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时代病
为避免产生歧义，首先对标题做一说明：不是“全”中国人的时代病，而是特指患有时代病的中国人。也就是说，标题、文中所涉“中国人”都是特指，如前文《中国人的人格分裂》也特指具有人格分裂的中国人。写作此类文字的目的，希望不是奢望：凡中国人都该扪心自问：我是否人格分裂？我是否有时代病？
在论及两百多年前法国人的“时代病”时，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形容，那是一种“感情强烈但没有重点的混沌状态”。我这里如果说“中国人的时代病”，可能会犯“正能量”的忌：法国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做着“中国梦”并唱响共产主义主旋律的社会，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如此说来，中国人患有“时代病”的确说不过去。但是现实——六十多年来的现实——不得不让有头脑有良知，或者愿意思考的人，跳开“此山”“横看”这座奇妙的“岭峰”。
前不久，圈内有篇文章流传，标题叫《有多少官员除了“做官”啥也不会》。其中有段文字说道：“不少人刚进体制就开始摆谱，张嘴就是滴水不漏的官话，满腹都是官场厚黑学，满脑袋都是拉帮结派的心思，最终确实越来越有官样，也越来越少了人样。”细细品味，咂摸出这层意思：它是中国现行体制下“官本位”的一个侧面。是的，当你稍加留意便会发现：无论是大官小官，也无论是大会小会，总听到那些让人耳朵早已起老茧的“场面话”。其实这些话说者未必爱说听者未必爱听。所以，台上开大会台下开小会、参会人打瞌睡等等现象便屡见不鲜。但是，官员们因为要体现身价，久而久之就有了前述的“官话”，便也从不得不说到习惯并乐于说，仿佛动物本能一样条件反射到了各种场合。
事实上，这些“场面话”已经由会场内向会场外，并由各种场合向现实生活扩散和漫延，而且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结果是人们说话多半喜欢背书一般，不经大脑过滤，不明就里地脱口而出。试举两例：一是张口闭口大而无当的所谓“至理名言”，如“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啦，“难得糊涂”啦，“好死不如赖活”啦，“百善孝为先”啦，“忠孝难能两全”啦，“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啦，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这些话做何解释？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它们是否自相矛盾？说者并不在乎，他们只在乎别人都这么说。这又叫“人云亦云”。另一个例子可能要得罪朋友圈的人。先不论文字是否有根据是否用心写就，只见有些逻辑混乱的文字被转发。这说明转发者并未细看内容，更没有思考。细究起来，是因为转发者不在乎文字内容，只在乎有没有朋友“点赞”，有没有再转发。因为这是一种不伤神费力的“热闹”，又可以联络朋友感情。何乐而不为？或者如俗话说的“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就像参会者不在乎会议内容，只在乎参会本身一样。因为那是领导的要求，是形式的需要，也是“集体主义”的表现。
由上述现象，我们便可以做出这种推断：从“场面话”到官话再到大话套话，当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由此我们是否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倘若说“场面话”官话大话套话，是一种普遍长久的现象，是不是中国人的时代病？
我早年作为所谓“梯队干部”，也曾“混迹”官场。记得那时有同事喜欢见面喊“领导”，颇与当时的相声“领导——冒号！”的说词应景。经这么一喊我心里便热乎乎的，好像自己真成了“领导”，说话做事也“端”了起来。仔细一琢磨，发现这种“喊”其实隐含着暗示，一种你将来要当领导的心理暗示。它就如“场面话”官话大话套话一样，在自己身上发生了化学反应，变成了动物本能的条件反射，深刻而长久。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辞职至少与不适应这种官场作风有关！
那么，这种官场作风是从何而来的？“中国人的时代病”又是如何产生的？后者与前者又有怎样的联系？事实上，前者与中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仕”文化传统有关，涉及面大，这里点到即止。因为任何文化总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因果，所以“中国人的时代病”与官场作风的联系，也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之外，本文还想就“中国人的时代病”的前因后果，做进一步思考与探讨。
众所周知，中国六十年来除了独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没有其它，即便有也是在这个主义和思想之下，或划定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那一定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就像市场经济一定要冠以“社会主义”修饰语一样。在此指导思想的指导下，就有了一种政治路线的确定，接着“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干部（即官员）就是政治路线的化身，说话办事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确定”的“政治路线”，否则就不符合“德才兼备”的标准，就是不合格，而且其中“德”是一定要摆在“第一位”。因此“德”便成了衡量官员的主要标准。选拔官员是这样，治国理政亦如此。从过去“以德治国”到现在“以法治国”似乎是亡羊补牢，也仿佛一种进步，但同时又强调要与“以德治国”兼顾。
对于“法”好理解，无论它是独立立法机构的“法”还是“权力意志”下的“法”。但是“德”该做何理解？是老子的德？是孔子的德？或是佛家的德？还是基督的德？似乎好像又都不是！它甚至也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也没有具体规定中国官员的“德”是什么；更不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启蒙运动倡导的个人主义的“德”。那么，这个“德”到底是什么？它会不会又是大而无当的“场面话”似的说词？
终于，经过反复推敲、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慢慢拨开罩在眼前头上的薄雾，揭去遮于面前额下的纱幕，惊骇地发现，它实质是一种“权力意志”。当然这种尼采式的“权力意志”已借助上述“一个主义一种思想”，戴着温情的“德”的面具，犹如宗教一般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和意志与言行。然后经由宣传机构、主流媒体、大街小巷的标语宣传，以及英雄、模范、标兵，使这种“权力意志”逐渐转化为“道德秩序”。并且调子越高越好，恨不得超高八度。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持高度一致。
在这种“道德秩序”下，从上到下，的确统一了思想、意志和言行。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可以“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比如支援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民”；又比如大笔一挥代表人民拨付十亿百亿元无偿援助发展中国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反正习惯了“被代表”，唱和听惯了“国强盛世”的颂歌，并且乐呵呵地幸福陶醉于“强大”之中，哪怕自己一年到头辛苦劳作只要比过去好。在这种“道德秩序”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起来，甚至做起中华大地实现共产主义的中国梦。他们才不去管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世界性话题；不去管它是一个经过一百年实践不成功的“乌托邦”；也不去管它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一个政权已不适合当今社会；更不去管它只有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契合，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等同步发展时才可能成为现实。
此时，我们忧郁地看到，当这种“统一”成为现实时，人们的表达便难以由衷。人们或为了事“权贵”而“折眉”说空洞的“场面话”，或因为“权贵”垂青、“权力意志”的诱导，像打鸡血般抖擞精神，然后化为一股冲天的“正能量”。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好，因为人们不必费神耗思，你咋说咱就咋干，大不了卖劲唱颂歌，却不会犯错误。但是，这里被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定义为“流动的河流”的思想不再流动，成了一潭死水。于是，思想单一，思维僵化，行动散漫，缺乏创造，好大喜功，说“场面话”官话大话套话乃至假话渐成社会的道德秩序，“时代病”便也由此生成。然而，正因为没有思想或不愿思想，中国人对思想家以及作为人的思想极其陌生，对世事浑然不觉，对是非难得糊涂，因而他们不知道，这种“时代病”恰恰是真正的“敌对势力”所喜闻乐见。因为中国人会像一百年前的阿Q一样，临死还要使尽平生力气画圆圈，并立志要画圆。
有良知或比较理性的人，会发现这个如宗教一般的“统一”最终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宗教是通过情感来表现。换言之，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是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当“一个主义一种思想”通过“权力意志”及其政治手段向人民大众灌输时，尽管它可能被接受，但是从历史的长河看它只能“暂时”被接受，且是情感扭曲地接受。“文革”十年因为“感情强烈但没有重点的混沌状态”使这种“被接受”尤其显著，并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但是，那也只是极其短暂的十年！
倘若你已淡忘“文革”那段历史，这里不妨提醒一下：彼时，中国的人文学科几乎全被取消，思想领域被极大地限制于《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如同佛徒念经，并且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毛泽东思想就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就是全中国人民的行动指南，要“三忠于四无限”。否则你就是“叛徒”“内奸”“反革命”。这里顺便提一下，“革命”原本是个中性词，但是那时绝对不能反，因为“反”就要遭牢狱之灾、杀头之祸。以致过来人时至今日提到“反革命”这个词都会谈虎色变。任何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果都不能用一个时间点表达，像切断电源一样“喀嚓”一下完事。“文革”动乱虽然已从中共决议里予以彻底否定，但是它造成的恶果，仍如病菌一样跨时代毒害着中国人，其混乱的“道德秩序”及其行为模式和“场面话”官话大话套话的语言范式，仍然颇有市场，“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还时有发生。比如动辄“汉奸”“卖国贼”“美狗”“毛左”“敌对势力”等等。
因此，这种“道德秩序”下的“时代病”对中国人乃至中华民族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除了上述“思想单一，思维僵化，思想懒惰，行动散漫，缺乏创造”之外，还坐享其成于人类科技成果而洋洋得意、自恃强大。但是某一天，当他们大梦初醒时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大到天体运行、宇宙飞船、原子弹，中到飞机、火车、轮船、汽车，小到电脑、手机、电灯，几乎占据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竟然没有一项中国人的专利发明！这绝不是妄自菲薄、自辱其尊，这是残酷的现实。回溯中国历史，我们也不得不痛切地感到这一点。
然而面对这一残酷现实，那些患有“时代病”的中国人，依旧可能一方面对上述人类科技成果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地陶醉于中国古代所谓“四大发明”，一方面拍胸脯号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又忍不住偷偷地“拿来”与“山寨”西方现代科技成果。最后一直拾人牙慧，跟在人家后面当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侏儒”，终至中国人被轻视和蔑视，中华民族被视为“劣等民族”。
十九世纪初，在欧洲曾产生过“道德主义”，并且盛极一时。“这种道德主义的目的其实不止于道德，其覆盖面很广，是要通过压制个人有悖常规的言行甚至思想来压制可能会扰乱现状的东西。在这种主义下，每个人都像警察一样看管自己，并作为社会压力的一分子看管别人。它其实同公开的政治压迫并行不悖，异曲同工。它的目标是保持体面。”中国六十多年的历史，无不是这一精辟论断的写照。
不过还是要看到时代在进步。至少我这篇文字可以通过互联网络发表，还不至于招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文字狱，更不会惹得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尽管上世纪初中国因内忧外患错失了康德所说的“敢于求知就是启蒙”的时代，八十年代末又错过一次思想文化的解放运动。因此今天的我可以“求知”，也可以对上述事实做逻辑的阐述。
最近西方国家发起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中国被排除在外，价值观的不同以及法律法规的缺席，应该是主要原因。当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发达时代，各种话语及文化正以多元方式呈现于前，逐步觉醒的中国人会竭力挣脱“一个主义一种思想”的“道德绑架”，通过各种途径争取精神与物质的解放。10月5日，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不仅是中国医学科学方面的进步，也是一种“个人主义”对“权力意志”下的“集体主义”的反抗，更是中国思想界争取解放的一个小进步。它的启蒙意义远远大于获奖本身。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引用十九世纪英国著名诗人马修·阿诺德的一段话，他说：“被某种精神与知识的力量所左右时，人们便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认为，只有文化是唯一妙方，而他所称的“文化”是指世界上思想和言论的精品，“换句话说，就是人文学科或者文科。”因此，具有政治智慧的真正的政治家，应该诚实地了解人性，了解世界文明发展趋势，不说“场面话”官话大话套话，逐步脱离“一个主义一种思想”的枷锁，放眼世界现代文明，用与全人类文化相契合的思想影响和引导人民，与人民一道尽快解除“时代病”痛，艰苦卓绝、扎扎实实的努力，逐步跟上先进国家发展步伐，使中国人真正富裕有尊严，使中华民族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