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就是制造问题的成本都特别低！
------一位在技术监督局做食品检验管理的朋友告诉我违规企业处理结果的感慨！
汪华斌
昨天碰到一位技术监督局的朋友，他说现在要定期公布食品红黑榜；从而使食品违规的企业公开在全社会，从而达到威慑假冒伪劣食品的目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武汉市的管理创新，就在网络上收索这方面的新闻；发现网络上真的公布了2015年第一期食品药品违法违规企业“黑名单”，有一些企业和个人上榜。可发现处罚竟然也就是停业整顿以及罚款，好像这也是我们社会这么多年查处假冒伪劣商品的通用性手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社会根本不可能对假冒伪劣者有威慑作用；因为这些违法成本相当低。如果真的是当年公开承诺的“要让假冒伪劣者身败名裂”，我们社会还能有假冒伪劣吗？再看我们社会今天的问题，有哪个不是因为成本太低而永远存在的呢？
首先说腐败，这是我们社会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吧；但我们社会依然还是腐败泛滥成灾。在毛泽东时代实际也有腐败，但这些腐败实际远离老百姓；因为那是一些高级干部的腐败。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普及，腐败竟然快速地蔓延到了老百姓的身边；也就是说如果调查今天的中国老百姓，看谁身边会没有认识的腐败分子。只有因为我们社会的反腐败是由上级领导进行的，所以老百姓如果不深受其害是不会举报腐败分子的。如果我们社会真的如同文化大革命那样由老百姓查处腐败分子，看有哪个老百姓会置身之外。因为我们社会的腐败分子不仅没有死刑，而且只查处非法所得；更重要的是证据确凿的非法所得才没收。再加上我们社会到今天都无法统计个人财产，所以腐败分子将财产转移海外是我们社会的普遍现象。也就是说即使查处的腐败分子，最后顶多就是坐几年牢而已；因为自己腐败来的财产根本不可能伤筋动骨，所以腐败分子在坐牢而腐败分子的家人在海外享受腐败成果的比比皆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下，我们社会还能叫腐败分子胆寒吗？
再说我们社会的经营，这是我们社会引进市场化的口头禅；然而我们的国企经营者，他们竟然是我们社会的官；不仅不需要知识与能力，而且还是只有待遇而没有责任的人。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经营者能因为管理不善而免职；而我们社会竟然能随心所欲地对外投资。因为投资失败了是全民埋单，而投资成功了竟然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承包兑现永远是奖励，从来没有见到那位投资失败者用自己家的财产抵押。因为我们社会虽然改革成市场化的经营实体，但‘放牛的孩子不赔牛’依然是我们社会的原则。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不仅政府机关没有不称职而主动辞职的现象；竟然也我们的国企也没有不称职的经营管理者。要知道我们社会的国企虽然是举国的投入机制，但却竞争力越来越远离国际社会；所以人家的经营效益是捞全世界的钱，而我们的国企最大的本事就是捞政府的钱；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冲击下，我们社会普遍傻瓜企业家也决不会有不称职的现象出现。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官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所以国企的经营者竟然连责任的门槛都没有，你还能说我们社会的经营者风险成本高吗？
为什么任何问题的问题成本都这么低，就因为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全社会什么都是全民的，而实际享受全民待遇的却不到十分之一；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自谋出路了。在这样的中国特色下，公权力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它们一是掌握分配资源或待遇的权力，所以靠拢权力的人就能得到更多的资源或利益；更重要的是我们社会对公权力没有监督权，所以违法成本低是普遍存在的中国现象。结果全社会的文化教育大家对权力趋炎附势，结果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是权力在为官服务，而不是反过来用权力为老百姓服务。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我们社会竟然是守法成本太高；如老百姓反对领导的腐败，最后失去的却是自己的饭碗。如当年我在武钢就是举报领导私拿回扣，结果领导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得到提拔；而我却被武钢党委会投票决定强制性下岗的第一人。这说明不仅老百姓的守法成本太高，而且腐败分子的违法成本实在太低。
是啊！违法成本低不仅仅体现在社会的价值观上，而且已经渗入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在家吃个饭吧，买来的可能是有毒大米和有毒蔬菜。出门吃个饭吧，不仅价格高的离谱；而且绝对是地沟油和问题肉。给孩子买奶粉，竟然用三氯氰胺来提高指标。用全家人的积蓄买个房吧，最后可能是问题房；即使将钱存银行吧，其手续费竟然比利息还高；也就是说你的钱在银行不是增值，而是不断减少；如我的国外稿费可能每笔有低于15美元的，而我们银行每笔收费就是15美元；因而只能从我的帐号上扣。也就是说人家如果不给我稿费，我的帐户还没有损失；可人家稿费寄来了，我的帐户反而平白无故少了钱；这大概就是中国特色吧，因为我们是一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社会；所以老百姓只能忍受这些不断增加的守法成本。
我与一位财务朋友谈违法成本，结果她说现在余额宝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发现市场的价格（利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纠正被银行扭曲的利率；所以这种纠正对社会是有利的。她说“现在银行存款利率很低，这就导致银行有很强烈的放贷冲动；大量的资金就会流入到房地产、国企或政府投资的项目中。这导致这些部门产能过剩，生产结构失衡。余额宝等产品的出现，对于纠正扭曲的利率；从而纠正扭曲的生产结构也是有好处的”。这只能是从途径上增加了一个抑制问题的平台，而措施还需要政府跟进。然而其它的社会到现在也没有其它途径补充，所以很多问题还将是中国的长期风景线；如果中国社会真的是违法成本过高，最后受影响的竟然不是守法者而是我们社会的执法者会畏缩不前；这才是我们社会问题成本都相当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