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听过这样的话：“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让我们共同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但这就是文革（1968—1970）时的最时髦语言，哪个人不得一天喊上几遍，当时叫“三敬三祝”。
文革一开始，我们的县城（也是地委、行署所在地）就掀起了红色谄媚的浪潮：到处悬挂毛泽东的画像，到处书写毛泽东的语录，涂红地染红墙。1968年掀起了一个“三忠于”‘“四无限”的热潮。“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城镇农村不分男女老幼，不论机关、企业、驻军、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学校、医院都得像宗教仪式那样盲目地僵化地向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
个人家庭也不能幸免。每天早、午、晚吃饭前一家人围在桌子旁，要由一人带头领诵，众人合诵：“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每个家庭（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家庭除外）门上都镶嵌一个红五星，仓房旁立一个杆子，杆子上端钉上一个木头飞机，飞机上面插着一面红旗。所有家庭，当然也包括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家庭，都要在玻璃窗上用红漆喷上“忠”、“公”两个字。也有用红纸剪成“忠”、“公”两个字贴在玻璃上的。
亲朋好友之间那时很少通信，如果通信，也要写上“三敬三祝”。我记得很清楚，九大之后不长时间，在总参某部任职的舅舅给我家来了一封信。信的开头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我向你们报告一个特大喜讯，我见到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原来，总参在九大后召集所属部门的一大批中层领导干部在北京学习九大会议精神。有一天总部通知开会的所有人员到人民大会堂看样板戏。在样板戏演一半的时候，突然宣布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要接见他们。就这样我舅舅有幸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和林彪。那个时候，这件事对于我们家庭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当时我父亲还没有“解放”，我母亲还被剥夺干部职务当工人，舅舅所属的部队隔几个星期就给矿山革委会寄一封信，询问我父亲“解放”了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我舅舅能不能继续在总参所属部队干下去的大问题。这时他见到了统帅、副统帅，就说明部队对他还是信任的，还能留在部队继续服役。
有了这一切还不够。每个人还要跳“忠字舞”、唱“忠字歌”、“如饥似渴”地学毛选，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我们还是一个有尊严的活着的真实的人吗？我们还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吗？我们和封建帝王统治下的臣民相比，不更有过之无不及吗？
我在拙作《诗化的政治》一文中曾引用过这样的诗句：“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为什么我们要对偶像顶礼膜拜/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念、情愫和思想。”（黄翔写于1969年的《火炬之歌》）可惜我们太少这样的英雄，我们为了苟活，不能不低下自己的头颅。那场浩劫使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成了愚民和懦夫，谁也别说——我不是。有雷抒雁诗歌为证：“我恨我自己，/竟睡得那样死，/像喝了魔鬼的迷魂汤，/让辚辚囚车，/碾过我僵死的心脏！/我是军人，/却不能挺身而出，/像黄继光，/用胸脯筑起一道铜墙！......我们有八亿人民，/我们有三千万党员，/七尺汉子，/伟岸得像松林一样，/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却是她，冲在前边，/挺起柔嫩的肩膀，/掮起民族大厦的栋梁！”可怜的那百分之零点零零零一，民族英雄张志新！
经历过来的人，谁也别想逃避，应该勇敢地承认我们是懦夫，我们是红色谄媚的制造者中的一员，尽管无足轻重！严群先生在他翻译柏拉图著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一书的译后话中说：“烈士之所以为烈士，就是临难之际，生路排在面前，只要稍屈尽可免死，然而烈士宁死不屈。”我们永远都不会是烈士，因为我们永远都不能保持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人格。 
但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不再经历那一幕红色谄媚的悲剧，也可以使我们不再陷进那欲死不敢欲活屈辱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