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布韦的总统、议会、地方政府“三合一”大选在争议声中落下帷幕。现任总统穆加贝获得了61.09%的选票，第六次蝉联总统；而他领导的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党也在议会获得了三分之二以上席位，获得了决策权。虽然西方国家认为大选过程存在违规行为，选举结果不可信，要求津巴布韦重新举行选举，但此举的可能性不大。

好家伙，89岁的人，再干6年，一直干到95岁；从1980年起，当政39年，这一组数字组合起来，就是津巴布韦版的“9539”，比起中国人耳熟能详的“8341”来，毫不逊色。

穆加贝，这是一个可以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称呼的人。想当年，在非洲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世纪洪流中，南非的曼德拉、纳米比亚的努乔马、津巴布韦的穆加贝，被人誉为“三雄”。如今，曼德拉已登上圣坛，成为圣人；努乔马功成身退，完美收官。唯有这穆加贝，精神抖擞驰骋政坛，不到百岁永不言退，恰如一个把戏已然耍尽的演员，仍然留恋于聚光灯下，站在舞台中央不肯谢幕，任凭口哨声、倒彩声四起。

穆加贝的历史，就是一部解放斗士、革命领袖向独裁者渐变的历史，也是一部新兴民主转型国家如何从民主主义出发，经过民粹主义的发酵而霉变为权威主义、乃至独裁主义的历史。类似的历史进程，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身上、在已经逝去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身上、在几经折腾的泰国总理他信身上，甚至在刚刚上台又匆匆下台的埃及总统穆尔西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之间的区别只不过在于这个历史进程进展的程度深浅而已。卢卡申科已经完全蜕化为独裁者了，查韦斯不幸死得早，离卢卡申科还差一点；穆尔西则很不幸，病菌刚开始繁殖，就被打断了；他信则处于穆尔西和查韦斯之间。

上述情形，和传统的君主专制、军人独裁乃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红色极权都有所不同，其特点在于披着民主的外衣，打着民主的旗号，以民主的面目出现，最终以民主为手段走上集权乃至极权的道路。这其中，民粹主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在一篇论述泰国大选的文章中提到，泰国的政治生态，本质上就是精英与草根的对垒。这句话，同样适合现在的津巴布韦，穆加贝的支持者主要在农村，反对派的支持者主要在城市。在一人一票的情况下，只要组织动员的好，穆加贝的得票率必然高过反对派。

精英与草根的对垒，也已经出现在当下的中国，网上常见的左右之争，大致也可划分为精英与草根的对立。换言之，中国民粹主义产生的土壤，已经十分肥沃；民粹主义的种子，已经生根开花，生机勃勃，极有长成参天大树之势。老左派高分贝咒骂当今中国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由此出现的毛泽东热、“文革热”，以及一些人主张的“没收房地产商的房子无偿分给最需要房子的穷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万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就是民粹主义崛起的例证。而前几年重庆方面的所作所为，已经明显带有权威主义的强人政治色彩，发展下去，必然通过民粹主义的发酵而走上权威主义乃至极权主义。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精英主义。中国改革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以精英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经济暴涨。

就社会变革而言，精英的主张常常是温和的渐进的，但不应将渐进作为保护自身利益拖延变革的借口。中国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不积极推进理性变革，未来有可能出现大的动荡，精英群体也将遭遇重创。

推动积极而稳妥地推进社会变革，是当代精英阶层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