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宏观调控在两次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既有共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点。其一方面要求我们在此轮宏观调控过程中要充分借鉴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调控经验，另一方面又要求我们根据国内、外环境出现的新变化，在借鉴前期调控经验基础上，立足创新，以灵活多变的调控方式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经济的冲击，通过卓有成效的宏观调控，最终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产业升级。
一、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积累的调控经验对当前宏观调控的借鉴研究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当前宏观调控可以借鉴上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所采取的两方面调控经验：
1.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宏观调控政策上要实行积极转向，即宏观调控政策要由紧缩型或中性向积极型调控政策转变，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中国政府随即宣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加大政府投资规模和力度。1998年中央决定新增国债投资15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随后几年中，中央政府连续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规模大幅增加带动了民间投资，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在1998年以后出现了一次大的飞跃。与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我国在货币政策上也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存贷款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由于政府投资大幅增加所产生的挤出效应，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宽松的资金支持。相关数据显示，1997年以后，央行连续采取了6次降息和2 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举措用于刺激经济。借鉴上次宏观调控经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反应迅速，2008年11月6日，国务院召开会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政府决定至2010年，新增4万亿元政府投资，用于刺激经济。为了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自2008年 8月以后，央行采取了连续5 次降息和 4 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举措。 此外，央行还采取积极的信贷和货币投放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多贷款。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程度不断加深背景下，我国通过实施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宏观经济下滑速率。随着国内积极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实施，我国经济增速在2009年一季度降至6.1%的低点以后，经济发展稳步回升，其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在短期内确实能够对宏观经济起到有效的刺激和拉动作用。
2.在外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有力的短期工具。从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启动速度来看，在出口增速放慢背景下，鉴于消费的平稳性和时滞性特征，启动投资，短期之内可以对经济起到立竿见影的拉动效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政府实施的积极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以投资作为切入点的，取得了良好的调控效果。作为借鉴，2008年11月份，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仍然将投资作为实施积极宏观调控政策的切入点。根据上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调控经验，预计随着政府投资计划的逐步落实，在投资乘数效应作用下，短期来看，投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可以弥补由于出口下滑所形成的国民经济增长缺口，使我国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增长。
二、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新变化，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目标、着力点及调控措施选择上要更多地侧重于创新
鉴于此轮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相比，已出现了明显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上次调控经验同时，还应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在宏观调控目标、着力点及调控措施选择上有所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妥善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我们认为，与上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相比，此轮宏观调控至少应体现以下几方面的创新：
1．与亚洲金融危机时侧重于经济总量扩张型宏观调控目标不同，本轮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应侧重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尚未正式加入WTO，国际重化工制造业还没有向中国大规模转移。因此，出口在GDP总量中所占比重相对较低，投资、消费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从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实际情况来看，受国有企业改制及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趋于减弱的。在出口总量较小及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度日趋减弱背景下，为了积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投资成为政府刺激经济的唯一有效手段，一方面投资本身可以通过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鉴于我国当时基础设施发展落后的客观现实，通过政府投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性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低资源价格及廉价劳动力的相对优势，为全球重、化工业向中国顺利转移以及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提供有利条件。从投资实际效果来看，1999年中国顺利加入WTO以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由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而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弱所留下的国民经济增长缺口。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国经济规模之所以能够出现快速扩张的持续增长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口的快速增长，换而言之，是出口的快速扩张推动了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而出口的快速增长最终得益于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就此而言，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国所实施的宏观调控目标可归纳为：侧重于投资拉动背景下的经济总量扩张。
2008年以后，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前期通过投资、出口二轮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诸多弊端暴露无余。面对目前我国国内基础设施饱和度不断增加的客观现实，在投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作用下，理论上而言，目前我国基础设施可投资空间及投资边际效用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相比，优势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在出口经过十余年快速增长之后，鉴于全球基本消费品需求的刚性特征以及我国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出口对于前期经济总量扩张的推动作用正在逐步削弱。理论上而言，在美国房地产市场步入衰退和中国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丧失双重因素作用下，即使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经过前期快速扩张之后的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会出现逐步递减的趋势。鉴于投资、出口对于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日趋乏力的客观现实，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侧重于经济总量扩张的宏观调控目标不同，我们认为，当前在宏观调控目标选择上应侧重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即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使中国经济发展由投资、出口二轮驱动向消费、投资、出口三轮驱动转变；由注重规模扩张、资源消耗型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向注重技术创新、注重劳动有效性的内含型扩大再生产转变；由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向注重经济发展质量转变。只有实现上述宏观调控目标，才能有效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型，进而达到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
２．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侧重于“保增长”的宏观调控着力点不同，本轮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应在于“保民生”。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越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增长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做出的精辟论述，实际上明确指出了此轮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在于“保民生”。而从前期政府公布的四万亿资金投向来看，民生工程投资在四万亿投资中占有较大份额。我们研究认为，本轮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所以立足于“保民生”，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具体国情及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具体言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受国有企业改制及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不健全影响，消费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趋减弱，消费需求持续乏力一方面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很大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与我国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明显不符。当前在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日趋收窄、出口增速明显放缓背景下，要保持宏观经济持续增长，其调控着力点应落脚于“保民生”，即通过刺激消费的方式，一方面保障民众安居乐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弥补经济增速由于出口乏力而出现的下滑缺口。当前，将“保民生”作为此轮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有以下现实意义：第一、通过“保民生”工程的稳步推进，使我国消费出现恢复性增长，进一步增加国内市场需求，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基本的内循环，进一步增加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第二、通过“保民生”工程的有效实施，使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更多地体现“人”的因素，通过人的科技创新实现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产业升级和跨越式赶超；第三、通过“保民生”工程的有效实施，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好地与自然环境相谐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最终达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根本目的。
３．为了切实有效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经济的冲击，实现此轮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立足于“保民生”这个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当前可考虑采取以下调控措施：
（１）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力度，充分发挥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目前在投资、出口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日趋减弱背景下，消费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多年来，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受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及微观主体——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影响，以工资为代表形式的居民收入占ＧＤＰ比重持续多年出现明显下滑。相关数据显示，1990年，我国居民工资性收入占ＧＤＰ比重为15.8％，而到2006年，居民工资性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则下滑至11.03％。在居民工资性收入占ＧＤＰ比重下滑的同时，由于以教育、医疗、养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保障体制仍未建立，居民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我国居民前期在收入和支出方面出现的“一减一增”现象是当前消费乏力的主要原因。理论上而言，一个缺乏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是畸型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当前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之举在于找准“保民生”这个宏观调控着力点，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进行深刻变革，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力度，使居民愿意消费、敢于消费，充分发挥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最终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转型。
（２）通过减税和加大科技投入的方式积极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以新动力能源为切入点的产业培育，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最终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跨越式赶超的宏观调控战略目标。如果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中国政府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的方式培育了以出口为导向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成功实现了中国经济总量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再次扩张，那么，在人民币升值及我国低成本贸易竞争优势逐步减弱双重背景下，如何使前期经过高速增长、已出现增速拐点的出口贸易继续发挥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如何确保投资的边际效用保持在较高水平？如何培育未来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些问题都是在此轮宏观调控中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我们研究认为，上述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通过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兴产业。而从全球金融危机最终解决手段来看，在信息技术产业革命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递减以及美国传统产业——房地产业呈现衰退双重背景下，全球经济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发动一轮新的技术产业革命，通过新一轮技术产业革命，创造新的需求，形成新的供给，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新技术产业革命对于中国而言即是机遇也是挑战。从全球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分析，当前最有可能爆发新技术产业革命的领域主要表现在两大产业，一是新能源产业，二为基因工程产业。考虑目前人类生存所面临的能源约束，我们认为，新能源领域最有可能成为最先爆发产业革命的领域。为此，在此轮宏观调控过程中，应立足于通过减税、加大科技投入的方式积极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用科技创新、增加投入的方式培育以新动力能源为代表形式的新兴产业，有利于提振我国整体产业的技术含量，形成中国真正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核心竞争力。。理论上而言，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一方面可以增加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过程中所必须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根据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供给本身也会创造需求。因此，当前我国在此轮宏观调控过程中对于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本身也能够起到拉动需求、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作用。
（３）将防范国内金融风险作为应对此轮全球金融危机的重中之重，采取积极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国内金融风险。如前所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高，资本市场基本上还没有对外资开放，因此，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实体经济上，为了有效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在宏观调控政策上采取了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战略，其主要表现在1999年中国顺利加入ＷＴＯ这个标志性事件上。我国在上世纪末所采取的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战略直接导致了后来出口贸易的成倍增长，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进一步提高，虽然目前我国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实行自由兑换，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较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已有明显提高，在外部资金大量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情况下，如何防范国内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将是此轮宏观调控所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为了有效地防范可能出现的国内金融风险，我们认为，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在宏观调控政策上采取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战略不同，当前应将扎紧中国资本市场篱笆、防止投机性国际资金出逃作为防范国内金融风险的主要手段。具体言之，当前采取以下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国内金融风险：第一、在积极鼓励银行增加信贷投放的同时，应加强贷款项目的审核、评估，防止大规模不良贷款风险的发生；第二、推迟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步伐，加强国际投机性资金出境监管，防止国际投机性资金突然撒离给中国带来的金融风险；第三、严格控制银行贷款资金流向，防止贷款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投机于房地产市场，制造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第四、谨慎管理外汇储备资金，最大限度降低外汇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