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无论我们在口号上讲的是如何拥戴市场经济，而实质上在搞的是不折不扣的计划经济、权力经济。从形态上讲，属于最典型的“超经济强制型”经济。2015年9月30日本人曾写了篇文章－“中国‘有市场因素的计划经济’”，来说明中国经济属于超经济强制的性态。
超经济强制是马克思提出来的。马克思认为封建时代是一个普遍依附的时代，财产关系上面依附着政治的和社会的附属物，不是纯经济的财产关系。马克思强调封建时代的财产关系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是依附关系，这就是一种超经济强制。超经济强制或者被称为经济外的强制和非经济强制，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对直接生产者具有政治、法律的强制力量。这种政治、法律的力量，可以是国家等权力机关正式赋予的，也可能是由习俗、习惯等形成的。任何一种社会，只要超经济强制占据主导地位，都会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经济，不管这种制度与其它制度有怎样的不同。
客观理性地看问题，中国社会从落后的农业社会步入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在起步阶段由于市场意识不足、市场观念薄弱、市场经验欠缺，采取必要的超经济赶制手段是必要的。然而当市场氛围形成后，再实行超经济强制，就是对市场的排斥，就是对经济的窒息。犹如师傅带徒弟，在徒弟未出师之前师傅要指挥徒弟，而在徒弟出师之后师傅仍然继续命令指挥徒弟，从逻辑上讲这个徒弟永远也没有超过师傅的可能了，只能听师傅命令指挥的徒弟所做出来的东西，永远超越不了师傅。这种师徒关系所导致的，就是手艺一代比一代弱。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政府一直是超级大老板，一直是超经济强制型的经济形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一是政府通过连续不断无间隔的计划，设计指挥经济；二是权力通过制定政策措施、游戏规则，以及全面的监督管理，直接运作、推动资源配置和经济管理；三是经济剩余政府拿大头，政府通过税收和其他各类渠道拿走2/3以上；四是经济决策、税率确定政府独家发布，且具有自由裁量权；五是土地、矿产等基本经济资源，以及行业准入政府垄断；六是整个社会资本，特别是国有资本，产权极度模糊；七是政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总裁判长，还是主力运动员。这七条足以说明中国经济是不折不扣的超经济强制经济，而且在经济方面无论从剩余分配上看还是从支配力量上看，政府都是不折不扣的超级大老板。
政府当超级大老板，是中国超经济强制的集中体现。
在经济现代化的初期，政府当超级大老板，推动了高速增长，但同时积累了大量的经济矛盾和问题，如资源严重浪费、环境重度伤害、民心严重丧失、两极分化加剧、泡沫经济泛滥、经济秩序混乱等等。今天的依法腐败盛行、经济增长乏力、政府债务如山、市场营养不良、改革边际效率锐减等等，都可以说是超经济强制的必然结果。
从经济核算的角度看，超经济强制的经济事实上已经破产。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已经严重得不能再严重了。至于数字到底是多少，没有人能说得出来，而审计署出来的数据肯定是靠不住的。然而就身边听到的看到的经历的情况看，最少在落后地区，地方债务已经超过一年的GDP数倍。很多学者说50年都还不清。而本人认为，政府肯定还不起所欠的债，政府债务最终将归是全民埋单。政府债务，已经成为当今地方政府领导最头疼最无奈的纠结了。在今天经济下行、房价冰冻、可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政府连维持基本的财政收支都无比困难，哪有闲钱还前人欠下的债。对公欠公的，可以拖。而对公欠私的，政府领导普遍是回避，回避不了的就硬不理，一句话没钱，不是我欠的别找我。在破产法中对破产是这样定义的：当债务人的全部资产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时，企业破产。今天把政府的财产全部算起来，能还所欠债务的几分之几？不能把公有资产算成政府资产，公有资产是人民的，政府只是所有权的代表。当政府整天被别人跟着屁股要账，当拖账不认账不理账成为政府形象时，可以认为超级大老板没资格再继续当下去了。
是的，从经济上算账，超级大老板无疑破产了。但支撑超级大老板的，是超经济的规则，故经济规则约束不了超级大老板。在中国，没有政府破产之说。政府要当超级大老板，就当超级大老板，爱咋咋的。
从今天的经济发展的各种情况看，政府事实上作为社会经济超级大老板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再延着老路走下去，带来的问题一定会比能解决的问题多，总体上得不偿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不转型，仍旧继续当大老板，那么可以断言下一步的投入越大，带来的问题越多，危险性会更为增大。
按照经济新常态的逻辑，是要建立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本作用、政府经济职能要从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转向维护经济秩序等等。如果政府仍然是大老板凌驾在中国经济之上，那么这一切注定都是泡影。
中国要真正实现经济新常态的转型，政府首先要转型，不仅不当超级老板甚至不当老板，政府经济职能必须重新进行根本性的界定，从超经济强制的经营者转变成经济秩序的坚强维护者，转型为权威的、诚信的、法治的、服务的政府，让市场成长起来，让民智民力激发发挥出来，让创造性经济成长起来，让市场来当大老板，中国经济才能走上健康可持续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