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需要循序渐进
文/潘国尧
他的办公室四面墙边到处是塞得满满的书柜，但他的书柜里更多的却是有关反恐方面的书籍；他现在管理着一家有着20多个分公司上百亿元资产的企业集团，但他在反恐领域的威望和名声更大，不但国内的一些政府安全部门常常请他去给一些高层管理者们授课，而且还有国际著名反恐专家出专著都要找他作序；他曾经担任北京奥组委新闻中心主任叱咤风云，也曾经一直在报社从事国际时政的新闻报道和编辑工作；他到访过世界五、六十个国家，与国际反恐专家一起交流心得，也曾只身深入中东战场与恐怖分子零距离接触……他就是李湛军，业内公认的反恐专家。
日前，本刊记者前往位于北京市学院南路15号的北京发行集团，就军民融合的相关话题对李湛军先生进行了专访，虽然这个话题非他所长，但是长期从事国际国内战略领域敏感问题研究的李湛军对军民融合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在与本刊记者一起探讨的一个多小时中，他对军民融合战略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军转民”不是简单地转交地方
关于军民融合的话题最近被重新关注，李湛军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他也认可军民融合的热点就是“军转民”“民参军”这六个字。他认为军转民就军方而言，有很突出的优势，那就是军企的产品质量，包括工艺水平等是很高的，军企产品的品牌诚信度比相应的社会产品要高，“军队由于国家在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上相对比较集中和充裕，各方面的重视程度高，军企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受到一些外来市场环境变化的因素影响比较小，这使得他们能够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李湛军解释说，因为其它性质的企业经营活动往往是利润至上的，在研发和产品的方向性选择上受到市场的掣肘会比较大。同时军企的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由于长期接受正能量的教育和影响，军企员工的使命感、荣誉感和奉献感比较强，愿意报效祖国，队伍的凝聚力很强，“所以军企人才不会像一些社会企业那样无序流动，人才队伍相对稳定，所以也更容易出成果。”李湛军说。
但他也承认军企存在体制僵化、机制不灵活、市场反应慢、成本控制差等问题，“加上前些年市场上假冒军工产品的案例发生得比较多，这多少也影响到了军企的声誉。”李湛军认为少数军工企业因为生计问题，在律己方面做得不够，受到了市场的诱惑，被一些社会人士利用，生产出了一些假冒军工企业的产品，这种现象特别是在药品、保健品、仿军装等领域比较严重，“有一段时间甚至在北京王府井这样的商业中心都出现了大量的‘老军医’小广告，这是不可思议的。”
他继续分析说，军工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部队的需要，在产品的设计和服务流程上对于民生方面的需求过去确实是重视不够的，所以在新一轮军转民的热潮中，“我的观点是要更多地注入民生的要素”。军工产品本来是完全针对部队需要设计的，军工企业如果想在军转民上有所突破，必须关注民生的问题，必须抓住一些地方企业的兴奋点，因为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在参与到军转民的项目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到融资问题，其次是市场的方向问题。军企在保障部队发展需要的前提下，要适当兼顾到民生的需求，如果不这样做，军转民过程中的融资就会出现困难，“如果军企坚持以前只服务于军队的观念，那么一些完全具备军转民条件的领域可能会成为投资的沙漠地带。”对于军转民这个绕不开的问题，李湛军从民生的角度给出了他的答案。
同时李湛军也提醒不要把军转民简单地理解为是把军企产品的相关技术和业务转交地方，“军转民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应该是产业融合和市场融合。军企无论是与民企还是与国企或者是其它所有制企业的合作，交付地方的思路并不是军转民的真正意义。简单地转交地方，通常只能解决军企眼前的市场出路，而很难解决军企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更难解决今后部队的军事需求”。他举例说：比如专门生产军舰的军工企业，在技术研发、新材料应用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而其它性质的企业缺少相关技术和研发力量，但拥有丰富的资金和民用船只的市场需求资源，双方合作，扬长避短，就能大大提高民用船只的铸造质量，提升民用船只的性能。如果直接把军舰生产的制造技术简单地转交地方和民营企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众所周知，军队的首要任务是保家卫国，部队把一部分军需品的生产转给一些社会企业，主要的合作模式应该是采购和被采购。
“民参军”要分层次推进
关于民参军的问题，李湛军认为关键是要正确理解这个“民”字，不能把“民营企业”理解为“民参军”中的全部要素，“比如，现在我国文化产业的经营分为内容生产和渠道经营，通常对内容生产的管理和资质审定是有较高门槛的。目前只有电影领域的内容生产是向民营企业开放的，但是像报纸和电视等新闻媒体的内容生产还是没有向一般的私营企业开放的。以图书出版为例，书号目前还是不能直接交给民营文化企业经营的；再比如电视台的制播分离机制，门槛也是很高的，要想参与市场运作，资格的审核还是相当严格的。”据此，李湛军认为军工产品对社会开放要设置一定的门槛，不能什么样的企业都可以进入到军工企业生产的领域中来，你至少得四证齐全吧，就是军品科研生产许可证、合格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军工产品质量体系认证、保密体系认证等四证。可目前能够做到这四证齐全的企业，恐怕多数都是国有企业或是国有控股企业，因而，他主张对于生产“高、精、尖”技术要求的军工产品，目前可能更适合于让地方性的国有企业或是国有控股企业参与到这种“民参军”的序列中去，也就是在军民融合中尝试国有控股前提下的混合经济模式。
对此观点，记者表示了异议，认为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扶植甚至依靠一些强大的社会企业从事军工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并且在武器研发的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李湛军认为这种做法目前在我们的体制现实中是不允许的，如果简单地复制，恐怕会产生新的军工寡头控制我们的国防和军事策略，这与我们和平崛起战略相悖。美国的洛克菲勒马丁公司是以洛克菲勒家族的石油垄断为基础，通过不断控制金融机构，把势力范围伸向国民经济各部门，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军火供应商，甚至能够影响美国政府的军事决策。因为军火基本上是国家采购的，且采购数量巨大，利润惊人，几乎是暴利。
如果中国也把军火生产的核心部分交给一些带有家族制性质的企业去做，李湛军认为问题会比较多，“比如，我们不仅要担心国家机密会否泄密的问题，而且可能还要担心个别民营私企道德水准会否偏低，会否让资本的逐利性过度被放大，能否担当起社会公责的问题？”李湛军说。
回到“民参军”的话题上，李湛军强调这个“民”字不是简单的个体经济或者民营经济，“我认为应该提‘地参军’比较合适，就是军工企业与地方企业的产业融合。”这个融合过程是需要分层次的，类似服饰、医疗器材、大众医药产品以及一些应急救援的后勤保障物资等不涉及到“高、精、尖”核心技术要求的军工产品，是可以让一些民营私企去参与生产的，特别是能给老百姓带来直接利益的“民生”产品，是完全可以吸引民企去参与的。但是涉及杀伤力或高精尖技术等军火产品的生产或者一些高科技性质的相关项目，比如制导系统等，目前来看还是不可能完全分解到民企性质的企业，“因为这里确实无法绕开保密的问题。”李湛军说。他举例说，保利集团为什么多年来能从事一些军工产品的制造和流通，因为企业本身有军方背景，企业的经营活动是可以被军方掌控的。相反，一些民企可能就不具备识别和监控核心机密的能力，同时在利益诱惑面前，可能也会管不住自己，不排除非法出卖商业机密甚至军事机密的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军方核心的军事装备等技术，即便有些可能会对改善民生带来一定的效果，也不能轻易转让给地方企业。如果非转让不可，也要对企业的性质和背景等进行严格的甄别，这需要出台相应的配套制度和法律法规。
李湛军强调，军民融合战略的实施，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国情，不难简单地搬用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我不赞同把涉及国防，涉及战争的装备技术、材料技术的核心部分轻易地‘转民’，如果非转不可，也得先出台严格的监管法律或政策后再实施。”李湛军说。
不过他也并没有全面否定“民参军”这个环节上民企的作用，他认为现在确实有一些现象值得关注，比如部队的军工企业每年都有大量的技术人员正常流转到民间，这些身怀绝技的人才如果不加以好好的利用，一旦被一些非法企业盯上，就可能会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如果“民参军”能有更宽广的渠道，这些人才就能很好地利用。民企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机制上的优势，比如在技术交流层面，可以合理合法地“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既提高了民企的自身素质，同时也能帮助国家在技术交流上突破一些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
至于具体的做法，在“民参军”的问题上，李湛军比较倾向于国家做一些临时性的或者示范性的项目合作，比如成立一个民营公司，国家给以必要的拨款启动研发、生产，甚至对一些我们缺乏的特殊材料或者特殊技术，以民企的身份参与境外采购经营活动，等产品成型，国家再加以采购。如果要避免国家间的一些技术纠纷，这样的临时性的军工企业还可以承担责任。这样做，有利于军工产品研发种类的多样化。
军民融合人才是关键
关于军民融合战略当前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李湛军认为一些军工企业确实存在体制僵化、市场意识薄弱等问题，“但是我认为更严重的是人才问题，是技术创新问题。”，他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封闭式的环境下，军队始终能保持技术人才的优势地位，就是像国际顶尖的科学家，我们当时也有办法将其招致麾下，比如钱学森。现在很难了，在物质利益面前，人才选择自己的发展目标比较简单了。过去，军工企业的人才在国家利益面前，能够安心地甚至不计报酬地工作，很多研究机构的风气正，目标明，学术环境很好，容易出成绩。进入互联网时代，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军工企业还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知识更新的速度很慢。
对此，李湛军以部队医院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例进行剖析，他指出，军队医院过去与地方医院比较，曾经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它们不仅人才济济医术高明，而且由于资金充足往往拥有很好的医疗装备和一流的基础设施。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北京为例，北京的军队医院现在已明显不如地方医院。因为地方医院学术交流的机会多，在遇到疑难杂症时，地方医院之间的专家医生可以互动，进行专业性和针对性很强的会诊。部队因为相对封闭的环境，这些人才的流动和学术的互动就有很多的困难，而医生越不交流越难提高医术，越不提高医术越没人来请你交流，最后会演变成恶性循环。从北京的情况看，现在地方医院人满为患，而去部队医院就诊就相对容易，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军民融合战略主要是要解决市场的问题，协助解决民生的问题，重点是融资的问题，目的是解决军工企业的发展问题，但我认为现阶段核心的是要解决军工人才战略问题。”李湛军强调说。
军民融合可利用商业力量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每年面临着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每当灾难来临时，部队总是冲在最前线。比如，抗震救灾出动部队参与救援，国防力量的参与这毫无疑问是必须的，部队在抢险救灾面前为全国人民树立了良好的军人风范。
“但是仅有国防力量的投入，而没有大量地方或商业力量的投入或介入，我认为也会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因为部队毕竟是御敌的国防力量，在应对自然灾害问题上不可能事事专业，项项精通。”李湛军说，现在，有的地方无论大灾小灾动用国防力量过度，以至于一些地方当灾害发生后，民众或地方政府往往是坐等部队救援，这是不对的。民众或地方主导的营救会更有针对性，因为它们更熟悉环境，更容易细化救援方案，而且在救援过程中，地方政府更有条件调动包括商业机构在内的各方救援力量。
李湛军以自己亲身经历强调商业机构在灾难救援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
2010年的春节后，北京连续下了9场大雪，刚好其中有一天，李湛军去延庆参加一个会议，回城途中车子被大雪困住，因为是全城遭受雪灾，包括部队在内的很多救援力量都在市区或高速公路上工作，郊区的辅路被忽略了。“我们联系了很多政府救助部门，都因求助电话太多，要么是电话打不进去，要么是政府部门接电话后也无法处理。”被困十多小时之后，万般无奈之下，李湛军想到了保险公司，因为车辆都是投保的，如果车辆全坏了，保险公司是要承担损失的。“我给保险公司打了救援电话，没想到他们很快就行动起来，指令延庆当地的分公司晚上九点钟左右，把我们和受困的车辆就近接回到延庆县城，同时把我们安排到了宾馆住宿。第二天凌晨四点，我们才接到白天打给110的报警电话询问我们脱险没有，是否还需要救援。我后来想，如果当时我们一味等待政府救援，而没有想到保险公司的商业救援，我们很可能就会冻死或冻伤在车内了。”
由此李湛军想到，灾难的营救在考虑国防力量的同时，如果还能做到商业化和社会化的结合，那么可能救援的效果会更佳。因为商业化会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做得更为细致。所以政府要有意识地赋予各类社会组织以救灾的功能，这能弥补一些国防力量在参与救灾活动中一些细节的不足。汶川大地震救灾期间，好多人被部队从废墟中救了出来，但是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心理治疗指导，结果有些人又自杀了，如果当时能更多动用社会力量或商业力量进行相关的心理疏导，兴许能让这些人重新振奋精神，投入到新的生活当中。
“军队的主要作用是保家卫国，当然在灾难来临时也应该义不容辞地参与救援，特别是军队的行动能更多地传导党和政府的关怀，能给灾民带来以战胜灾害的坚强信心。但毕竟部队不是全能的，他们参与的各种救灾不可能都做到专业和到位。”所以在参与救灾方面，李湛军认为，我们除了要积极支持中央政府调动国防力量参与救灾抢险，传导大爱和奉献精神，同时，也有必要“倡导各种商业组织参与救援的做法，而这种做法，或许在有些方面可以对军民融合战略的实施带来一些启迪。”李湛军最后说。
【人物名片】
李湛军，出生于广东湛江。研究员、高级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学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光明日报社和人民日报社，长期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和国际政治学研究。奥运会后曾任北京奥组委奥运新闻中心主任，后任北京北广传媒集团副总栽，其《恐怖主义与国际治理》、《抹不去的记忆》等专著在业内外有广泛影响。现为北京某企业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