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死个人！厅官写忏悔书也要抄袭

核心提示：他也曾遵规守纪，工作勤勉，年年优秀。可怕的是思想被欲望“污染”，没了底线，即便在写忏悔书时，还多次请求执纪人员提供别人的样本供他抄写。（12月1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该文所指的“他”，乃福建省环保厅副厅长王国长，他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令体制外朋友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位曾当过下乡知青， 1977年考上大学的副厅级官员，在“落马”之后竟然连忏悔书都不会写，还需要执纪人员提供别人的样本供他抄写，真正是令人大跌眼镜，甚至改变了笔者此前对官员文化结构的理解。因为笔者此前曾多次抨击那些中学因“文革”未接受过正常教育，工作后尤其是当官后“日理万机”状态下竟神奇般地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官员，认为他们统统都是“假硕士”、“假博士”。但这些“假硕士”、“假博士”一旦被查，写个忏悔书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所以，我得首先改变“唯学历论”的陈旧观念，客观看待官员“真的假学历”与“假的真学历”，相信官员写忏悔书的能力，与学历高低没有“屁毫”关系。

之所以断定“落马”官员写忏悔书的能力与学历无关，甚至与读过多少书无关，就因为抄袭已成为某些官员的习惯。不要说“武长顺们”的博士论文明显是请他人捉刀，估计很多官员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中的心得也都是秘书代写或网上复制、粘贴，甚至官方公开的学习、总结也都是不假思索的“拿来主义”。

就在昨天，《南方都市报》一篇题为《三地纪委网站文章被曝抄袭网友：连数据都一样》的文章报道，陕西西安、广西梧州、新疆沙湾——这三个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地方，最近因为三篇介绍纪委信访工作的文章而被联系到了一起。理由是有网友指出：他们的文章“长”得很像。像在哪里？南方周末记者看到，西安新城区纪委和广西梧州市纪委的文章，主要在文辞和结构上相似；而新城区纪委跟新疆沙湾县纪委的文章，竟然连数据都一样：“有针对性地开展谈话函询5人（次）……为纪律审查提供问题线索81条，撰写信访信息16篇” 。

这样的文章，暴露出纪委系统发出的数据也有水分，也是那么随意。

而这种文章还不是最难堪的事，因为他们在抄袭的时候毕竟注意到同时修改了地点。而此前曾有报道。几年前，在“中国消防在线”网站上，完全平行的河南开封市消防支队与河南漯河市消防支队的宣传稿件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漯河市政法委书记”换成了“开封市副市长”，在“开封市副市长”的讲话中竟有“构建和谐平安漯河”字眼，因此被网友戏称为“开封指导漯河工作”。

其实，如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还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中国曾经的“老大哥”苏联更是这方面的“带头大哥”。据传，1979年，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卡特私下会晤，他照本宣科，念着为他准备的稿子，当念到划去的段落时，竟转过头去问翻译：“我还要往下念吗？” 1982年9月，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视察，在阿塞拜疆党员大会上致祝贺词。他拿错了别人为他准备的另一份讲话稿念了起来，居然没有发觉！由于他的讲话与大会毫不相干，台下听众骚动起来，秘书连忙替他换了一份讲稿，他这才明白念错了稿子！

像王国长这样失去人身自由后的厅官，想通过撰写忏悔书以获得宽大处理，但忏悔书却是抄袭他人的也绝非个案。八年前，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兼任皖能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张绍仓涉嫌贪污、受贿案在阜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张绍仓含泪念了自己写的长达4页的悔过书，三次说出“后悔”二字，恳求法庭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可记者发现，张绍仓的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有抄袭的嫌疑。

笔者曾经对因讲究“知识化”而被提拔的张绍仓的忏悔书做过评价：我不太相信一个34岁就官至正处级的官员，连写一份忏悔书的原始能力也没有，关键恐怕还在于张绍仓为官多年，自然养成了没有稿子难以开口的习惯，这种长期“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自身的某些器官怕是已经严重退化了。

王国长与张绍仓的经历颇为相似，都是上世纪80年代“知识化”的宠儿，但如今却堕落到连忏悔书都只能靠剽窃他人，不能不说是人生悲剧中的悲剧，但这种悲剧，又无法赢得社会的同情，只能徒增社会笑料。我不知道那些台上念着秘书写的讲稿，博士、硕士论文靠秘书代劳，关进监狱还要抄袭他人忏悔书以求宽大处理的官员，是否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个“羞”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