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央企通过大举并购地方国企实施扩张战略，扩张力度前所未有。地方政府看重央企背后的资金实力，公开声称“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大投央企所好，无疑助长了央企这轮大肆“跑马圈地”的势头。据不完全统计，仅2009年，已有宝光股份、乌兰水泥、哈量集团、宁钢股份、山东海化、南京熊猫、许继电气、平高电气、保定天鹅、银河动力、鹰联航空、南昌燃气以及山西、内蒙、宁夏多家煤矿等由地方国资控制的国企被央企收入囊中。据传海螺水泥和青铜峡铝业这样的低档国企“巨无霸”不久也将被央企揽入怀中。央企向地方扩张的结果是，央企的资产规模和员工规模进一步低效膨胀，“大企业病”将日趋严重，央企高度集权的治理结构和僵化的官僚管理体制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美国布兰德斯法官早在20世纪初就提醒人们要警惕“规模庞大”的问题，他认为“规模庞大”源于对 “巨头”所拥有的更大权力贪恋或向往。他坚信“庞大”的机构（包括商业性机构）不仅具有社会毁灭性，而且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也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管理大师德鲁克20世纪40年代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也讨论过公司规模的边界问题，大师认为公司的规模一定存在一个上限。由于“规模庞大”往往与“集权体制”和“官僚主义”如影相随，“规模庞大”机构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于“经济民主”改革，必须通过建立有效的分权管理体制，以尽量化解庞大机构存在的弊端。斯隆正是通过创立了事业部体制，使通用汽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成功走出了“规模庞大”的泥沼。
不可否认，目前的问题是，在央企资产规模和业务几乎毫无约束扩张的同时，央企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并未有实质性的推进。央企的手越伸越长，管理半径日渐加大，可我们这些带有副部级官衔的官僚企业，在管理上是否力所能及，不能不令人打几个问号。如果考虑到央企不时再冒出一个一个“陈同海”，央企规模再大又怎样？央企规模无限扩大的结局必然是涉嫌“垄断”，陷入低效，迭出腐败，或可能使央企发展成令人更为担心的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第三方势力。
“规模庞大”是资产还是债务，是陷阱还是馅饼，这始终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