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它将如何重塑社会？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作为创新型的跨学科学院，自成立起就专注于互联网研究。今年，该研究院马克·格雷厄姆、威廉·H.达顿等数十位教授联袂呈现的重磅研究成果《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以下简称《另一个地球》）中译本出版，该书通过汇集有关互联网文化、经济、政治角色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试图对互联网+社会的未来进行分析与预测。日前，记者电话采访了该书译者，信息网络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
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需要网络素养
长江日报：全球有25亿人使用互联网，但是仍然有40亿人没有接触到互联网，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加剧触网人群和不触网人群之间的不平等？
胡泳：网络的普及率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所以不平等不会体现在能不能上网。当然，不排除如果贫富差距过大，有的地方基本生活条件不具备，电力不具备，上网能力不具备，还是会影响到这种不平等。
我觉得传统的数字鸿沟被缩小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我们承认数字鸿沟，更多的是在说有没有上网的途径和入口，但是这个问题会逐步缓解。而另一问题会随之凸显，就是网络素养问题。上网不等于你有网络素养，如果以此来看，这个鸿沟还是比较大的。
长江日报：现有的数字鸿沟如何才能被填平？
胡泳：首先要发展基础设施，解决普遍入网的问题。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上网，已经成为了网络社会，能不能上网，本身会影响到你是否能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问题，因为当你不会上网，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影响你参与这个社会的程度，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率来实现。
更软性的问题，就是素养问题，实际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如果有良好的文化建设，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
长江日报：您在书的推荐序里提到了“数字公民”，“数字公民”在中国所占比例大概有多少？
胡泳：成为数字公民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其必须具备广泛的技能、知识，以及能够轻易地进入网络；二是有意愿在网络上参与政治进程、社会建设以及对平等的经济机会的追求。因为没有特别可以定量的标准，我们只能说有多少人在网上关注公共事件，进行参与，这样的都可以算是数字公民。我认为，中国的网民是全世界最有公共精神的。
互联网集结人类智慧改变世界
长江日报：您如何看待互联网用户同时也是互联网的发展者？
胡泳：因为互联网的整个发展过程，越来越多地是向用户倾斜的过程。早期的Web 1.0时代还不是特别明显，Web 2.0后，用户在网络中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大。我们越来越多会以用户为主来发展技术应用，或者提供技术服务。从这点来说，很多工具或应用本身是由开发者开发的，开发者对一种产品和服务有自己的界定，但这个界定不一定能够左右将来用户的走向。开发者有自己的初衷，但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会改变产品和服务的使用。在这个意义上说，用户本身成为互联网发展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长江日报：发展和使用互联网真的会拓展人们的智慧吗？
胡泳：肯定会拓展人类的智慧。我们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以前有社会性的需求，但没有协同化的工具来合作做很大范围的事情。比如科学，以前被视为纯粹的象牙塔，塔里面是科研工作者来做的事情，但打开科学的边界，放开公众参与科学的步伐，公众可以对长期被视为神圣的科学做出更大的贡献。总体上说，互联网可以集结人类的智慧，发展成为一种集体的智慧，从而改变世界上很多东西和思考问题的方法。
互联网的一些问题随技术发展而消失
长江日报：现在很多社会问题被归咎为都是由互联网引起的，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胡泳：现在网上网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前会用上网这个词汇来形容经由某种手段从一个世界到达另一个世界，现在看来，这个二元论基本可以打破了。网上网下活动很多都是交织在一起，很难再特别区分什么是网上、什么是网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整体看待社会问题，很难说一种引发了另一种。
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是，当我们讨论这种看法时，往往会把很多事情的产生和发展归咎于技术本身，其实网上存在的所有问题本身就是这个现实社会的镜像。换言之，如果社会有病，网络一定是有病的。并不是说，这些问题是有技术之后变得特别难以忍受。事实上，很多问题是本身就存在的，网络无非就是进行了放大，有些方面加强，某些方面削弱。总体来讲，问题本身是社会固有的，当我们把社会看成是现实和虚拟的统一体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元的。
长江日报：互联网的使用会弱化社会关系或者降低我们所获取的信息质量吗？
胡泳：对于社会关系，因为我们不能用数字二元论的观点来看，说网上网下的社会关系此消彼长。其实这并不是单线条的相互影响，我们可以举例证明，网上的交往活动增多了，会减少网下活动，也可以举出同样多的例子，证明网络扩大人类的交际范围，克服传统的局限，让我们交到前所未有的新朋友。实际上，不能割裂地看这种社会关系的建立或维持。
信息质量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举例说大量的信息造成大家走神、分心，信息提供者的无限增多，会让信息质量下降。我们也可以有同样多的例证来证实，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识。你现在可以凭借简单的上网设备，去检索整个世界的知识库和信息库。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说信息质量是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所以，不能用过去那种单线程、单因果的来看待信息质量的高低问题。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来考量。
长江日报：未来我们有可能在网络上同时获得自由与安全吗？
胡泳：在互联网早期发展时，大家都为自由的获得感到欣喜。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多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级上，安全问题变得很重要，人们就产生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比如要不要为了自由牺牲安全，或者能不能容忍为了安全牺牲自由。其实，根据大范围的调查，用户恰恰是两者都需要的，他们希望同时保有自由和安全。
这就给全球政府和互联网大服务平台提出很大的挑战：怎样来维持这种平衡？这需要互联网主导者非常睿智地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也会因为事态不同的发展而导致不同的回应方式。比如，斯诺登提出了以安全之名来侵犯自由的全球性问题，实际上斯诺登事件对美国的政策和法律是有影响的，今年6月新通过的美国自由法案主要是对911后的爱国者法进行很关键的修订，就是安全部门不能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侵犯公民隐私。但接下来，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中，大家对法国情报部门有很多指责，为什么不能预先防范？我们应该允许国家安全机构对恐怖活动有一定的侦查和预防能力。
这就是说，一方面是安全的砝码，另一方面是自由的砝码，有的时候需要偏向安全的一侧，有的时候需要偏向自由。但归根结底，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果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的时候，我记得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过一句非常切题的话：那些宁愿放弃基本自由以求一时安全的人，既不该享有自由，也不该得到安全。
长江日报：网络规范永远是落后于技术发展的，我们应该如何尽快建立起网络规范？
胡泳：网络规范的问题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个是如果现有的法律有相关的条款来处理网络世界的事情，就没必要通过新的法律。因为互联网至今为止仍然是生长发展的事物，很多事情我们的立法者并没有足够的聪明和智慧来解决其间出现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互联网的司法不应该特别地能动，而是应该相对比较审慎的，不能因为出现一种现象就马上立法，造成多如牛毛的立法。我们会发现有些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就可以消失。有的问题，可以通过现行的法律解决，也就完全没必要通过新的法律来解决。而且，政府和立法机构并不处于知道互联网真正往哪里走的位置上，互联网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新的可能性，大家都预测不到互联网有什么发展可以通过法律来进行规范。所以，我主张互联网立法要保守。
第二点，鉴于互联网处于发展期，我建议对互联网要低于对传统媒体和产业的限制，要给它生长和发展空间。比如互联网上言论自由的尺度应该比传统媒体要更大；互联网商业，比如第三方支付，要比传统银行的限制更低，要给更多的空间。我们要相信发展中会产生自治的力量，市场的解决方法可以解决单纯的立法解决不了的问题。
长江日报：您说我们将面临一场“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的冲突，应该如何理解这个观点？
胡泳：法律法规的制定是落后于技术发展的，技术在发展时触及到现实规范，就会产生冲突。传统的制度和秩序，试图把一些东西固定下来，但很多时候，互联网的失控的精神，会突破这种藩篱。比如现在备受争议的专车，作为共享经济的一部分，社会车辆进入出租车行业，这是很明显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子，比如用户喜欢移动支付这样的第三方支付工具，但央行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可能是为了保护传统银行的利益，从而限制了新生的事物，这就产生了很现实的冲突。随着法律的推广，导致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没办法提供，或者只能以违规的方式来提供服务，游走在灰色边缘。可以看到，我们的管理就是明显的旧制度对数字革命的工具和手段的限制，预计这种冲突会越来越多。
《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
作者：[美]马克·格雷厄姆、[美]威廉·H·达顿著
译者：胡泳徐嫩羽于双燕胡晓娅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