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1月25日，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上海市市长杨雄代表市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只字未提GDP预期增长。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平稳增长、结构继续优化、质量效益进一步提高、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等定性表述。由此，上海也成为全国首家取消GDP增长目标的城市。

上海率先取消GDP增长目标的消息发布以后，立即引来叫好声一片，似乎GDP已成为万恶之源，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事实上，GDP本身并没有那么严重的缺陷。真正的问题，还在于对GDP的认识。

而从上海取消GDP增长目标的具体做法来看，显然也不是就取消GDP而取消GDP，而是用比单纯考核FDP更加有效、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因为，如果对经济发展没有一种考核的办法与手段，也会出现迷茫的。

我们注意到，上海在取消了GDP增长目标之后，对经济增长的要求反而更高了，标准也更严了。定性表述的背后，是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3.6%以上、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6件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环保投入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3%左右等对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具约束力与评价力的刚性指标。

这也意味着，取消GDP增长目标，实质是政府的一种自我加压。因为，虽然过去也有这样的具体指标，但是，在GDP面前，大多成了陪衬，成了连辅助指标也谈不上的指标。只要GDP增长目标完成了，就算其他指标完成得差一些，也无碍大局。反之，其他指标完成得再好，只要GDP增长目标没有完成，都是枉然。于是，GDP增长目标也就成了地方政府最为看重的指标。不然，也不会出现每年地方上报的GDP数据总是远高于中央的数据，给公众带来GDP“水分”很足的印象。

必须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取消GDP增长目标，不仅是给自己的松绑，也是给其他地方的松绑，不仅是政府的松绑，也是给经济的松绑。要知道，这些年来，地方为了GDP增长目标，可谓伤透了脑筋、用足了智谋。特别是省与省、市与市、县与县之间，不知道安排什么样的增长目标才能让自己不比别人“差”，才能不让别人“瞧不起”，才能让官员的面子好看、提拔有力。于是，总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要比别人增长得快一点，哪怕一丁点。结果，GDP增长目标就完全成了一种数字游戏，成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利益博弈。政府与经济之间，俨然成为数字游戏背后的两名演员。

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市取消GDP增长目标以后，也就可以有效减少这些方面的烦恼，减少与其他地区的攀比，从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到研究重大问题、重大战略方面，使经济社会发展能够更加平稳、有序。

由于现行条件下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还很多，因此，取消GDP以后，会不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会不会因此而失去考核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使经济社会发展陷入无序状态呢？很显然，前面提到的上海在GDP增长目标取消后提出的其他方面的要求，是衡量和评价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的更为重要的指标。也就是说，在GDP增长目标没有取消前的二类指标、隐性指标、附属指标，都一跃成为了衡量经济运行状况的基本指标，从而由一个指标变成了一个指标体系，纠正了过去一俊遮百丑的现象。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些指标都能高质量完成的情况下，才能算经济发展任务的完成。

这也进一步告诉我们，GDP增长目标可以取消，但必须有具体的指标跟进，有满足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具体指标做支撑。且这些指标，必须完全符合地区经济发展实际和要求。如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如何、高新技术占比、第三产业的比重、研发投入占比的提高、教育和科技投入占比、环保投入占比等，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客观、真实、实事求是地反映，而不能造假。

2014年1月24日，上海市长杨雄也在市政府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不是太关心GDP，更关注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对上海4个中心（即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的影响，包括服务功能的提升、功能性机构的集聚。从不太关心到最终取消，上海市在GDP问题上可谓真的实现了根本性转变。而从去年一年来上海在自贸区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可以看出，上海在GDP问题上确实已经步入了一个新阶段，进入了一个新考核平台。

对其他地方来说，能不能取消GDP增长目标，关键也不在是否取消，而在取消后用什么来衡量和评价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成果。取消很容易，做好却很难。建立一套完整的、符合地区发展实际和要求的评价标准和体系，才是最重要的。取消GDP增长目标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这些方面手指标是少不了的，也是需要具体和量化的。只有这样，取消GDP增长目标的效应才能真正发挥。

自贸区能够帮助上海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复制上海的做法。但是，也必须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否则，取消GDP增长目标就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