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或者说，是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作为经济学者，我愿意以2014年作为一个时间分野，将此时的中国经济归纳为逐步放弃粗放型经济增长，正在结构转型的市场经济体。这一阶段有可能持续10年左右，等到2025-2030年间，中国有望成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在此之前，中国大陆1949年建政，直到1960年之前是快速工业化时期；此后政治运动风起，经济建设收到严重影响，一直到1978年，可以算作经济停滞期，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1979年开始启动第一次改革开放进程，直到2013年，中国经济走得是粗放型快速积累之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中国人民的血汗，中国GDP实现了20多年连续两位数增长，最终成为全球GDP总量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第一动力来自投资，重点发展领域是工业，其他产业都处于辅助地位。GDP的构成中，投资和净出口以及政府支出，占了绝大部分。因此，中国过去一直是压抑消费和服务，一切为了赶超，为了解决十三亿人吃饱饭为中心的经济体。而只有计划经济能够做到这一点，个人认为直到今天，中国仍不能算作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目标在于扭转投资和净出口占GDP最大比例的状况，让消费承接一部分投资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使得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和来源更加平衡。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要打破已经形成的路径依赖，需要第二次改革开放。2014年应该可以算作是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元年，政府大力提倡市场化改革方向，政府从市场干预中退出来，充分发挥民间投资力量，鼓励消费，大力发展服务业，并且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推动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

    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增长点在于消费、基础设施投资和高端产品与服务净出口。从消费占GDP的比例来看，2013年开始，前半年已经出现出现了消费占比轻微超过投资占比，消费增速超过投资增速的情况。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产业，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的引擎正在发生悄无声息的深刻转变。投资对于经济托底和保持稳定增长的作用仍非常重要，但是投资将会逐步聚焦于基础设施方面，充分利用最后的人口红利期，同时保证宏观经济不出现失速或硬着陆的情况。

    中国经济的另一个维度就是更加开放。这个过程将伴随人民币国际化和企业走出去（两个走出去），“自贸区”和“一带一路”，[1]就是中国开放和国际扩张的两条主线。自贸区的不断增加和范围扩大，将使中国市场大门开得更大，这是本土开放。而“一带一路”涉及65个国家，覆盖世界土地面积38.5%，总人口的62.5%，GDP的28.5%。已有50多个国家相应共建“一带一路”的号召，市场广阔。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区域有广阔的基础建设的空间，和中国产能过剩的情况形成互补。未来这些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无论从绝对规模和比率来看，都有巨大的再推进过程。“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设是多层次的，其包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合作、园区和产业投资合作、贸易及成套设备出口、自贸区建设等领域。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阶段的重点。包括建设公路、铁路、电网、港口、机场、电信等基础设施。“一带一路”将依托沿线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对沿线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将处于加速阶段，作者预计将在2020年之前进入突围阶段，即形成与美元、欧元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国正在谋求与更多国家实现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随着自贸区和“一带一路”的推进，人民币将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之间主要的结算甚至储备货币。

中国的外交也在围绕开放战略进行跨越式前进。中国与非洲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已经开始对南美洲的渗透，未来有望形成北美集团（美、加、墨、日、澳、英）、欧盟、俄罗斯、中国影响范围（东亚、中亚、南美、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等5-6个政治与经济板块。

 在区域经济方面，中国内地幅员广阔，可以分为东北地区、黄渤海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自贸区有可能在每个地区都设立一到两个。除了现有的上海、福建、天津、广东之外，在可见的未来还应会在西南和西北以及华中、东北设立新的自贸区，成都、重庆、昆明、西安、乌鲁木齐、武汉、郑州、大连都有机会胜出。自贸区战略的最终结果是中国整体变为一个大“自贸区”。

 在行业发展方面，作者重点提出物流、金融和TMT领域。互联网将成为革命性的产业发展动力。互联网与金融相连，形成普惠金融；互联网与服务相连，形成普惠服务。至于TMT与第二产业的结合，则必然促进产业技术升级，使得中国产品逐步走上创新之路。另外，还应关注技术对农业的推进作用。在互联网的助力下，中国的消费市场各个环节将被打开，推动全国物流行业发展，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将得到充分释放。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依靠改革转型，依靠开放进一步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改革红利是激活一些资源要素，进而活跃市场的基本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过剩产能的消化，投资与消费交替的空隙，新技术和新商业业态的孕育，可能需要5-10年时间。如果幸运的话，中国大陆有望在2020-2015年重新回归快速发展轨道（可持续GDP增长率达到8%以上）。中国经济需要面对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如何处理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开放的关系，使得改革红利能够有序释放，去除政治体制中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并保持社会整体稳定。具体讲，就是如何在城镇化这个浪潮中，处理好城镇底层民众的民生问题。在这个问题尚未处理好之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仍是民生而非民主问题。民主是渐近的，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开放，中国有必要逐步接受文明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寻找合适的时机解决好国家治理的政党轮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