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天津、重庆、福建、江西等地纷纷上浮社保缴费基数标准，与2014年相比，用人单位和职工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均有所上涨。（1月8日《现代金报》）

近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强调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偏高，“五险一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企业负担很重。的确，这个社保费率，不仅高居世界前列，甚至超过不少发达国家。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新一年各地再次上浮社保缴费基本标准，是加重新的社会不公。

一是不合新常态的节奏。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面临着稳增长的任务，但企业和职工承担的高费率，让前者经营困难市场竞争力下降，让后者生活拮据消费力疲弱。在投资遭遇瓶颈（产能过剩亟需消化）、外贸面临困顿（外部市场需求不振）、消费遇到阻滞（内部市场前景不明）之时，改革内部市场，完善体制机制，激活内部消费力以维系中国经济持久的引擎动力非常重要。就经济学和生活常识论，让公众无后顾之后的前提下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是提升社会消费力的有效手段。现在的问题是，社保缴费率过高，是以牺牲现实消费来保障人生未来，有些本末倒置。何况，未来也未必真的能够实现保障---养老金不是存在着海量的资金缺口吗？

二是颠覆社保制度的本意。尽管五险缴纳属于法定，但社保缴费率过高，导致企业和职工为了减轻负担而放弃社保费缴交。好的制度被放弃却能实现企业和员工的现实双赢（企业少缴社保费用，职工多拿工资），本身就是莫大的讽刺。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社会的社保覆盖率为95%左右，那没有被覆盖进去的5%，警醒人们思考社保制度设计层面的瑕疵。无论市场主体还是社会个体，其生存时空涵盖了现在和未来，社保费率过高是以牺牲看得见的现在的幸福来保障不确定的未来，社保制度的设计缺乏人文关怀，其制度善性反而被颠覆了。

三是制造阶层分野。中国社保全覆盖，但并非所有群体都要缴纳“五险一金”--企业员工“五险一金”一个都不能少，但机关党政和事业人员可能缴的只有“一金”（公积金），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缴的只有“一到两险”...当舆论场和民意诟病“吃财政饭”和“吃市场饭”的养老金“双轨制”时，其实从社保费率缴纳的不同可以看出中国存在社保制度的“多轨制”，“多轨制”凸显的是市场化语境下的阶层分野。阶层分野不可怕，但阶层利益不对等导致阶层之间的矛盾却很可怕。

四是社会不公加剧。这才是最可怕的！机关党政和事业单位不用缴纳“五险”却旱涝保收，“一金”（公积金）缴存多多益善（缴多少单位补多少，而且是公共财政埋单）。企业员工，社保费占比工资近半，但工资收入水平却很低，公积金也聊胜于无。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和职工群体相比，也存在着社保上的不公。因而，从社保费率的缴存比例看，中国社保制度的“好”土壤里，结出的却是形形色色的不公平的“果子”。当然，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技术层面的瑕疵。

笔者以为，当务之急不是上浮社保费率，而是切实减负。譬如，“五险”中由个人和企业共同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中，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极少，且收入大于支出，基金存在海量闲置情况。由企业负担的工伤与生育两险参保人数与失业相近，基金收入也存在闲置。因而，失业、工伤和生育三个险种都可下调一定的社保费率，以减轻企业和职工负担。此外，在现有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增加职工收入、减轻个税和降低企业税负、税制改革（营改增）等方式平抑社保费率过高带给企业和职工的负担。过重。

还有就是，通过深化改革，如养老保险的“双（多）轨合一”来缓释社会阶层的不公平感，增加和丰富社保基金池容量，以有余补不足，破解企业存在的“五险一金”缴费率过高。

更要者，抓住国企改革的契机，让闲置的社保基金入股国有企业，拓宽社保基金增值保值渠道。而且，加大国企分红注入社保基金的比例，以提升国企利润比例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费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