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面镜子。回顾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认清过去，以史为鉴，避免当下发生类似的错误、坚定未来的方向。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而现在、特别是正值建国60周年之际，我们的红色历史与红色文化更值得我们去回顾、去思考。同时，随着文化产业的渐渐崛起，红色文化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些“红色记忆”曾经因为商品经济的大潮在人们心中慢慢淡去。有些人也曾经为了追逐个人利益而暂时忘却了自己的信念。但是在追逐到了个人利益之后，在满足了个人的物质需求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心中少了一点信念，少了一点信仰。有人说现在的中国是缺少信仰时代，是呼唤道德底线的时代。也有人中国现阶段的思想信念需要重建，需要恢复。于是乎，各种思想竞相登台，文化产业渐渐崛起。而在这其中，红色经典作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思潮。因为在“红色经典”中，寄托了老一代太多太多的感情，也寄托了他们一生的信念与奋斗目标。正是他们的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信念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使我们在重新打量中华民族的未来时，充满了信心与希望。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文革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

　　“红色记忆”的复苏悖反性出现于1990年代初。自从改革开放至此，十余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对于社会大众消费意识的塑造已初见成效，而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则彻底消除了特定历史时期市场经济反对性思潮的回流。

　　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朝向实现价值规律允诺的历史性解放而高歌猛进的年代，前所未有的商品“丰盛”景观就在咫尺之遥向大众展示其诱惑性面容。同时《南泥湾》、《红太阳》、《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等等“革命歌曲”的旋律也从历史记忆的深处悠然鸣响，一夜之间，普遍被传唱于祖国各地。

　　这绝对不是偶然的、短暂的、群体性的心血来潮或盲目从众！因为，在此后的数年——直到今天——具有相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总会反复出现：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中宣部、文化部等在中国各地电视台和电影院热播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电影《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飞虎队》的拍摄和放映，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林海雪原》、《小兵张嘎》、《苦菜花》、《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的重拍和热播，歌剧《洪湖赤卫队》、《白毛女》的重演，等等，收视率可观；出版部门同时大量重印、 再版各种革命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国舞台上重新上演革命题材的剧目和音乐舞蹈 ；2001年的“样板戏”再受观众青睐。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红 色”题材；流风所及，多家电视台推出“重走长征路” 的综艺性节目，崔永元还主导摄制了据说长达二百集的《电影传奇》，将影像凝结的“美好回忆”细细分解、一一评说；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总之“再造红色经典 ”的话题，已成为中国在世纪转换时刻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时刻又与全球化时代接轨 ，凸现了文化“再造”的当代意义。

　　不论是以何种大众传媒来反映红色精神，面对反对派的屠刀，革命者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历来都是革命叙事的高潮之所在，例如《红岩》、《刑场上的婚礼》等等。这一历史性场景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是明确而单纯的，它指斥反对派的残暴与罪恶，讴歌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英雄气概，要求读者（观众）继承先烈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小说《苦菜花》同样精心设置了这一仪式性场景以实现意识形态目的：由于王柬之告密，日伪追查八路军兵工厂，血洗王官庄，并当众枪杀区妇救会主任赵星梅。女革命者慷慨激昂、视死如归，可以看作刘胡兰的化身，她的就义充分发挥了这一叙事单元的意识动员功能。

　　而在彩色影片中以黑白画面叙述回忆性内容是彩片时代特殊的表现手法，当这一表现手法成为普遍性的电影、电视言说方式之时，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情境中，由黑白胶片制作的画面本身就被赋予了怀旧的功能。1994年，由李前宽、肖桂云执导的《开国大典》别出心裁的在顺时序历史叙事的高潮性结尾突然改用黑白胶片——就影片本身而言，画面色彩的转换营造了开国典礼场面具有纪实意味的历史庄严感，同时，导演也试图凭此庄严感相称于这一伟大事件对于民族史和世界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刻改写。但是，将“黑白画面”的怀旧语言形式与“革命历史”的具体内容相结合却开启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意义空间。

　　毫无疑问，由改革开放启动的中国社会迅猛的理性化过程同样孕育了滋生怀旧情绪的潜在可能，而《开国大典》则在无意识中疏浚了宣泄这一社会情绪的最佳渠道——无论如何，基于现代性批判的怀旧情绪以及当代中国极不充分的现代化状况而无法实现与自身规定性题材的对接，对于交换理性（消费社会的逻辑基础）压抑向度的日常感觉还未上升为明晰的知性意识，这是尚且处于无名状态的潜在情绪。然而，凭借“革命历史记忆”满足大众涌动于胸的莫名情感，无疑是最好的命名策略，由此，抽象的怀旧冲动获得了具体可感的题材表现，普泛的社会无意识获得了自我表达的能指，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错位。

　　关于“红色记忆”的影片就其反映的内容上来看，大体上有两种类型：

　　1.《巍巍昆仑》、《彭大将军》、《长征》、《百色起义》、《秋收起义》、《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 等等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影片。

　　他们的创作主旨在于“突出主旋律”，可是，当它们不自觉的置身于消费时代总体性历史语境之中时，必然会由于处于支配位置的社会逻辑的激发而衍生出超出制作者主观意图的意义向度 。就上述影片而言，与显意识层面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重述弘扬主旋律的创作意图相对照，血腥的战争场面所展示的灾难景观恰恰在潜意识层面不自觉地实现了塑造消费个体意识的“集体性主要功能” 。

　　2.不同于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由叶大鹰执导的《红色恋人》则有意识地从灾难展示的意义上重写革命，从而为消费意识的论证明确地引入了历史的维度。本片通过一位外国人（美国人佩里）的视角叙述中国革命者的信仰与爱情。可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佩里真的能够理解中国革命者的行为、感情与思想吗？他的叙述难道不会因为理解的偏差而扭曲事实的真相吗？不要紧！因为确保对于历史的差异性理解得以产生的意识隔膜状态恰恰是导演——更准确的说是时代——的强烈追求，当我们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重新审视革命往事时，这场革命的缘由、意义等等这些多年来因为革命传统教育而积淀于我们心理深处的意识形态内容，都遭到了有意的、强制性的遗忘与遮蔽。

　　所以，革命者“靳”和“秋秋”从天而降，他们出场之际就是已经成型的革命者，至于促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历史原因却是影片无意追述的，而这一点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恰恰具有价值支点的意义。在传统政治话语中，不堪忍受压迫起而反抗的历史合理性是自明的，斗争中的牺牲自然而然被认为是前进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可是，当革命的合理性前提被遗忘的时候，还有什么价值可以将血淋淋的死亡赋值为牺牲呢？换而言之，“靳”和“秋秋”究竟为什么要献身革命？于是，革命就被还原为赤裸裸的灾难。目睹生命意义嘎然而止的绝对时刻，是一种让人如何才能经由心理内化而泰然处之的灵魂灾难！

　　革命记忆在被抽空了具体的、历史的意义之后，仅仅以其灾难性的形式作为当下日常性合理意义的反证而被征用，并与现实生活中的灾难报道构成了线性的历史逻辑关系，共同强化着享乐式消费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意识导向功能。

　　红色经典今天的市场主要来自中国的多数民众，他们大部分处于中年以上的年龄段， 集中于工人、农民以及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红色经典创立时代的主要接受者，其情感结构和话语体系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

　　红色文化在现在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从精神需求效应看，“红色文化热”的兴起是发自人们内心的渴望和心灵的呼唤。人们羡慕那些有理想、有信仰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渴望从那些物质贫乏但精神富足的革命者身上发现生命的意义和快乐的真谛。

　　从社会实践效应看，红色文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理想和信仰拼搏奋斗。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革命者感天动地的丰功伟绩，革命旧址、遗物展现的震撼心魄的场景，永远都是感动和教育后来人的最佳教材。

　　虽然红色经典的平等观念、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跟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有尖锐的矛盾，但仍然对中下层社会阶层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当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社会时，经济和政治层面的社会分层、贫富鸿沟、阶级矛盾正在日益加深，红色经典的平等与阶级诉求也必然会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共鸣。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红色经典还能否唤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因此，如何在红色经 典的现实意义和文化遗产建设目标之间作出合理的协调，如何使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 不至于完全演义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乃是红色经典全球化时代再造的思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