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打文明冲突，脚踢社群主义——评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
李华芳
作为重拾经济学的伦理之维哲学功底深厚的经济学家，森这几年来一直关心“自由与正义”的话题，例如在早先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中，他就论证争论传统对印度民主制度的正面影响，以及由民主趋正义的社会体制将在未来产生积极的作用。
在新出的《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森认为可以通过宽容多元，推进沟通，来免除战争和冲突，从而到达正义之境。但当下世界冲突的困境却在于分崩离析而又匆匆忙忙的“贴标签”，忽略细致入微的具体特征，并且刻意强调的个性消弭了更长久深厚的共性基础。世界陷入了暴力陷阱。
这个关于世界分崩离析文明紧张冲突的大理论，是从一个小故事开始的。森曾经担任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他是印度人。所以当他有一次回到英国希罗思机场的时候，移民局的官员询问了他与三一学院院长的关系，是不是关系很好。森教授认为自己通常善待自己，所以答曰还不错。但中间的片刻疑虑加深了移民局官员的怀疑。尽管事情最后解决了，但关于“身份认同”的疑问就此展开。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拥有多重身份。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为例，他可能是男人、共产党员、乙肝病毒携带者、低收入者、网络读书俱乐部主持人等，这些身份都属于他，都是不同场景下的身份表现。身份，原本应该是出于易于交流的目的而产生的，有助于在纷乱的标签中迅速找出一个贴上，变成易于识别，或者提供给陌生人一个交流的切入点。不过这种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并不能时时让人满意。
出于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社群主义强调个人的社区属性，并且将社区属性作为个人的一种延伸。但过犹不及或许对每一种思想都是个合适的警告。社群主义中不同程度的认同社区属性的重要性，尤其当个人嵌入在“社区文化背景”中时，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当我们引用诸如“理性”与“自由”这样的概念时，将不可避免引发“何种理性？谁之自由？”的争议。如此一来，所有对个人主义的评价都必须给予个人所属的社区的价值观和规范才能做出。其后果是妨碍了相互的交流和理解。
中国共产党在最近几年追求的和谐社会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加强党的执政基础，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加强党群关系。也就是说，加强党与群众的相互理解。但有意思的是，党群关系一词，实际上已经切分了不同的群体属性。所以才会有逯军的“替党还是替百姓说话”的下意识言论脱口而出。也许一开始党群切分仅仅是为了表明共产党员的属性，但一个共产党员不但可以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还可以是读书俱乐部主持人，后两种身份或许更能通向群众基础。但“党群”之分及其强化反而切断了通向群众的道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令森担心的是，社区属性的身份标签也可能造成强制的固化，用不同身份标签搭建的巴别塔同样会让世界充满误解和冲突。正如马修·阿诺德在《多佛海滩》一诗中写道：我们犹如置身黯野，在那里，无知的军队黑夜中混战。或者说，社群主义者造成的可能困境是，并没有促成不同社区文化的相互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反而将社区文化作为一个身份认同后的偏执力量，加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
世界性的冲突以“9·11”为典型代表，表面上这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森的担忧更深。是什么让我们认为9·11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带着其复杂的情绪而作出的恐怖行为。而又是什么让我们轻易为一群人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最终将美国拖入了战争。
同样的，在不了解中国经济运行基础和内部结构的条件下，很容易轻易得出所谓“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这样奇怪的概念，此类概念对理解和比较各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制度条件，并没有多大帮助。反而会强化“华盛顿-北京”这样的极化概念，如果夹杂了政治野心家的阴谋诡计，即便不造成大国之间的冲突，也可能加剧两者之间的紧张。而中国人习惯的“中国-西方”式的话语论述模式，同样不利于增进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这与森对社群主义的批评如出一辙。因为不管是社群主义还是文明冲突论，都不可避免的将世界简单抽象化，用单一标签进行分类而后强化。如果我们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哪怕仅仅是一种下意识地行为，也会大大削弱人性的丰富性，失去关键的人性共同点的连接通道，陷入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而理性的审视自己则要求我们注意到人性之丰富，身份之多重，文化之多元，寻找交叉重叠的共识，努力推进相互的理解和尊重。人类是具有这种自我审视的理性的，正如森在《理性与自由》中冷静推理和热烈期待的一样。
拳打“文明冲突”，脚踢“社群主义”，这正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给人的印象。把丰富的人性之美塞进单一的身份盒子里，这是一种高级理论的低级应用，也必将遭受单一幻象的惩罚，而陷入命运无尽的幻境。破除命运幻象的第一步，恰是森在本书最终章所昭示的，允以自由思考，重申选择之美，那是共同和永恒的人性之光。
阿马蒂亚·森，2009，《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想》，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