判死刑的消息，假借善耆之名，给张之洞发出“关于圣公会之日知会刘静庵一案从缓办理”的函电。电报发出后，程家柽坦言向善耆请罪，善耆大怒之后默认，派刘道仁请于张之洞，减其斩决罪。改判为“永远监禁”。刘静庵最终因伤病交加病死狱中。1928年，湖北省务会议议决，将刘静庵公葬于武昌伏虎山麓，由其亲密同志张难先作墓志铭，力辩“刘静庵即刘家运”之诬。
附录：新刻烈士刘静庵先生碑阴
静庵烈士碑文刻竣后，觉有一事尤须详说者，即海内刊物多误指刘家运即刘静庵是也。此事一见于中山先生之自传，再见于刘揆一先生之黄兴纪传，其它以讹传讹者尤指不胜屈。兹事不辩，则后来几知有刘家运而侪刘静庵于乌有虚无之列，或混静庵、家运为一人，因孙、刘之言论有力而讹传周遍海内故也。今试以致误之由一一剖白之，以明真相。
丙午冬，吾辈九人被逮。微闻官府指逮捕之刘静庵即家运，俱惊愕。以静庵向无此名，比对簿，按察使梁鼎芬必欲静庵自承为家运，施刑惨毒，静庵抵死不承，只慷慨自承为革命党耳。先是湖督张之洞接直督袁世凯电，谓“得日本探报称，长江上下游巨匪为刘家运”，适萍醴狱兴，之洞举刘家运、朱子龙并案立格侦缉。有无赖郭尧阶者，因友人之介绍余，厌其儇薄也，轻之，惟未严拒其往还。会余等组织科学补习所，因缘得识胡瑛、宋教仁，旋东渡留学，与教仁尤昵。尧阶归国，教仁抵书静庵为之延誉，且谓湖北党务须与商洽。余戒静庵勿轻信，谓尧阶浮薄，非可与计大事者。静庵谓余绳人刻，置之。尧阶好冶游，负日商四千金，控诉夏口厅，拘其兄追比，尧阶计无出。见名捕刘家运、朱子龙赏格，金多心动。时湖北党魁群属望静庵，自欧几罗来后风声益大。赏缉中虽无静庵名，然官厅与社会之指目均在静庵。静庵不自安，遂匿黄陂，尧阶即污指静庵为家运，告密巡警道冯启钧，导索黄陂村中。其实家运乃哥党渠魁，久洋溢长江上下游者也。胡瑛、朱子龙、梁钟汉适奉中山命回鄂，谋响应萍醴，其谍报均来自日本。萍醴事起仓促，湖北党人未尝濡迹其中，故赏缉牍中无静庵名。尧阶深悉党部内情，以姓同事同时同牵合而株连之，于是构成冤狱。
未几，家运在湖南被捕，递解来鄂，与殷子衡同锢一处，数月提付他所，竟不知所终。一时士论谓：“家运既明白被捕于湘，则静庵与家运显是两人。”承大吏旨者既欲污指静庵为家运，静庵抵死不承，乃复酷刑毒逼，案牍盈尺，不料家运竟获，则官厅之诬陷何以自解？且恐吾曹廉其隐而窘之，乃谋窜取家运移置他监为名，即牵连别案置之死地以灭其迹。此当日官吏移甲换乙、李代桃僵之惯伎，以规避处分者也。
余撰静庵碑文，虽知事实经过如此，然局外言人人殊，究不敢不矜慎从事。爰邀集同难之见存者李君亚东、梁君瑞堂、吴君保春、殷君子衡，并请日知会与静庵同居数年之胡兰亭、黄吉亭两会长及丙午夏与欧几罗偕来之吴昆聚首证明。吴君曰：“吾自中山所来，从未闻静庵有家运名。”胡君曰：“余与静庵朝夕相处，乌有此称。”而殷君并谓：“家运实另一人，与我同监”，随取丁未二月十四日《汉报》一纸宣示，标题为《湘省又获刘家运》，其言曰“去岁在黄陂拿获之刘家运，研讯数次，自供为刘静庵，仅认为革命党，不认为刘家运。现闻湘省又拿获一刘家运，究竟孰真孰伪，将来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由此观之，可想见当日之官吏张皇失措，不得不以诡谋消灭其事矣。此外诸同志均不认静庵有此名。
静庵本烈丈夫，既已承为革命党，当无幸生余地，其名果为家运，又何苦忍死茹刑为此无意识之狡展耶？且静庵学人，其原名或曰大雄，或曰贞一，而字则为静庵或敬庵，俱寓有深意，何敢凡俚之家运二字！是年在文华书院书一联曰：“大块意气嗟劳苦，帝天无言遂生成”，自署“丙午年重阳前一日静庵刘子书”；又前二日书一联，署曰“静庵书”。现在前联存文华校长卢春荣家，后联存胭脂巷张稚侯家，有目共睹。党人为应付环境计，常有变姓名以避侦伺之法。静庵既身为领袖，其化名当密示亲切之党员以使应付事机，何以会中会外任由机要者概无一人知之耶？
据上种种为证，则静庵、家运迥属二人已无丝毫疑问，惟记载讹传之由来尚有说明之必要。吾鄂自来风气大抵耻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不为时贤所注意，匪第丙午为然。即辛亥上年，谭人凤奉派来鄂视察党务，谓：“王玄奕、蒋翊武如田舍翁，李长龄若老学究，罗良骏是纨绔子”，即可见党人彼此之意态矣。
鄂中内地党人多自田间来，丙午以前咸无赫赫名。萍醴事起，牵涉及鄂，声誉始大，故传者只能举萍案之名名之，初无暇计夫实在也。日复一日，以讹传讹，于是静庵之名为家运二字所夺，以轰轰烈烈之奇男子，因名字之讹误，几成为全省疑案，讵非吾辈极痛心之事乎？余于静庵之名急于别白纠正，不容丝毫牵就也。碑文体尚简要，未克详述，因复列之碑阴如右。
中华民国十八年八月一日沔阳张难先撰并书，民国二十六年夏重刻。
（潘世东转载于鄂有鄂的滋味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