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最早定出人类文明标准的民族

（kulturo） 

    人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自然是按《史记.五帝本纪》从黄帝算起。课本上说黄帝距今四千多年，过于含糊。又说夏朝是第一个国家，尧舜禹尚处在部落联盟时代，禹传子启，才有了国家。这分明又与《五帝本纪》所说黄帝“代神农氏”，有官员，有礼乐制度等实际是国家的记载矛盾。
    文明的标准有很多，关键是作为历史发展阶段的文明时代是采用较高的尺度还是较低的尺度来衡量。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人类本是动物界的一个部分，人类怎样真正脱离了动物的状态？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从野蛮到文明，人类从非文明状态进入文明状态，这个变化使人真正成为人，特别是成为今天的人。”夏鼐先生也讲过，有人认为“文明”“也可以用低标准来衡量，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具体到文明时代的认定，一般采用西方的标准，即青铜器冶炼技术、宗教礼仪、文字和城市。被西方公认为最早进入文明殿堂的古埃及，并没有城市。南美洲的古代秘鲁，并没有文字，著名的印加帝国采用结绳记事。西方的标准是不能适用于世界各古老文明的。
    西方的文明标准是根据已知的认识归纳出来的，不是普遍规律。把某几个地方的文明的表现形式说成是形成文明的必备因素，其实是颠倒了因果关系，不客观也不科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的年代，学者一般认为原始社会畜牧业的出现农业的出现之前。《社会发展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三版，上册第16页）就是这样表述的。现在主张牧业文明是在农业文明产生之后才出现的。这样的认识变化不能不改变我们对原始社会与文明时代的研究方法。上个世纪中叶，不少人根据商代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认定商代原始社会。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相信夏代已有国家，可没有发现夏代文字。龙山时代有文字、青铜器、城市和宗教礼仪，当时已有国家确切无疑。
    人们常说，黄帝陵的黄帝手植柏有五千余岁。这是根据什么说的？显然是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弄清大致年代不成问题。从黄帝、少昊、夸父的年代有重合，可以相信黄帝生活在距今5000-5500年之间。与少昊密切相关的玛雅文明，使用的因法起算点公元前3114年，应与少昊事迹有关。考古学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少昊的时代，与玛雅历法起算和汉语玛雅语分离时间研究结果相符。《山海经》记载：“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郭注：“桃林，今宏家湖县.....饶野马、山羊、山牛也。”武王灭商后，“放马华阳，散牛桃林”。（《水经注》）夸父山在河南灵宝。仰韶文化遗址在灵宝市星罗棋布，已知70多处，尚未发现的还不知有多少。其中已发现（1）川口聚落群有特级聚落2处，各有70万平方米，一级聚落3处，面积分别是45万、30万和30万平方米，二级聚落6处，三级聚落16处......（2）铸鼎原聚落群有特级聚落1处，95万平方米，一级聚落2处，二级聚落3处，三级聚落19处....（3）豫灵镇聚落群有特级聚落1处，80万平方米。....（4）五亩、朱阳聚落群有特级聚落1处，60万平米.....因为各聚落群距离很近，实际上可以合并为一个。（许顺湛《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研究》）可以看出，夸父之山一带确实是夸父族人生息之地，仰韶文化晚期有夸父和黄帝，不能只看成黄帝时代。《史记.周本纪》说武王灭商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桃林之虚暗示桃林一带有过繁华的历史。桃林又叫邓林，《山海经》说夸父的手杖变成的。商周时金文有“夸”族徽。可见夸父生活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黄帝陵本来也能提供年代学的证据，与少昊、夸父的资料相参照。
    《史记》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代神农氏”、“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显然是认可神农氏为一个有国家政权有帝王世系有文化传统的文明时代。在选用史料时慎而又慎的太史公只是不知道才不谈“神农以前”，根本没有否定神农以前的历史。不知道以夏朝为第一个国家的说法有什么依据？《尚书》从尧开始，是谁抛开尧舜专盯上了禹呢？《易经.系辞下》说“包牺氏之王天下也”，难道是凭空捏造的吗？不论从哪种意义上说，伏羲在文化上的贡献都值得大书特书。古人以伏羲为百王先是不是言过其实呢？从河南贾湖遗址来看，当时有宗教活动，有龟灵崇拜、犬牲崇拜和祖先崇拜，已有占卜刻辞（不论是不是文字，都是文明的表现形式），有权形骨器、有乐器......有学者对贾湖占卜遗物进行了研究，表明古史书说“伏羲始画八卦”是可信的，这一事实为确定伏羲生活在约8000年前提供了依据。龟卜与刻辞的习俗一直可上溯到8000年前。权形骨器作为首领身份的标志，可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类似的陶器对比，与良渚文化的玉器相比，没有青铜器，只要有首领权力的体现（器物），就应认定为文明时代。

    燧人氏应是确指，并非对人工取火的记忆，因为钻燧取火直到二十世纪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仍存留着。《帝王世纪》：“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有人说燧人氏为伏羲氏的父亲。雷泽在今天山东菏泽东北，已淤。《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面.....”雷神为龙图腾。华胥为莱麦图腾。成纪在今甘肃天水。与神农之母游于华阳，生神农于厉山（也说尚羊山），神农长于姜水，葬于湖南相对照，可以看出，在伏羲之前，先民迁移的地域是很广大的，绝不是氏族公社成员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活动所能比的。华胥陵在陕西蓝田。有一种说法认为“华夏”的“华”始于“华胥”，以华胥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华胥，也写作赫胥，《帝王世纪》列在伏羲之后。连云港将军岩岩画有莱麦图腾像，人与莱合为一体。这显然出自以莱麦为图腾的先民，很可能是华胥氏所属的部族。如上所述，中国确切可靠的世系可以追溯到燧人、华胥、伏羲时代。这样有明确地点、人物和实物证据的历史，不是若有若无的原始社会神话，而是文明时代初期的真切的历史。
    《越绝书》把宝剑说得神乎其神，可是第十三篇《外传记宝剑》风胡子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跌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这一段话是世界史上最早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比欧洲人把人类历史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划分法早了两千年。更重要的是，欧洲人的理论是基于欧洲和近东，没有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风胡子虽然不了解几千年里的已逝去的人们留在地下的文物，却清楚地讲了石、玉、铜、铁依次为“兵”的事实。这只能说是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来自代代相传的历史文献和口头传承。风胡子肯定轩辕、神农、赫胥处在早期阶段，肯定玉器时代这个中国文明特点，对于我们探讨文明的标准是很有力的论据。

    玉器早就在自然界存在，兴隆重洼、河姆渡在七、八千年前已有玉器，但在中原地区还未利用。良渚文化大量精美、杰出的玉器只有在国家统一指挥下才能生产出来。玉器作为国家重器，和青铜器的地位、作用是一样的。《山海经》记载的产玉、用玉的内容岂是后人虚构所能写出的？我相信考古工作能证实这些记载，证实《五藏山经》材料来自三皇五帝时代。《史记》开篇讲黄帝“获宝鼎”，《孝武本纪》公孙卿讲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黄帝骑龙升天，已是神话，考古发现6000年前一些地方已有铜，到4000多年前青铜冶炼技术已经出现。铁的情况与玉、铜相似，存在已很久，但正式应用（以之为“兵”）要晚。《尚书.禹贡》、《山海经》记产铁的内容写于4000年前是可能的。学术界在此问题上应当加以注意。
    文明的标准不应是绝对的，而是发展的。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还未取得共识，这是由于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理应从距今8000年左右的伏羲时代开始。最初文明的程度很低，没有什么奇怪的，如果8000年前与3000年前的最先进文化处于同一水平，才是荒谬的。中国古老文化的几个要素：龙蛇崇拜、扶桑、八卦、昆仑、龟卜与刻辞、玉器等，从那时起一直到公元前后是连续传承的。环太平洋文化区的许多古老民族，和中国一样保存在中国史前时代和文明时代的一些文化面貌，如印第安人、波利尼西亚人对于太昊的记忆，表明太昊应是有较高文化的，把文化传往海外，不可能是原始社会的一位首领，应当是文明时代初期的一位王。《易经》称“包牺氏之王天下也”是恰如其分的。
    美国的格雷.M.费曼指出：“历史的发展导致国家、阶级、城市的出现，也促使文字或其他复杂系统的产生。但是，在世界各地，交流，信息管理技术方面的突破性发展都晚于国家的诞生。因此，最早的国家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产生的原因，都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这一针见血地指正了以前学术界对于古埃及、两河流域盲目推崇、言过其实的论述。其实古埃及、两河流域成熟文字的产生根本不比中国早！古埃及没有城市也算国家，中国6000年前已有城市，却说是原始社会，甚至苏美尔王表一位王在位几十万年，可以相信吗？中国已知的传世文献不早于西周，并不是四、五千年前没有文献，而是没有保存下来，只是古埃及、两河流域文字记载保存得好，容易被人认可。
    我们不需要夸大或贬低什么，实事求是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我们的责任。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上不该被排挤。文明的标准不能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至于标准内容，一时说不好，以后会有专家给出的。

    人类文明最早的流变路线图-流波-昆仑文章

    人猿在中华大地产生，人类文明在中华大地肇端，并传播四方。中华文明以其超百万年的文明根系，十万年前的文明起步，近万年的文明古国历史而斜睨世界。　

    盘古，是我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先祖，他殚精竭虑，以自己的生命演化出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水经注》所载，湖南沅陵为盘古的故乡，但因没有盘古生活时代的实物遗址为佐证，这些典籍史料尘封着不解之谜。2002年，在湖南沅陵丑溪口发现一处大石锁封住的神秘石洞，打开石锁发现洞内有保存较完整的56张石床和石灶、石斧等古人类生存留下的遗物。这个洞穴形成已有100多万年，洞内土石建筑清晰可见，洞壁上有若隐若现古刻划符号。洞内遗物经国内众多的历史、考古、民族、民俗、建筑专家和学者的考证，最终把古洞穴定为盘古居室。沅陵这一带百姓的生产生活中，无不留存盘古的烙印，如生儿育女叫盘儿盘女，娶妻叫盘媳妇，修房建屋叫盘屋，唱歌叫盘歌，劳动叫盘工，小孩调皮叫盘淘，等等。　

    《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鸟兽龙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绎史》引《帝王世纪》：“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周易·系辞下传》：“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庄子·盗跖》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从有巢氏“构木为巢”，到燧人氏“钻燧取火”，到神农氏“耕而食，织而衣”，这正是一幅人类从采集、渔猎到农耕时期的历史画卷。 

    作为人类文明的总发源地，必然有着最早的文明基因、环环相扣的文明积淀、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人类四大古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具备上述共同要素。具体说，要确认人类文明起源最早的问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具备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二是所发现文明遗存相对年代为最早；三是文明从年代序列上具有连续性扩散性。长江流域及周边地带的石灰岩地貌充分发育，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既是人类起源之地，又是远古人类采集、渔猎、栖息的理想场所。长江水系纵横，湖泊星罗棋布，上万年的农耕文明相生相伴。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2.25万～1.85万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发现了目前人类最早的栽培稻、最早的陶器和人工编织物等（下左图是玉蟾岩遗址，中图是遗址中发现的人工栽培炭化的古稻粒，右图是遗址中发现的陶器）：   

    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距今1.2万～0.8万年。洞中发现的水稻硅质体，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最早的水稻遗存，首次将岭南地区稻作遗存的年代前推至距今1.2万年前。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野生稻和栽培稻遗存，距今1.13万～0.9万年。两处遗址分别处在两个小山包上，直线距离只有800米，仙人洞是原始部落的主要居住场所，吊桶环则成为临时性的屠宰场所和稻谷收割后的打谷场。烧制出的陶器已带条纹和绳纹。浙江上山遗址位于浙中盆地，四周平坦开阔。遗址发现了上万年的陶器和栽培稻，与长江中游发现的上万年的农耕水稻遗址多为洞穴和山地类型有所不同，体现了农耕文明从长江中游向下游周边扩散的趋势（下图为上山遗址发现的万年大口陶盆）：

    而上万年前的印度、两河流域、埃及都还基本处于蛮荒阶段。既然我们说另三大文明比起中华文明的发端时间相差如此之远，那是不是可以判断这几大文明也许就与中华文明没有多少关系呢？当然，如果这些文明无论是从形态到内涵毫无相似关联或只是偶有相似关联，我们则完全可推测这些文明也许是各自分别发展而来，或是间或有影响而已，其文明并没有一个根本源头或者母子关系问题。但事实正好相反，这些文明不仅形态上相似，内涵上更有许多关联。随着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史前、上古文明有一个总根总源，这些文明的人种、天文地理知识、图腾崇拜、象形文字等都与中华史前、上古文明相似关联。而且一些看似难以解释的如一些海洋孤岛中发现的史前文明、上中古文明，以及巨石阵、巨石人像头像、神庙建筑、象形文字、高超的天文地理数学知识等等，只要联系到了中华史前、上古文明的全球传播就迎刃而解。我们今天知道，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的形成都呈突然性断代性特点，它们的制陶技术、天文历法、语言文字、图腾崇拜、生产生活习俗等等都与中华文明相同或相似，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长江流域农耕糯民最初的原始图腾崇拜之一就是石头，又处于母系社会，故把石头比作伟大的母亲，叫“萨母”，形成萨姆崇拜。南方古音“石”为“sha”，就是“萨”，“姆”就是妈妈、大巫婆、大祖母，萨姆崇拜后来发展成萨满教，在北方、中亚一带发扬光大。　

    人类最早的长江流域中游水稻农耕文明向东、向南形成长江流域和东亚南亚广大的水稻农耕萨姆区，向北形成中原旱作农耕萨姆区和中亚游牧萨姆区。南方水稻萨姆文明、中原中亚旱作游牧萨姆文明又相汇于西亚、地中海沿岸。这个过程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以四大古文明为主体的众多文明文化。这个文明的流变路线图是这样的　

    先分析向南向东发展的情况。中华南方水稻萨姆文明于万年前就向东向南传播，分为两支。一支向东南亚（包括朝鲜、日本）发展，因气候适应，形成了东南亚比较纯正的水稻文明区；进而从东南亚沿路桥或涉海到了今天的澳洲并向海洋深处进发，海洋水位升高后也还相互迁徙形成今天看似孤立的海洋岛屿文明；同时，中华先祖向东通过白令海峡或天之浮桥岛（千岛群岛）或洋流一群群一波波前仆后继东赴美洲开拓文明，东北亚成为中华先祖开拓美洲、北极圈的中转站，从海上远涉美洲的先民部分留在太平洋岛屿上又强化了先达到的先民的文明。另一支向南亚进入印度河谷开花结果，产生了印度最早的文明；在印度河谷产生的农耕文明再向西发展，由伊朗高原扩散至地中海沿岸。印度半岛成为中华先祖开拓地中海沿岸的中转站，最后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基本上是同时代开花结果，产生了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西方历史学者在提出苏美尔人创造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可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时，我泱泱中华大地尤其是长江流域的近万年的农耕文明遗址还埋在地下；但研究的结果，西方人还是指出了这两个文明的创造具有突发性，创造文明的人也是黄种人，是从遥远的东方来。两大文明无论语言文字、星象占卜、土木（石、金字塔）建筑、烧制陶器、农耕浇灌系统都与中华糯民相似。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里论述：“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而闪米特人其实就是中华石头母亲崇拜的“石（萨）姆”糯民西亚种，也即陕韩方言语种人。同样，古埃及人称尼罗河沿岸的良田为“诺姆”，就如我们今天西南少数民族称其水田为“糯”一样。　

    再分析向北向西发展的情况。中华南方水稻萨姆文明向北发展产生了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文明体系，炎黄时代后黄河文明因黄帝势力的逐步壮大而成为中华主体文明，也正因如此，才使中华乃至世界文明的源头——中华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水稻农耕文明被后来中华正统史书有意无意地忽视遗漏，才造成后来中华和世界文明史起源的混乱；另外向北还产生了保持更多原始萨姆崇拜特性和游牧特点的东北亚（东北亚文明部分与东南亚纯正的水稻文明区交叉，如朝鲜、日本就是水稻农耕文明发展得较好的地区）、中亚、西伯利亚文明，这些文明在中华北部、中亚几经折腾后转而向西同样到达西亚地中海沿岸，但他们却不再似南线的农耕糯民带去的是文明的和平创造，而多半变成了凶悍善战的游牧民族，有着文明传播与野蛮掠夺的双重身份；又炎黄时代白民、黑民因黄帝势力对炎帝势力的逐步压制打击而从中华西面、西北面“震荡”出来后，也加入到西徙的进程中来，才形成了古西亚、地中海沿岸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战争杀伐史况。欧洲文明就是在古西亚、地中海沿岸文明的基础上产生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但在此之前，中华先人已在欧洲大陆及大西洋中开拓文明，留下巨石阵、太西洲国等遗迹和传说等。　

   《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枢也。吴姬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嘘，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这里的日月山已不是青藏高原上的日月山，而是随先民的西进到了大荒之西的今苏格兰西北部的尼维斯山一带了，“尼”为日，“维”为月，“斯”为氏；“天枢”是指西方天然枢纽之意。这位嘘是颛顼之曾孙，老童之孙，黎的儿子，生在西方，并留在那里观测日月星辰之运行规律。观测的设施则是“吴姬天门”，它是用巨石组成的，古语叫“敖包、鄂博、脑包”等，又是祭祀的场所；“天门”是观察日月星辰的天文站。这个“吴姬天门”，正是英格兰西部索尔兹伯里小平原上的巨石阵，附近的沃尔弗汉普顿的地名正是“吴姬天门”的谐音。巨石阵壕沟内侧由56个洞组成，这些坑里原先打着木桩，叫“奥布里坑”。数字为什么会是56呢？原来伏羲六十四卦中包含八个重卦，每一个重卦又生出七个别卦，八个重卦正好生出五十六个别卦来。巨石阵内五个门有十根竖石，代表十个月，外圈有三十根竖石，代表一个月三十天，是中华上古十月太阳历。在巨石阵石柱圆形内侧有30根稍小的石柱——蓝石，拱形五门内圈共有19根稍小的石柱——蓝石，加起来就是49根，加上中央的条石就是50之数，这是对周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绝妙诠释。大衍数是易学和中医学中的关键概念。又“五五”是易传上记载的天地之数，是中华文化观念中非常重要的数据。《易经·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一数理概念在巨石文化中演变成五个同心圆。英国巨石阵包含的伏羲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完整含义以及易学中的核心概念——大衍之数的完整含义，加上五个同心圆表示出来的全部含义，是远古中华文化远播三危——今欧洲、大西洋一带的历史见证。（下图为索尔兹伯里小平原上的巨石阵）：　

      大量的史料表明，中华先祖从2万年前左右就开始了全球性开拓，到15000～8000年前的中华伏羲、神农时代，中华文明和人种已几乎遍及全球，是为中华全球一统大九洲时代。故无论是古印度、埃及、西亚、美洲或是西方的神话祭祀、图腾崇拜、天文地理亦或《圣经》故事的源头都可从中华文明中寻找到最初根蒂。 （潘世东转载于武陵君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