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作为一种绝对价值不应以任何理由放弃或被无条件丧失，它不仅是天赋的，还是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与具体的行为自由和政治自由比起来，思想的自由往往被忽略，如果停止了思想的自由，那么最可怕的结果就会降临。
本文所指的民间主要是相对于体制知识分子(以下简称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群体，这里所说的自由并非政治自由，而是一种思考的自由和相对的社会性自由，思考的目标主要涉及政治自由。在没有政治自由的情况下，人必须有思考的自由并且也存在这种自由，然后才可能有思想的自由。自由作为一种绝对价值不应以任何理由放弃或被无条件丧失，它不仅是天赋的，还是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与具体的行为自由和政治自由比起来，思想的自由往往被忽略，如果停止了思想的自由，那么最可怕的结果就会降临。同样的是，政治的自由离不开思想的自由，它是思考自由的结果。思考的自由可能要带来既定秩序的冲击，正是如此才有可能打破僵局使历史的车轮运转起来，然后形成思想的洪流冲溃旧秩序的堤坝。
但是人们往往进入一种思考的不自由，也就是进入先在既定秩序的奴役状态，受到思维惯性、文化底色和思考方式的影响。这多少具有近年来知识分子的责任缺失，自由主义的启蒙具有消解极权主义的历史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人们的思考圈定了框架。幸亏在网络时代知识分子无法形成绝对的话语霸权，互联网的传播和集结能力形成了民间的思考方式，这种发自生命切身经验的思考带着鲜活的温度在重构舆论场域，也在释放它的自由能力。肖申克是不朽的，他之所以得到救赎，不是因为得到正确理论的启蒙和指导，而是发自生命体内对于自由真切要求的思考的自由。
体制知识分子思考的自由因素的缺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体制本身的依赖，二是对知识体系的依恋，这两种因素妨碍了其思考自由的生动力量，使其思考和话语受到了长期幸福的奴役。先说体制性依赖。体制本身是个巨大的怪兽，只要是依附其生存的知识分子不论你如何对其不满都不能回避一个事实，这就是它与你之间的供应关系。正如肖申克在高墙内所发现的，时间一长你会发现你已经爱上了它，尽管你在不断地骂它，突然离开它你会不习惯。由于体制给予了这样的知识分子一种荣耀和待遇，对于话语霸权的渴望也来自体制本身的背景力量，即便是对体制发出的尖锐批评，也无法摆脱体制无形影响的奴役。
改革思维和渐进论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背景，其思考方式无法逾越体制的高墙，只能在高墙内进行修补、加固，并逐渐改进墙内的供应方式。对于体制话语的高度依赖已经成为其主要特点，因为其思考的范围无法脱离这样的体制背景。纵览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即可发现其思考的局限性，他们口口声声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司法改革”或者各种各样的“制度改革”，并描绘一种制度纠偏的治理方案。这种在体制性附着上形成的思考方式实际上进入了一种体制性压迫，是一种典型的思想的不自由状态，由此生发的各种渐进式方案不仅无助于自由的扩展，还成为自由的障碍。有的还以体制内良心的名义争夺话语权，且不论这种身份本身的荒谬性，单就其思考的方向来说就与肖申克的救赎背道而驰，因为它的思考参照坐标并未离开古拉格。再说知识性依赖。对于知识体系的依赖是知识分子的特点，这种特点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在对待现实和实践问题上则需要及其转换，否则就会受制于知识体系的奴役。
近年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过于依赖这种知识体系而忽略了现实中的民间作为，也轻视了传统权力的吞噬能力，致使其思考方式形成了对既成知识体系的路径依赖。抽象的启蒙理性主义容易导致规范性理念的绝对化，其失误在于把知识体系中的一般思想扩张到对具体状况视而不见的地步，陷入一种拥知识自重的自恋。近年来，体制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对于政治学的思考主要来自施特劳斯学派和以斯金纳·波科克等人为主的剑桥学派所提供的方法。施特劳斯学派主要专注探求思想史上不同文本内在逻辑的延伸，以及文本内部所隐含的信息，这种专注于内在理论的解读方法强调政治哲学应该寻求超越历史的真理。而以斯金纳、波科克等人为主的剑桥学派则强调对文本的解读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并考虑当时具体的社会脉络，以便去除文本所携带的私货。应该说这两种方法都被不同的知识分子所偏爱，由此形成自己的学术理路，但是一旦回到自由这个具体的实践性问题，对于知识体系的过度依赖就限制了现实逻辑，失去了思考的广阔自由。越是严密坚固的知识体系越意味着创造的弱化，这里的自由是被权威所压制和奴役的。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学院主义是这一奴役的工具。它是对创造之火有系统、有计划的扑灭，要求创造的个性完全听命于社会集团”。
从体制背景和知识背景两种因素出发，一些知识分子的思考往往会进入自由的幻觉，以为自己寻得了通向自由的真理，导致一种身份和知识的双重自负。近年来，体制知识分子误读的哈耶克、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正是对于当下社会的忽略，一旦进入一种思考的不自由即会朝着自由的反方向努力奔跑。这里的关键还不单是知识分子的学术游戏和激情空耗问题，而是占据体制的山头对于民间思考自由的压制和对民众的误导。其体制身份的自我优越感会化约为学术权威的身份想象，然后总想成为大众的导师，为其话语权而不惜违背逻辑的忠诚去阻遏自由思考和民间的有效思想，达到与权力同构。这里除了极少数能够倾听民间思考的知识分子之外，大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想主导这个时代的舆论，往往又以资格论来排除民间思考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现有舆论格局。沉迷于知识的幻觉则会向民众提供虚假希望，在引经据典、宏论滔滔中背叛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被有的人批判为这个时代的耻辱。他们的体制依附和知识依恋是造成思考自由缺失的主要原因，其功利主义表现又源自他们对民间思考能力的轻视和误解，他们甚至把思考当作一种资质的专业训练，从根本上排斥民间思考的自由性。由于长期受到体制和知识体系的影响，有些体制知识分子已经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容不得民间思考的任何质疑，在精英主义自我膨胀中画地为牢。渐进论和法治优先民主论者便是其典型代表，这种远离日常经验的“学术推演”谈化了现实关怀和真正的问题介入，转移了自由的有效通道。因此，这些所谓的学术之争便成为知识的竞秀场和观念的嘉年华，在本质上走进了凯撒王国，阻止了思想自由的现实通道。
相对于体制知识分子的思考自由的缺失，民间秩序中的思考自由并不缺少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并且在许多节点都有超乎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与体制知识分子相反的是，民间思考自由恰恰没有体制性身份和知识谱系造成的文化压迫，没有既成利益的负担使思考的自由更具现实性和超越性。首先，这种思考自由不奢望通过自己的誎议而登堂入室，其本身又与体制保持着距离，并非是体制的物质依附者，因此，这种思考自由更能以一种超脱的立场来认知当下的具体问题。没有功利主义缠绕的思考更具纯粹性，共思维方式的自由发散不会拘泥于既定的权力主导话语和知识分子启蒙，而是以真正的生活的介入者来思考当下。由于本身不属于体制的寄生物，所以从不会对体制有过大的希望和失望，因此其话语方式也就是避免了对权力主导的依赖，其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生成。其次，民间的思考自由没有知识体系造成的思维钙化和学术虚荣，也不可能进入体制设立的学术评价，逃脱了思考自由对学术量化及其标准的就范，保持了其思考的真实和鲜活。
尤其进入1990年代之后，体制知识分子进行了利益分化，各自纷纷寻找其依附背景和学术山头，这种现象不可能存在于民间秩序中的思考自由。民间的思考自由不用考虑什么知识分子的各种派系之争和学术渊源，完全是发自生命自身的真实经验，由此形成的自由话语。其三，之所以民间秩序中的思考自由具有一定的当下认知能力和介入能力，是因为人本身就是会思考的芦苇，每个人并不因为身份如何就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而是思考本身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证据。由于民间秩序中人群的分散性，其思考自由的方式更是不拘一格，没有既成规定的束缚，不受制于任何权威的训导。在民间秩序中生发的思考自由大都来源于生活强加而来的重负，他们必须在真实面对中思考个体的命运及其出路，不会避重就轻地谈化时代的苦难。这种思考自由大都是一种精神守望，是对命运的反抗而不是对时代的礼赞，之所以持之以恒地思考自由并不是把自由作为炫耀的光环，而是为个人的处境及其煎熬进行孤独申辩。其四，民间秩序中的思考自由带有原生态思想。思想本是一个自洽的市场均衡，在体制知识分子中由于权力格局、利益均沾、派系板块分割打破了应有的思想生态，而在民间表达中，由于民间秩序远离了这些功利主义干扰，使之保持了一种思考自由的纯粹，在民间秩序的范围内相互交流、碰撞使之达到了生态平衡。尤其这些思考自由都是自己为自己代言，减少了信息的中介耗散，保持了发自生命本身的信息温度，最大限度地摆脱了体制规训的文化羁押获得了相应的自由。减少了学术化妆和知识包裹的原生态思考自由沉浸着周遭世态的感知力，其对生命所承受的压迫与凌辱不会曲意在咬文嚼字的学术游戏中，而是最大可能地表达为生命的呐喊。这种思考自由没有体制与知识体系带来的双重枷锁，一开始就是自由上阵的，所有的思考都是来自生存的真实，不会受制于体制立场和知识谱系的思想倾向，最大限度地克服了文化性奴役对思考自由的方向性影响，同时保持了自由的锐度。
对自由的珍视是民间思考自由的永久动力，民间具有多重自由的因素，虽然不具有政治自由，暂时无法参与共同体的民主政治建构，但民间的特殊性使其具有相对的社会性自由和精神自由。这还不是古代文人对于山水江湖的寄情放浪，而是一种新形势下的自由团聚，是这个时代对行为自由阻挡的结果。古代文人式的浪漫自由是犬儒主义的，以避世的出离来寻找精神的安栖，这实际上是回到了自然对于人的奴役。自由是高于存在的，人的价值能否实现得益于人的个性的拥有，而个性则无法离开自由。在个性的充分表达中，思考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它能维护精神的生存，冲破客体化的世界对自由的束缚。之所以民间秩序中对于自由的珍视，还赖于自由给民间提供的精神慰藉，使之超越了个体所承受的生活与人生的苦难，挣脱了权力的压迫，然后思考历史的命运。正如卡尔·斯密特认为的，个人的自由行为是不需要论证的，而社会与法律的干预则需论证。也就是说，干预个人的自由的“举证责任”在社会与政府而不在个人。
因此，在追求个人自由时被赋予其他重要价值的目标应在次要位置，自由不得为追求其他而牺牲。由于民间的思考自由远离体制性的既得利益和各种势力背景，唯一的动力就是自由的吸引，自由成为其人生及其行动的导航，何况由于拥有一定的消极自由使得民间具有创造的活力。约翰·密尔说，进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可能有多少个进步中心。传统秩序结构是阻挡进步的，要想限制进步肯定要限制自由，由于民间秩序中思考自由的分散性，无论什么样的阻挡也是难以完全有效的。与有些知识分子的犬儒化生存比起来，民间秩序中的自由更是珍视人的尊严，其坚韧性往往能够冲破旧秩序的封锁成为真理的有力辩护者。
真理与自由相伴，真理的出场很大程度上是自由对奴役的战胜，这得益于对自由的真正热爱，在真理之途中，自由是最大的鼓舞。追求真理和自由是危险的，它不会带来世俗利益，往往会加重追求者世俗中的厄运，但历史以来的追求者们都是义无反顾，这完全缘于他们对自由的珍爱。由珍爱自由才能进入思考的自由，也才能构成思想市场，然后让各种思考的自由在观念冲突中得到检验。在此引述阿伦特的说法：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故事，如果把它简单化或予以道德谴责将使我们一无所获。纵观历史，追求真理和讲出真理的人都意识到了他们所从事之事业的危险性。要是他们不干涉世界的进程，他们就会被奚落和嘲笑淹没，要是他们迫使同胞严肃对待他们，尽管目的在于把同胞从谬误和幻想中解放出来，却使自己的生命陷入了危险。其实阿伦特的这番话是柏拉图洞穴理论的现代注解，讲出真理的危险在于使政治家的谎言破产，而谎言从来都被认为是政治家或煽动家惯用的工具。一些知识分子也具有追求真理的勇气，但往往由于思考的不自由而走向真理的反面，历史不会因其意图伦理和结局的悲壮来豁免其方向性错误。这在文革中自杀或遭到各种惨死的知识分子中具有惨痛的教训，他们珍爱真理，但在真理之途中丢掉了思考的自由，当满以为在珍爱自由之路上披荆斩棘迎风而歌时，实际上误入了奴役的牢笼。今天一些体制知识分子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又在重蹈他们的事业，他们不知道自己钟爱的自由之路实际上已经通向了复辟的大门。
民间秩序中的思考自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由于没有体制性学术圈子的壁垒，它的低姿态的开放有助于各种意见的加入或胜出，在言论交流中，出于对自由和真理出路的认领，这些思考得到了充分交流，从而使民间对于自由和真理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刻。他们普遍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本人的最高主权者，自己要行使绝对的思考自由，只是在外在行为上考虑他人的自由及其社会规则的约束。也就是康德所说的，“每个人都能够是自由的，尽管他的自由对我的自由完全是不相干的，或者我在内心还很想去侵犯他的自由，但我并没有以我外在行为真去损害他的自由”。这种思考的自由不接受意图伦理和道德动机的质疑，只有在自由的思考和思考的自由中才能保持正确的观念胜出，然后在思想市场中检验其真伪，因为人类的观念及其言论具有“可错性”，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绝对确定的东西。正是民间秩序中没有学术权威及其思想导师的利益负担，其纠错能力也就远远高于知识分子体系，其自我认知、自我选择、自我清洁能力都源于生存的需要和对自由的依赖。这样一来，民间的思考自由就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它植根于广袤的民间沃土，有着广阔的天空，拥有各具个性的最广泛的人群，在成就自由的伟业。他们远离体制及其文化的规训压迫，但并不拒绝知识分子的建议或批评，甚至能够倾听知识人对于自由实践的知识证成。这也正是这种思考的强大所在，它不但在吸纳民间的各种意见，同时还在吸引更多的知识人加入，使这一思考自由成为一种鲜活的实践性语言在解剖这个时代，又以无可反驳的判断否定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历史预言。
长期的专制社会使得一些体制知识分子也残留了文化专制、知识专断的酵母，血液中多少带有对民间思考的偏见或轻视，导致其言论说教成为一种空洞的学术游戏，这是对自由的驱逐。幸好已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来倾听民间的思考自由之声，并加盟他们的观念沙龙，在此印证或修改自己的逻辑推演和知识训练。在深刻的社会变迁中，旧秩序正在坍塌，民间的思考自由每一天都在历经这惊心动魄的时刻，思考自由是每时每刻必要的应急反应。这种信息感受和生命经验的真实和广泛不是间接的知识传播，而是直接的生命经历，因此更容易洞察到时代的命运。由于网络时代对知识霸权的瓦解，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第一时间用知识参照自己的思考坐标，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和概念厘定能力，但没有什么静止的知识能够大于正在发生的现实的力量。本来，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时代最坚硬的核心，是永不会向权势妥协的引导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但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专业化使之脱离了广阔的民间沃土，话语主导权的获得反而使之失去了引导能力。网络时代，知识群体和民间的传统概念被彻底颠覆，知识精英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新的思考群体已经蔚为大观，民间思考出现了非凡的信息整合能力。由于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身对社会、历史、制度及其政治的思考，每个人正在拥有思考自由的主权，因为这涉及到自己的灵魂是否独立。托马斯·莫尔说：“我是唯一需要对我自己的灵魂负责的人。”每个人都是思考自由的主人，每个人都可以摆脱对既有话语体系的依附，然后在自己的自由之路上筑城，这不仅在引导思想的自由，还将在行动中创造道路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