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出高铁和大飞机的中国是靠人才吗?

-----对人社部副部长认为‘中国造不好马桶盖只是技师人才不力’的异议！

汪华斌

今天遇到一位人力资源的朋友，她说最近人社部副部长公开表态说中国人还是尊重人才的；因为我们的中国制造能让高铁飞驰、蛟龙入海、玉兔登月，这就是人才公平的最好证明。然而在中国技工能够在世界技能大赛中披金摘银之时，中国社会却难以造出一支好用的圆珠笔和马桶盖；所以才出现国人在海外疯抢马桶盖的中国现象。这不能说明中国的人才不公平，只能说中国的人才不均衡。

原来这是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大家谈到的问题，也就是普通民众看到的中国制造的尴尬所在。正因为如此，所以人社部副部长汤涛认为“圆珠笔不好用”背后还是技能人才的培养问题。“一个国家最顶级的产品有一批高端人才去生产，但是更大众化、更常用、进入家庭或者说我们经常用的笔；则需要靠更多的劳动者尤其是技能劳动者在日常生产当中提高质量。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我们在人才培养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大批专家学者纷纷发表高论，说这是中国制造“重点领域领先，但系统性落后”现状的写照。“中国在很多高精尖领域其实是领先的，但是在一些领域，比如圆珠笔，它是依靠人和机器设备共同作业的结果。人也许有很好的技术，但是如果我们的设备、机械体系达不到，有时候也确实比较困难”。更有一些举国体制的单位纷纷说自己成功的经验，如中航工业集团总经理助理刘井宏就谈到了自己单位管理的体会；“将设计转化为产品，再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整个过程需要技术转化和转移的畅通机制、优良的工艺保障、成熟的人才市场、诚信的市场环境等等，而这些是当前中国制造业的短板”。于是人社部副部长汤涛坦言：“中国虽然已经有一大批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大师级工匠，但能否让这些身怀绝技的大国工匠‘后继有人’；是当下中国制造需要认真面对的考题。在军工等特殊行业，中国的大国工匠更多一些，在一些传统行业，我们的高级技师、首席技师、特级技师还是少了一些”。于是人社部联合财政部在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全国12个省区市推广“新型学徒制试点：“每个省份选择3到5家大中型企业试点，每家企业再选拔100名左右与雇主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员工参加培训，共涉及学徒近6000人”。

我不说我们社会的‘圆珠笔不好用’只是中国制造难堪中的沧海一粟，因为今天的中国制造能真正参与国际竞争的才是屈指可数了；这难道不是全方位的人才问题吗？难道仅仅因为我们的高铁与大飞机在国际上有点名气了，就证明这是中国人才公平的结果吗？要知道在今天的全世界公平竞争中，只有我们社会的高铁与大飞机是举国体制的结果。也就是说即使是全方位的压制人才，举国体制同样也能在这几项中名列前茅；因为如果我们不用国人的知识与人才，我们的举国体制同样也能招揽来外国人才呀。所以说这几项名列前茅的产品不仅不能是我们的骄傲，反而可能是我们的耻辱；因为我们是用举国之力去迎接全世界单个企业的竞争，难道我们能好意思说是我们的人才公平吗？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再也没有人才公平的概念了；因为任何单位负责人都是最高技术权威，就连高铁这居世界领先水平的技术；难道我们会忘记当时的最高权威是刘志军吗？是他批示决不走日本人的路，所以才创造出中国特色的高铁。然而你再看我们的铁路系统，哪里有人才公平的事例；到处都是各级领导干部不仅技术职称最高，而且都是享受国家津贴的专家学者。要知道刘志军可不是专业技术人员，他实际是一个笔杆子；一个笔杆子有了权就能是最高技术权威，这样的社会能是人才公平吗？当时我在武钢连续申报八年高级职称，最后都是我成为了分母的人；要知道我不仅在国内外发表论文500多篇，而且各类技术成果300多项；同时还是正宗的专业技术人员。为什么，因为每次上报的名单中只有我一人是没有任何行政职位的人；所以我成为了永远的分母。因为我们社会职称评定不是按照技术能力与知识水平，它只是‘官本位’的附加补充；因为职称又能得到一些特殊化的待遇，所以它成为了各级领导干部的附加名利途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们社会什么领域能是人才发挥作用的场合。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制造越来越退出国际竞争；因为人才已经不再是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要素了。然而我们的举国体制下，要维护那么几个领域的名气还是有保障的；就如同体育就是依靠举国体制，结果我们成为了金牌大国；如果离开了举国体制，我们还真的在体育竞赛中找不到北。

中国的核心问题不是能造出高铁与大飞机的问题，而是普遍存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社会现象；这才是我们距离国际竞争力越来越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