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九日晚间，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胎，这可以看作是对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立刻被反计生人士和希望多生孩子的人解读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全面终结，一时欢呼声响彻中华大地。
在法律大棒的威压之下，过去的违法行为都是苟且隐蔽的，现在这些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反计生的旗帜人物易富贤也开始得意忘形地对媒体坦诚，自己当初加入美国国籍，目的就是为了躲避中国的计划生育法的限制，就是为了能够多生几个孩子。同样为放开二胎而得意忘形的是一位自称“民工”的安徽男子张俊，也以一篇“民工日记”的形式公开讲述自己当时是如何逃避计生法躲到和鄂皖交界的河南小县城而生下二孩并用不正当手段是的超生的儿子得到户籍和上学的。
和这位安徽民工的情况一样的人不对中央五中全会公报公布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其配套法规修订施行前，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在少数，否则，也不会有当年“超生游击队”的小品搬上春晚舞台了。那么这些超生的人应不应该受到惩罚？看来易富贤是无需担心的，但安徽民工张俊是否应该受到法律惩处？看来是没有这方面的担忧，否则也不会如此高调张扬自己的违法经历了。
在党代会上赋予修法的允诺，并立刻被解读为法律的变更，这又一次让人看到了在当今中国权法之间的关系位序。对于在修法正式落地之前的节点上的违法行为是否还要处置，湖南计生委最先表态“对中央五中全会公报公布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其配套法规修订施行前，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不做实质性处理”，成为僭越法律的第一个官方表态。
法律应该具有时效性是毋庸置疑的。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你零点之前上就要交钱，否则就只能在收费站外排队等候；有些收费站要拆掉了，拆掉之前的最后一分钟工作人员还在对通行车辆照章收费，时点一到，关闭电脑，出来列队对工作岗位告别并对第一辆免费通行的车辆致礼。全世界的法律都是如此，没有模糊地带。但在湖南方面官员的心目中可能不是如此概念。湖南方面这样急忙出来为超生抢生开放绿灯，是否和反计生的旗手易富贤就是湖南人有关，这就不得而知。
虽然国家计生委随后补充说抢生依然要处罚，纠正了湖南方面超越法律以权代法的行为，但这个补救式的补充纠正还是受到很多网友的攻击，似乎很多人认为湖南方面就应该这样以权代法僭越法律。看来，对权法位序关系的认识的混乱不是某个特定阶层的问题，而是自上而下各个阶层都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
关于是否会抢生和对抢生是否处罚，售卖360儿童卫士手表的企业做了一个令人极其不齿的“民调”。这个企业民调显示，29日当晚，79.1%的网民开始啪啪啪。如果加上那些暂时不在一起的夫妻随后的啪啪啪，岂不是近乎全民为抢生而啪啪啪？让人笑掉大牙的是，为何360儿童卫士手表不说网民立刻都放下手机啪啪啪，还要等到夜深人静时？有没有统计28日晚多少家里是静悄悄的？有没有调查啪啪啪中多少人是带着套套的？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伴随着党对全面放开二胎的允诺，一直在为废除计生而鼓与呼的新浪网同时推出了一个调查项目http://survey.news.sina.com.cn/survey.php?id=111331调查网民生育二胎的意愿倾向。调查就三个选项，①会②不会③看情况。刚一开始，表示不会的人就占到了近乎4成，而表示会的不足三分之一，但随着加入调查的网民人数增多，表示会生二胎的人的比例逐渐减少，滑落至不足三成并且持续下降。
大概是新浪方面觉得这个调查结果太不给力了。于是第二天又在新浪调查上推出了一个选项更多的调查。这个调查项目分项更多，第一是调查生育意向，第二是调查影响意向的原因。在生育意向调查中，这次多了一个项目，四个选项分别是①不想生，一个都养不起哪还敢生两个；②有条件还是会生的；③先找到对象再考虑这个问题；④当然生，早就盼着这一天了。http://survey.news.sina.com.cn/result/111350.html
令调查主办方大跌眼镜的是，这个补充调查的结果更加惨淡，选①“不想生”的网民迅速攀升到六成以上，而选择④“当然生”的网民则迅速滑落到5%。于是乎，新浪方面匆匆关闭了这个结果更加难看的调查，只保留了早一天的那个调查，毕竟在那里表示会生二胎的还有百分之二十八点几，但这个略微好看的调查已经不像第一天推出的时候摆在新浪主页的显眼位置了，而是一般人不宜找到了。反计生人士不妨多造访一下这个保留的调查，还有近乎一个月的期限，看看能不能为“扭转民意”做点什么。
网络调查的可信度是有问题的，并不能完全说明什么。令钱皮感到奇怪的是，这种调查似乎应该在当初极力附和反计生声音的时候做出，以便给官方修法提供民意参考，而今，生米都做成了熟饭，做这个补充调查是何用意？修法在前，民调在后，这也是中国特色？令人感觉新浪编辑原本是要用一个全民欢呼的结果为计生新政捧场，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一个局面。
其实，新浪这个补充调查http://survey.news.sina.com.cn/result/111350.html的第二类问题已经纯属多余。单从第一类四个选项当中，就足以已经很明确地看出了，为何95%的人没有选择“当然会”，那就是一个共同的原因：穷。
第一项的六成以上的人直接说出了养不起；第二项说有条件还是会生，什么条件？不就是钱嘛，不就是现在还穷还没有钱吗？第三项“等先找到对象”其实也是钱，也是穷，试问在中国当今有钱人还怕找不到对象吗？恐怕找老二老三老四都不成问题。最后的“当然生”自然都是富人，都是既有意愿又有能力的人家。
这个5%的愿意生育二胎的富人比例，和中国当前富裕阶层在全民中的占比完全吻合，也和之前推出“单独二胎”政策时候只有约10%的响应率不谋而合。那么，放开二胎还权于民顺应民意的说法依据何在？
在对中国人口政策的争执当中，出现的以上两个5%~6%的百分数，已经很能说明中国社会当前的问题了，那就是严重的贫富分化。
ZG从掌权中国以来，就有尊重民主人士和党外意见的传统，对海龟的爱国人士历来敬为座上宾。易富贤是美国人，因回中国反计生而被媒体称为人口学家，然而他并不是人口学家，在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历史人口与民族演进等等研究方面毫无建树，只是一个妇产科博士。如果他回国建立一个妇产科医院或者回到原来母校的附属医院从事妇产科的工作，也算是报效祖国的行为。然而易富贤回到中国来，不是为了发挥他的专业技能为中国的育龄姐妹服务的，而是为了鼓动中国妇女按照他的多子多福的思想多生孩子的。
易富贤在全面二胎功成名就之后，坦诚地说，其实在美国的华人也是低生育率，基本上都是一个孩子，像他这样生了三个的凤毛麟角。这个事实，本来可以解读为生育率高低和是否有独生之女政策无关，但易富贤不是这么解读的，而是将至归结为这些华人是在国内受到了独生子女好宣传的洗脑，仍然是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罪过。
易富贤和当年在中国有难的时候回国以专业之长报效国家的海归华人根本不同，所陈之词挂一漏万片面偏激，完全不是一个有学术道德和志士责任的人，他的所作所为，个人分析认为是为了舒缓他自己行为和环境形势的不融洽不协调带给他内心的压抑。多子多福的思想在国内外都是古旧观念，虽然易富贤跑到美国狂生三胎，但不会有几个人为之叫好，这未免让他感到压抑和挫败，如果能够回到故土让国内为之行为认可，当然是件快事。令人感到愕然的是，这种非专业人士，竟然也能游走于朝堂，而且其荒唐言论还得到了国内的响应并成为顶层决策的依据。
钱皮并不认为那些愿意多生育的中国人有什么罪过。在中国这个国度里找到像易富贤张艺谋父亲这样持传统生育观念要求子女多生育下一代的人不是难事，几千万都不缺，像张艺谋易富贤这等遵循父训的人也算是孝子了，避免了无后为大不孝的恶名。有所区别的是，易富贤做事比张艺谋来得更加奸佞一些，张艺谋本来也可以像其他名流一样弄个洋国籍，这样就不用缴纳七百万的超生罚款了，但他没有。而是易富贤以躲避国策处罚为目的成功地移民国外，变成了中国法律管不着的美国人。
说易富贤以小人之奸佞欺骗了高层，高层有那么容易欺骗吗？当然不是。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重，这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并非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才有的社会主义特色问题，这个基本的事实，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出来，高层之高不会这么低级的。而且这种欺骗发生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里，荒唐和滑稽是如此的明眼。
高层真的相信了易富贤的鼓动，认为增加人口就可以解决所谓的人口红利短缺以及未来国防兵源的匮乏？如果这样就太小看高层之高度了。单独二胎和放开二胎政策如此遇冷，单靠5%有养育能力的富人来补充人口根本就是无济于事的，何况富人生育二胎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人口红利和国防，而是为了有人子承父业，是用来攫取红利并让穷民众到国防前线对他们到手的红利加以保护的。
那么高层为何还要听从如此低级的欺骗谗言呢？钱皮妄猜认为高层做出如此举措，不过是在利用易富贤之流造成的舆论声势。那么易富贤之流反对国策又有什么利用价值呢？那就是安抚愿意多生育也有能力多生的5%的富人。5%虽然是个小比例，但它是富有阶层，在经济社会里，钱是老大，钱多的人掌控着社会，不论中外皆是如此，只要你搞市场经济，钱就是老大。何况这5%是中国人口的5%，基数太大，绝对数也更加不可小觑。这5%的中国富人实际上控制着中国这个已经踏上经济轨道的国家的方方面面，他们的诉求政府不得不予以重视。政府的本职之一就是平衡国内各个阶层的利益，现在政府这样做了，也算是尽职了。反之，如果不放开二胎，不满足富人阶层的这种诉求，让他们都像易富贤那样远走他国，所谓依靠内需的发展经济可能就大受影响了。
在放开二胎变成党的决议之前，易富贤等人还在反复“劝慰”那些担忧放开生育会引起人口爆炸的质疑者。其实高层根本就不担心这一点，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外国的情况高层心知肚明，可以自由生育的美国华人多是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也不是易富贤能够刻意隐瞒得了的。
全球的人口生育状况汇总起来，看看欧洲的德意法英，看看美洲的美加，看看亚洲的新加坡日本香港台湾和韩国，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生育率和市场化程度负相关，和基尼系数负相关，和全民教育水平负相关。关于后一点，是生物学的逻辑，那就是高智能的、食物链顶端的物种一定是低生育率的，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整个食物链的平衡稳定。这是自然科学常识，现在的非科盲民众都知道。而关于基尼系数和市场化程度正相关、和生育率负相关这一点，各国政府都是讳莫如深的，都不愿意承认基尼系数增加是市场经济推进的结果，因为这样不利于推进市场发展，尤其是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敢于正视生育率和市场化程度负相关，和基尼系数负相关这种规律的存在，那么就应该看到，旨在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这个方面已经毫无实行的意义，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无意之中找到了一个最有效的控制人口的办法，那就是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制度。说无意也好，说歪打正着也好，总归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推进，基尼系数不断增高，作为繁衍基数的大多数民众被分化到了贫穷一极，从而导致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下滑，无形之中收到了比强硬的独生子女政策更好的控制人口的效果。
如果中国妇女都对放开生育政策持欢迎态度并积极响应，是否有利于解决所谓的劳动力困乏和经济活力下滑呢？当然不是。自从少生优育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后，中国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潜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是显著增加的。而养育下一代，将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尤其是女性的生产力桎梏于生育和抚养。女性因为生育而导致社会参与率下降，这是基本的现象事实，各个企业在招工过程中尽可能不要女性的做法、以及女性大学生不如男性大学生好就业等等就是基于这种原因的。如果一个育龄女性持续生育多胎，意味着她们不得不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从社会生活的前沿后退，退至家庭领域，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和精力都投放在一群子女的养育之上，这样一来，至少在新生人口成长为劳动力的20年之内，这个现成的劳动力人口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是大大折扣的。而二十年之后，这群人已经基本上到了劳动年龄的末端。这不单单是育龄妇女社会劳动参与率的严重下降，而且也会让育龄男性的劳动参与效果受到影响，起码他要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准，就要多赚取妻子不得不放弃的收入，除非他是一个对家庭和子女不负责任的冷漠父亲。而二十年后如果其中的一半女性继续母亲的生活方式，再次养育一大群子女，则等于是这一代新生人口在增加社会发展活力方面只是事倍功半。女性将在扩大人口生产的进程中，不得不再次向生育机器的地位退却。
因此，通过人口增加来解决当前所谓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恰恰是一个南辕北辙的策略，不仅不会对当前情况起到缓解，反而，当晚啪啪啪几个月之后，就有更多的女性不得不从劳动一线后撤，女性因为生育而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后果即刻显现。而等到新生人口出生后的二十年之后，他们究竟是作为失业人群的社会负担还是新生劳动群体却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或许当前东莞正在发生的和人口问题有关的变革可以让我们对这个巨大的未知数做一个猜想。
东莞的制造业之前一直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所以东莞也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外来打工人员远超本地人口占据东莞人口的绝大多数，深圳的外来人口占比甚至达到95%以上。这些依仗大量人口从事的产业，当然都是处在利润链条底端的产业，员工的收入不高，企业主的利润也同样微薄，一旦有成本方面的些许增加，企业倒闭的概率就大大增加。现今外需羸弱，而国内工人待遇已无挤压空间，很多这类东莞企业纷纷陷入倒闭浪潮之中。为了拯救东莞的制造业，当地政府开始在当地企业推行一个被称为“机器换人”的计划。东莞政府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也是自从工业化革命以来世界各国都采取的措施。在几个世纪之前，“机器和工人争夺饭碗”就已经成为学界论题。但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产业发展趋势，除非未来的人们不再有共同的产品需求而导致批量生产模式的消失。只要是工业化批量生产，就必然会逐步发展为自动化生产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
ZF也一直在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路径之一就是提高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程度，减少对人工的依赖，这不仅仅是成本的逼迫，也是产量和质量保障的要求。劳动密集型企业因人工成本增加而大量倒闭，对东莞来说是一个悲剧，但同时给出了东莞巨大的机会空间。现在，机器换人计划的推行据说是顺利的，效果也逐步显现出来，相信未来东莞有希望以一个自动化的制造业基地的资本重拾当年的荣耀。
东莞制造业的现在其实就是中国内陆的未来，产业链底端的劳动密集型部门注定是要成为历史的。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忽悠我们说底端产业是我们的优势产业，我们可以藉此获取巨大的人口红利，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不可能固守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从东莞现在的机器换人计划的推行算起，到二十年后中国的制造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以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大家其实是可以值得十分期待的。那么，二十年后高度自动化的中国制造业，撞上现在被啪啪出来的一代人，他们届时是被自动化占据了饭碗的失业者还是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劳动者呢？或者反计生人士建议国家现在就紧急叫停东莞的机器换人计划并在全国暂缓现代化进程以便为二十年后的人口预留出足够的就业岗位？
那么放开二胎有没有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有网友就对我以上的看法表示怀疑，说至少现在开始啪啪啪，几个月内就会有围绕新生人口的消费潮涨起来，这对下滑的经济是一个即刻的拯救。但这是建立在放开生育会得到全面响应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现的情况，而实际情况可能如反计生人士所劝慰的，和新浪调查所显示的，并不会有一波像样的婴儿潮出现。如果真的是大家都是只做不说唱空做多的实干家，真的带来了一波婴儿潮，那么首先受益的是易富贤专业所在的行业妇产科，其次是从幼教到大学的教育产业，以及携程网梁建章所在的旅游行业，当然吃喝拉撒睡的种种消费都会增加。这种人口增加需求增加消费增加经济发展的逻辑也正是之前反计生人士的一种逻辑。
但是，比凯恩斯高明一头的萨伊早就给出了一个萨伊定律，即供给决定需求，而不是凯恩斯的需求决定供给。供给决定需求的直白解释就是民众消费是量入为出的。现代经济学关于“需求”的基本认识也是一个“有效需求”的概念，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乞丐的乞讨。如果有人敢生，那多半是基于他对自己日后开销的信心，说明他有钱，生得起养得起。而网络调查大多数说不要二胎，也多半是对自己囊中所有的羞愧的表达。这大多数穷人不会因为多了个孩子就消费能力增加的，没有一个雇主会为雇员要生孩子而给他加薪奖赏的，那只能是囊中更加羞涩，而新生人口的消费必然是挤压原本不高的父辈祖辈的消费，并非总消费能力的扩大。
反过来说，如果因为消费能力不是问题而要通过多养新人的途径来释放消费能力，那么在造就新人之前，是否也可以即刻就把这种支付能力用于自己父母的养老需求？哪还存在什么未富先老的特色老龄化问题？莫非中国当代中年人都是宁可让父母挨顿饿也不让儿子少口奶？如果是这样，多生一个儿子不担心自己将来变成自己父母的现状吗？所谓养儿防老又从何而言？
眼下的不利影响显而易见，而未来又是凶多吉少，这种局势高层不可能看不到，易富贤之流低级的欺骗不可能那么容易蒙蔽高层，何况反对易富贤观点的人也都一直在表达着不同的意见。如此情况下，顶层还会同意放开二胎，只能是纯粹出于平衡阶层利益的权衡。放开了二胎，等于是既安抚了富人阶层，又给穷人平民画了一张饼，可谓一石二鸟之策。富人人少，就是全都生二胎人口也爆炸不了，而人数多的穷人受困于钱而不敢生，何况导致生育率下降的真正因素还持续存在，所以总体结果当然就是不会出现人口爆增。一句空头支票就安抚了两个阶层。
但这种一石二鸟看似高明的策略却多少显示了一种惰政的味道，因为它并没有针对到问题的根源——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而下药，仅仅是调和阶级矛盾的和稀泥之术。当然，顶层的意思本来就不会是用宽松的人口政策来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人口政策的宽松对化解贫富分化也不会有什么作用，否则完全自由生育的发达国家早就是人人均富的乐土了。
计生政策的名存实亡已经导致它和人口数量问题脱钩，保留它，中国依然会以每5年一个德国的速度增加婴儿，而废除它，也阻止不了生育率的下降。中国人口将会在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现代化市场体制的双重作用下惯性运行一段时间，总体上是生育率下降人口数量达到某个顶点开始下滑，而这段时间有多长，人口顶点在哪里，则取决于两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从当前全世界各国体制选择倾向性来看，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市场化因素会成为人口走势的主导。
在放开二胎之前，易富贤们反计生的另一个依据就是中国的老龄化和空巢老人现象。易富贤的反中国计生名著就叫做《大国空巢》，通过“空巢”一说来强调中国实际上现在不是人多而是人少。但是，没有任何资料数据表明，空巢老人都是只有一个独生子女的父母，而是不论几个子女都有空巢的现象。老龄化和空巢现象和计生无关，这个话就无需重复了，因为简单的事实就是在没有计生政策的外国空巢早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放开二胎，被网民看作是七零后的一次难得机遇，也有七零后表示这个时点让他们很纠结，似乎只要政策早几年允许七零后就会一股脑去生育二孩一样。而实际情况是，在七零后一代当中独生子女是少数，而就是在这种多兄弟姊妹的七零后成长到婚育阶段的过程中，中国日益积累了庞大的空巢老人群体，也就是说，空巢老人多是多兄弟姊妹的七零后的父母。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得到，离巢的七零后多数应该是穷七零后，因为富人基本上不存在养不起老人的问题，除非他是缺乏基本的道德人伦修养。关于这一点，那些以吵闹老龄化问题为突破口反对计生的人也心知肚明，所以才强调中国的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言外之意，只要富有，老并不是问题。在中国现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穷七零后不要二胎，原因就是“穷”，这应该和其它年龄阶段的生育人群一样，还是一个经济能力的考量，如果仅仅因为年龄段敏感而不愿错失，那还要考虑一下，未来待强行生育的孩子长大之时，自己会不会变成现今守空巢的父母？
当然，空巢老人现象也并不都是子女离巢造成的，很多也是老人自己促成的。空巢现象当中有不小部分属于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情况。不少准公婆会担忧自己不能和未来的儿媳和睦相处而影响儿孙的幸福，准岳父母也希望女儿最好有一个自己的家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家庭纠纷，所以，在旧居里腾出一间房为儿子娶妻的情况正在急剧减少。所以如今新人成家之时，多是老人空巢之日。而新鸟的新巢很多是老鸟自己处心积虑一手建造的。
多子女家庭实际上将强化中国固有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基本上都是一视同仁的，基本上不存在重男轻女的情况，甚至是女孩会得到父母的宠爱娇惯要更多一些。之前在吵闹所谓的三千万光棍的时候就有河北某民妇抱怨说现在的女孩太金贵了，导致自己的儿子娶不起媳妇了，这就是一个侧证。但在多子女家庭就不是这样，伦理道德上讲，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对于有男有女的多子女家庭来说，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存在，即便是儿女双全两个孩子，基本上男孩是要娶妻生子用来延续家族的，而女孩被看作是早晚要嫁出去的，只是一碗等待泼出去的水，她早晚要融入他姓家族的，如此，待遇在或明或暗之中就有差异。现实当中，贫穷的家庭用女孩作为男孩娶妻的筹码这种“换亲”现象也不是传说。
在中国，通常老大孩子不论男女都会得到父母较多的宠爱，因为他毕竟是家庭里的头一个新成员，但是，如果第二第三乃至第四胎都是同性别的，则后来者通常会被父母看做是负担，那些执意要儿女双全的家庭甚至会一直生到不同性别的孩子为止，而早前的同性别子女，被送人的也屡见不鲜（通常长子长女不会送人）。即便是现在，多子女的贫困家庭当中，几个孩子辍学打工供一个孩子继续读书的事情不算是新闻，兄弟姊妹之间得到的并不是真正平等的。
有人以一孩太孤独为由表示说自己要生两个。然而，人际关系日趋淡漠或说宽松是全人类的情况，而不是中国人口政策的结果。
我们常说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其实所有的物种都是社会性动物。生物学的规律是物种延续必须有一个基本的种群数量规模，少于这个规模，就变成了濒危物种了。一个物种是否被列为濒危物种，就是看其数量的。所以说所有动物都是社会性动物，差异只在于社会的运作方式的区别。
但生物界的一个最基本的现象也是，越是低级的生物，个体之间的依赖性就越强，而越是高级的物种，个体的独立性就越强。蝼蚁昆虫多是成千上万群居，而狮虎猛兽一山不容二虎多是独居离群。野生动物都会照料自己的幼崽，但等到幼崽长大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时候便会母子分离。
人类是最高级的物种，以期独有的高度发达的大脑占据了生物链的顶端。人类个体的发展，突出的一点就是个体能力的日益增强和自我意识的日益崛起，这种个体能力和自我意识的上升，就必然导致个体独立性的增长和相互依赖性的弱化。
在变更人口政策的本届政府的执政期间，本届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应该算是推进城镇化建设。但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和放开人口却是有着矛盾的思想渊源的。
城镇化本应该是自然形成的，虽然近代在各国都是一个趋势，但也有逆转的可能性，通讯和交通的发展就有可能终止城镇化的进程并使之发生逆转。所以，城镇化其实不宜用国家意志去强行推进。而现在强推城镇化，其思想根源还是一个惟GDP思维。城镇化的目的是整合经济资源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不是物理地集中人口，更不存在对人口的需求。相反，国务院在批复地方城市发展规划的时候，都会无一例外地给出一个人口总量的限制指标，也就是说，城镇化不是人口增加化。关于这一点，大城市因为人口过于集中而产生的城市病已经让各国政府头痛不已并有所警觉。
城市也并不要求人与人个体间的亲密度更高，相反的是，城市使得人与人之间可以保持他们希望得到的距离空间，互不干涉独立自由的起居生活是城市居民的追求。儿时的同伴就很羡慕我在城里家门一关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烦透了农村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缺乏个人自由空间的紧密无间，前两年也抛弃自家宅基地上刚建成两年的新房，带着老婆孩子到县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当起了市民。在城市里，虽然现在有街道社区小区等等貌似集体性质的居民关系，但是众所周知，即便是住在同一门洞的上下左右的邻居，很多也是互不相识的，有些甚至直至拆迁搬走都不知道对门姓甚名谁做何营生。
这种现代生活模式也在深刻且难以抗拒地改变着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和交流时间被占用，家庭成员为追求生活质量而独居，现代信息传递模式对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模式的替代，等等，都不再对人口的多少提出要求。
你愿意多生一个给老大作伴，或许只是在家里沙发的另一端多了一个埋头扣手机的主。
在国家层面。国之强弱和人口多寡并无关系。在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人多并不是都一个优势。近代的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人口大国被多个人口小国轮番欺辱的历史。日本以一个弹丸岛国将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华民国视若无物而长驱直入，庞大的人口不仅仅没有成为阻止外族侵略的力量，反倒是为辅佐侵略者的皇协军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在评价中国人窝里斗恶习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群虫”这个说法。私有制在中国不分领域的全面推行，实际上将会更加强化国人的这种劣根性。
那么，如此作用和效果早已被市场化所取而代之的计生政策到底还有没有存留的意义和价值？
有！那就是为了社会公平，而非为控制人口。这是在中国保留计生政策的惟一理由了，但这是一个纯粹政治性的理由，和人口多寡已经没有关系了。
如果放开生育，得益的惟有富人阶层，富人满足了自己有人继承家业和遗产的愿望，而穷人，即便是不认为养子成本高，认为多个孩子就是锅里添碗水而勉强多生，那也是在后天条件差的环境里养育，变成富人阶层的红利之源的可能性极大。富人孩子多，将会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加挤压穷人的生存空间，除非这个社会可以给予穷二代富二代同样的待遇和成长保证，否则社会公平就会更加失衡。龙生龙凤生凤，富二代长大当老板，穷二代长大再打工。
但现在看来，高层并没有真正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自从在中国推进市场化制度以来，高层采取的策略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市场化是惟效率论的，为了市场效率，只有舍弃公平。虽然现在不明摆着讲优先和兼顾了，但是市场化实际上还在大力推进当中，因此实际上的效果当然就是表示社会不公平度的基尼系数的持续走高。现在，在仍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中国，要求放弃市场效率也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到如今，再对反计生口诛笔伐已经为时已晚，毕竟奸佞小人已经得志功成。惟一寄希望的是，顶层真的是仅仅为了和稀泥，是和强力反腐一样为了舒缓和释放阶级矛盾，并且能用足量补贴独生子女家庭的方法，来“再平衡”放开二胎给人口庞大的贫民阶层带来的新的不公平。
“再平衡”需要财力支持，但如果政府有钱，在惟GDP思维左右下，可能首先被用于阻止经济的下滑上了，顾不着补贴独生子女了。当然，也顾不上去鼓励生育。（？）
担忧的是，人口政策会沿着易富贤的指向深入下去，直至全面放开生育甚至到奖励生育的地步。我们从反计生人士言论那里已经看出，单独二胎仅仅是撬动计生峻法的开始，而全面二胎也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也知道，再深入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自由生育，也对生育率下滑于事无补，因此，最终是要推动国家将财力耗费于奖励人口生产，而且奖励生育的时候，他们还会接着说奖励的力度太小而要求重奖多生，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但他们的这个终极目标，对中华民族的复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陷阱，因为敌视仇视鄙视中华民族的外夷从来都没有把巨大的华夏人口当做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