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议春秋
“邪路”是怎样炼成的？
文 / 刘浩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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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参加北京左派人士张勤德李俊龙等在马连道一会所主持的座谈。我问大德呀，“为何批邓公改开的市场经济？须不知右派公知说，计划经济缺乏效率，最后把国家经济搞垮了”。“他们这是放屁”，某左派代表立即很愤慨地说，“毛主席领导的那个时候，多少奠定国家工业基础、水利基础的重大项目都是高效率的，现在的市场经济还能做到？”可历史毕竟是历史。计划经济僵硬不化就是搞不下去才选择改开。原来，左派与右派的认知差异就在这里。
右派指责计划经济无非是抹杀个体活力，包括私有经济民营经济合资经济，总之非国有非集体的都属此范畴。但右派公知确实没有辨证认识到计划经济在国家重大项目上所具有市场无法比拟的配置资源优势。以前民主化的台湾，为修一条公路，议会争议一年了，白白浪费纳税人的公币，最后也没确定下来。这种案例在民主化市场化国家比比皆是。
这里蕴含着一个超出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原理认知。它需要用符合太极图天道原理的辩证逻辑思维才能理解。
为何宏观调控要驾驭市场配置
计划经济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公知简单理解的缺失效率，而是在发展整体性公益性重大项目时候具有高效率，但它确实制约了个体与局部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力；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一般截然相反，在发展整体性公益性重大项目时效率极低，争议不下，但焕发了个体与局部经济主体的活力。他们两者之所以具有这种矛盾的属性，是因为各自的价值基础不同，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价值，资本主义是个体主义价值。这两种价值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形态，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左的僵硬不化的老路与资本主义右的邪路。
对于这样一个矛盾的悖论关系，为何西方经济学家两百多年了一直解决不了呢？因为，西方科学界最前沿都还没有掌握一种彻底接纳矛盾关系的逻辑语言。还在用只能解决简单系统的形式逻辑分析工具，在做非此即彼的推理。缺失逻辑学训练与创新的经济学家的局限在于，他们对于矛盾悖论是无解的。
中国文化为何在21世纪会全球复兴，就是因为从科学发展层面建立了自己兼容西方形式逻辑的形式化系统，完成辩证逻辑的形式化、协调化、现代化体系构建，能够运用符合太极图天道易卦原理的辩证逻辑思维去协调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的运行，明确地说，必须以宏观调控驾驭自由市场配置，必须以整体利益驾驭局部利益，必须以集体利益驾驭个体利益，必须以长远利益驾驭短期利益，必须以国家利益驾驭国际利益，必须以人民利益驾驭新兴权贵资本家利益，让他们为国家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而是不国家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被他们给绑架，最后必然被资本逼迫着走颜色革命的邪路。
计划经济表现为政府从社会市场的整体性层面的宏观调控能力，维护整个国民经济平稳高效运行，避免经济系统陷入两极分化出现崩溃。它是驾驭国家经济整体，把握经济发展方向的经济集权。是从整个经济整体的高度来影响个体与经济局部的方式。
这个手段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市场出现两极分化的崩溃，这个系统里面的所有对象都将是受害者。西方的惯例是通过对外地理殖民、市场殖民、文化殖民、金融殖民，乃至组织渗透的组织殖民，通过对外部系统的利益掠夺来消弭内部两极分化的沟壑，但同时将痛苦与灾难远播世界，在世界层面制造两极分化的失衡格局。它的逻辑证明就是，形式逻辑陷入悖论，必须通过扩大论域来化解内部危机，但它同时在更高层面出现悖论。忽略来这一点，仅仅看到欧美国家的表象，就对西方的普世价值崇拜不已，并不能完整理解事实真相，也是知识分子认知不成熟，学养不够通达所致。
改开三十年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为何没有出现西方自由市场必然出现的通病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属性决定来，它依然用宏观调控维系国民经济整体的运营，成功避免系统崩溃。当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导致国企受解构，掏空来公有制经济基础，国家经济出现两极分化的时候，这个时候，政治领袖与人民意志的正确清醒与否，就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起关键性作用！
如果要坚持科学发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通过经济集权调控消弭这种分化。这个过程，就是先富带动后富，实现社会主义共富社会的过程。就会为世界树立一面新型文明发展模式的旗帜，就会输出中国文化，吸引世界各国人民来中华学习经验，就会逐渐同化西方，引导世界朝共赢共生共荣的和谐社会大同世界方向迈进。
如果要背弃科学发展，被西方绑架要走资本主义邪路，就会通过障眼法，以无力驾驭经济危机的形式，倒逼政治改革走向西方邪路。权贵买办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的短期局部利益，不会捍卫国家民族的整体长远利益。这时候必然重蹈前苏联覆辙，中国的经济会倒退四十年，中国的财富就会被几大买办家族与西方掠夺一空。中国从此就是西方附庸国，万世子孙皆为西奴。世界就是美欧主导的两极分化秩序，弱小国家反抗美欧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战乱必然重新点燃。
自由市场是表现为市场从微观局部层面对社会商品的生产、交易、管理、流通、创新等的配置能力，激发经济活力，避免经济系统陷入僵硬不化出现崩溃。它是支撑国家经济微观层面与各局部，推动经济蓬勃发展的分权。是从每个经济个体与经济局部进而影响整个经济整体的运动方式。这个手段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防止国家经济出现僵硬不化陷入左的系统崩溃。西欧资本主义之所以周期陷入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在科学思维层面，不懂得运用驾驭整体与无穷系统的辩证逻辑思维，缺失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有力的宏观调控去驾驭，就是罗斯福新政的社会主义手段，也是整体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里面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驾驭自由市场，换句话说，不能以局部的、离散的自由市场来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时候与之相应的诞生了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概率逻辑的提出者），这种撇脚的自由市场为主，宏观调控为辅的格局，最后必然陷入经济通货膨胀又经济停滞的“滞胀”悖论。
由此可知，作为一个国家经济体，要维护系统均衡稳定发展，肯定是以计划宏观调控的整体格局，来把握自由市场，才能维护国家经济平稳、高效的发展，避免陷入传统两个资源配置的极端。宏观调控与自由市场就好比实施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向前运动的两条腿。什么时候启动左腿？什么时候迈动右腿？这就要看什么样的资源配置走到了极端。这个极端不是不可以把握的，从历史的经验而言，它具有明显的特征。左的极端就是计划经济的照顾贫弱的大锅饭、供应不足、活力不够的弊端；右的极端就是自由市场的极富极贫分化导致社会总产出与总消费循环链条割裂。如果出现左的极端，就需要启动右腿；如果出现右的极端就需要启动左腿。这才符合中国文化的核心智慧“太极图”天道宇宙自然法则所蕴含的阴阳辩证原理。
就中国目前而言，2013年中国银行系统内部闹钱荒本质是金融危机。它见证来国家金融被掏空，两极分化已经形成。之所以没有像欧美国家一样走向崩溃，是因为我们还有国家信誉在担保。国有银行即使在瑞士都是最具有公信力的。如果金融私有化，汇率自由化，那么中国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早就爆发了。因此，中国的改开下一步不是执迷不悟地继续向右运动，而是启动左腿向左运动。启动左腿不是要砍掉右腿，恰好是要发展巩固右腿三十年积累的巨额财富，避免崩盘重蹈被西方大肆廉价收购掠夺一空的前苏联浩劫。经济学家不懂这个辩证道理，他的经济学水平再高深都是屠龙术，都是不重用的自欺欺人的把戏。也即是我曾论证指出虚拟的逻辑基础与金鸡独立式的经济学系统，后来附庸者科斯、张五常都接连认知现有西方经济学都是飘在空中的理论。
自由派公知会说，计划经济养懒人庸人。这是非常短视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认知。须不知，彼得的“木桶原理”指出了，决定一个社会的财富容量多少，是那短板。因此，消除极贫，笔者在《经济科学原理》（和学，第五卷）一书中提出的“扶劣并优”的管理学原理，与维护整体经济均衡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即是对策自由市场两极分化的疗救工具，也是提升企业家德行的需要，是践行富强文明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共富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可以这么说，这就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走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经济学智慧。
警钟为谁而敲？改开的中国为何走向分化与道德沦丧
道德沦丧，从经济学上可以这样理解，是指不惜损害他人社会自然利益的个人利益至上。它的价值基础是狭隘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而忽略了作为社会集体中的人，他的成功正是依赖社会，从而必须承担维护社会整体长远利益、协调发展的责任。
另一方面，极端的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在客观人文环境不具备条件下，而忽略了作为组成集体中的个体利益，抹杀了差异性个体的积极性，也是缺失道德的表现。换句话说，道德的拔禾助长，亦会伤害道德自身。作为集体的成功有赖于个体充分发挥他的能动性，能者多劳，各尽其才，从而必须承担维护保障好合理差异、避免极富极贫的个体利益。如果以集体主义至上的要求来抹杀个体利益，也会犯道德过错。
因此，中国文化对道德律令的核心要求是依赖易卦辩证逻辑思维形成的辩证价值，要求人们“利人利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辩证思维与辩证价值是最科学的。它避免两个极端的出现。
改开中国的大多富商是怎么成为富翁的？
以地产商为例。早期的房地产大多是空手套白狼。开发商依靠与官府关系，弄个批条拿块地，然后以此向银行抵押贷款，做好先期开发与宣传，拿预售款。简单而言，不是能力多强，而是关系到位就行。
后来逐渐规范，要立项申请、招投标买地。但援用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永远是有漏洞的。因为，这是哥德尔不完性定理证明的，由形式逻辑系统自身的“不完备”所决定的。西方自亚里斯多德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以降，西方伦理、政治、经济、美学等等都是沿用这种逻辑分析工具。
所以，他们都具有同样的通病，那就是对自身传统的解构，最后滑入价值虚无主义，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形式细片化的哲学与精神皆找不到北的困境。全盘接受西方逻辑必然对中国自身的文化道统与政治经济美学进行解构。妖魔化民族历史英雄，妖魔化毛泽东、邓小平等各代领导人，妖魔化共产党，推崇历史虚无主义，瓦解崇高，用排斥矛盾的形式逻辑思维来肢解接纳矛盾的中国文化，用混合所有制来肢解国企，都是同一种思维方法的不同领域应用而已。可笑的是，中国的主流学人还在用这种落伍的学说与思维来主导国家改革，自然为“民族复兴中国梦”敲响了丧钟。
2005年03月16日《南方日报》曾刊文《两天催生一个亿万富翁，房地产暴利成为聚宝盆》披露，作为改革开放后的新兴产业，北京不到两天便催生一个亿万富翁，广州不到三天便催生一个亿万富翁，靠的都是房地产开发。
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2005-03/16/content_2704795.htm
2005年05月23日《上海证券报》刊文《开发商敛财手段难以想象地产业暴利发人深省》，披露2004年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03年度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中，没有一家房地产企业。在福布斯公布的2004内地富豪榜中，前200人中有64人来源于房地产行业。在前20名中，有11位涉足房地产行业。在2004年中国房价上涨10.8%的同时，中国地产富豪在所有行业中获得最高的财富增长。2005年《新财富》富人榜中，房地产业富人的财富达1363.9亿元。新上榜的17位房地产富人共增加了185亿元财富，而连续两年入选“《新财富》500富人榜”的房地产业富人，财富上涨119.8亿元，升幅为10.2%，与房价的升幅相当，可见中国房地产的财富大多数进入了私人口袋。
房产变成一个只涨不跌的股票。房价的暴涨，客观上就是通过地产商捂盘或投机商炒作牢牢的把大多买房者变为地产商的房奴而已。每月的大多受益都及时通过银行交给地产开发商。房价越高，幸福指数就越低。财富配置最终不可避免的通往两极分化。这是商业化时代一种新的少数地产阶级对广大住户的剥削形式！任其泛滥发展，而不能以宏观调控驾驭之，就会重现资本主义邪路。
之所以，它是邪恶的，就是因为他的运作是以市场经济为名，通过各种杠杆操作抬高房价，实现自身短期利益、局部利益最大化，而不考虑广大住户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这种看似自愿的交易，利用百姓住房的刚性需求而不得不把套牢，绝不是所谓实质的公平买卖。
所以，茅于轼代表西方经济学立场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鼓吹，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后实现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是一种地道的欺世盗名的歪理邪说，它最后必然导致整个系统陷入崩溃。它的数学证明是著名的“纳什悖论”从数学上所证明的，博弈各方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最后的结局是既不利人也不利己，整体利益最小化。最后的解决，一定是引发系统危机，乃至动荡革命。
任志强之流的地产商可以说是流氓地产代表。他就是认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天经地义，根本不会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与社会整体长远利益。这种资本主义的老套做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格格不入。但是，他就能获得茅于轼的观点支持。茅于轼也就能获得任志强的资金支持。资本与学术就这样沆瀣一气愚弄人民。我要是国家领导人，第一个就查他，包括罩着他的领导，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宏扬社会主义的正义，获得民心。
房地产如此，中国很多行业的改开发展思维模式更是一以贯之。
如果说，中情局派遣香港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为主设计的“分税制改革”，成功将各级政府蜕变为逐利的主体，虽然短期内化解来中央财政危机，但整体与长远而言也就埋下了地方与中央博弈、基层与地方博弈、导致民心分崩离析的巨大隐患。那么，教育改革、文化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医疗体制改革，铁路改革，正在推进的能源改革，莫不是这样的思维与方式进行的所谓顶层设计，将之变为各个追逐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忽略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追利主体。这种可怕的顶层设计，而非人民设计原则，本质是极具自伤性的短期功利行为，不仅把成本利润很不公平的转移给了作为弱势群体一方的广大人民群众，加速社会分化，也根本上伤害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之本，更与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方向悖逆，从而最终会结束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
2014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