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前，我义无反顾放弃机关，甚至放弃分到手的产权房，投奔记者队伍，就为了一个记者梦。
21年后，许多记者在选择离开，加入公考大军，投奔市场，多少有些义无反顾。
21年惊天逆转背后，看得见一只无形的手，拨弄着薪酬算盘。
下海前在机关做的是办公室文秘工作，无数次接待记者，自己也装模作样当起编外记者。
许多次，特别邀请记者，专车送往迎来，逢年过节送点土特产，花的是小钱，奉上的是尊重。据说，当年大牌记者下乡，接受采访的都是县市一把手，往往全程陪同。
两件事情，让我见证了当年记者的力量。
当地流传一个新华社湖北记者的段子，有一次，记者随一位副省长基层调研，当地殷勤接待。事后，记者一篇内参《省长一夜舞 百姓三年粮》，让那位副省长下不来台。那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年代，却让我认识了内参的威慑力。
后来接待人民日报记者李宏伟，亲历了一个内参监督的范本。1993年《教师法》出台，以法律形式规定，教师工资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但当年地方财政困难，许多地方教师工资兑现不了。我工作的孝感市所辖的大悟县，以地方烟厂香烟冲抵工资，引起教师队伍反感，李宏伟不声不响潜入当地调查。我们得到消息时，事情已经惊动时任地委书记。据说，李宏伟到一个镇调查以烟抵资问题后，找到当地镇委书记反馈调查结果，请对方表态。那位镇委书记大约不相信人民日报记者调查结果能公开见报，更认定以烟抵资是全县的事，毕竟法不责众，便以大老粗的直率，爆出一句“《教师法》管卵用”之类的话。不料，李宏伟当场给了镇委书记一个下不来台，“恐怕你这书记也不要当了。”自知闯祸的镇委书记当即电话汇报给县委书记，县委书记立即汇报给地委书记，地委书记连夜赶到当地面见记者。
几乎与这件事同时发生的是，我跟着教育局领导深入各县市调研教师待遇兑现问题，时任广水市市长的蔡民族座谈时明确表态，“教师工资不兑现，首先停发我的工资。”这算是当年父母官发出的最温暖的声音。随后，我以《广水市市长蔡民族说：教师工资不兑现，首先停发我的工资》为题，在湖北日报发表了这篇报道，隐隐记得报纸还配发了评论。
就这样，记者的职业在心目中神圣起来，身为编外记者的自己，期待着成为记者中的一员。
真的做了记者，却发现不时面对利益诱惑，需要职业坚守。
最记得1994年在东莞， 11月28日受命采访分管安全生产的钟启权副省长调研，上午到受检单位消防支队，消防给记者的见面礼是一个礼品袋，里面有2条烟、2盒腊肉、1盒香肠、几个油鸭。这份礼物记录在我的日记里，感叹“礼太重”。一个如此严肃的时政报道，以受检单位送礼开场，感觉得到记者的被尊重，但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不是我想要的。
不久，我离开东莞。
到中山的记者生涯，一开始就被正气感染。当年，中山大涌镇发生老板指使人街头打死外来工事件，时任市委书记、市长汤炳权批示严惩。最后，在媒体穷追猛打下，老板和打人主犯都被判处死刑。
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访，事后被报社领导告知，市长在电梯里追问报社领导“程明盛是谁”，明显对刚刚见报的报道不满。我感觉大事不好，做好了走人的心理准备，但坚信自己报道没错。
那一次，我受命采访一单劳资纠纷案，跟市里唱起了对台戏。
起因是一个企业工程师王霞被企业拖欠较多工资，追讨之下被解雇，王霞一气之下夜里差同事删除了自己设计的快完成的图纸。拿不到工资的王霞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企业反而向王霞索赔，以因图纸不能完成不能如期交货造成损失，电脑到香港维修收费昂贵为由，索讨超过工资的损失款。有些不可理喻的是，劳动仲裁部门裁定王霞倒赔企业3903元。王霞不服，当庭表示要起诉到法院。我对这次仲裁做了如实报道，标题就是《王霞说：我要起诉》。采访该案时，我还知道了另外的员工讨薪倒赔案，有的是拿到工资但支付仲裁费后“倒赔”。作为员工讨薪案，我咨询后知道，员工给企业造成损失应该在工资范围内保障生活后赔偿，如果构成违法犯罪，就该受到刑事处罚。
我的报道惹来的尴尬是，通讯员以“员工要从该案吸取教训”的角度，在南方日报发表报道，直接针对我的报道，报道篇幅和表达力度超过我的报道。有些幸运的是，报社没有封杀我对该案的追踪报道，王霞起诉到法院后，我当即追踪，陈述事实。
有些令我意外的是，法院找不出企业损失的确切证据，最绝的是，法院要求企业出示受损电脑送港维修的出入关证明，但企业没有。后来的判决，企业既要如数支付工资，还要支付滞纳金等，一审判定厂方支付王霞工资18399元，赔偿王霞经济损失20000元，共计38399元。从员工倒赔3903元到企业赔偿38399元，法律帮助员工实现了一次惊天大逆转，把劳动争议仲裁的软肋暴露在阳光之下，让人窥见当年劳资纠纷处理中的随性。
这几年，不务正业的我把年休假和多数业余时间给了乡土调查，用4年时间跟踪自己的村庄和乡亲，采写出版报告文学作品《大国空村》，记录那些被社会忽略的角色，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审思城市化中国的乡村命运，跻身“新浪好书榜”2015年7月总榜，赢得首届广东省“有为杯”报告文学奖。
没有“不务正业”之类的责难，没有“以报纸为重”之类善意提醒。
我知道，只要记者守在社会前沿，守住社会良心，就有自己的职业价值。
但在社会大潮的淘洗下，记者职业正在失色。
大学新闻系的学子不以记者作为第一职业，传统媒体不少记者正在逃离，有的记者盯着机关事业编制，这背后有一本经济账，在全面二孩新政公布的当下，仅凭一个普通记者的薪资，已经难以像公务员一样生养二孩了。
其实，沦落的不只是中国记者。此前，“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改行做公关”的新闻传播已久。据公开报道，从薪资福利信息公司payscale 2015年3月底的数据来看，在美国，一名木匠的年收入中位数为4.1万美元，而记者仅为3.8万美元。可供参考的是，美国近几年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约为5万美元。
记者职业还值不值得坚守？这是当下媒体人无比纠结的问题，许多人用脚投出了放弃票。但记者不能群体弃守，这里有社会良知的最后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