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在更高层次上发展，需要高等教育培养大量的创新人才和技能人才支撑。可是，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学术型”与“技能型”的两类高教的楚河汉界十分清楚，其鸿沟隔断了“东面项羽的楚、西面刘邦的汉”，二者目前实际是处于势不两立状态。贵族的楚项羽瞧不起汉刘邦的平民身份，认为刘邦最多就是个是草莽英雄罢了。

但史实告诉我们的是，平民的汉刘邦最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当初，项羽的“无脸见江东父老”，如果换了刘邦，就一定会没皮没脸地回到江东，图谋东山再起，那结果就可能会不一样了。

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界，有如楚汉相争。一个认为自己是正统，是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的“老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央军、正规军。高等职业教育，自己明确定位为平民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类，培养的人才是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高素质技能型，教学模式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人才的出发点是就业创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俨然是高等教育的地方军、是民兵。让精英教育的普本高校转向，真是难为了他们，有“无脸见江东父老”之嫌。然而，高职院校，真的不愿意他们也做职业教育，我们真的不是他们的对手，倒不如我们“自娱自乐”强（厦门大学校长语）。

精英教育看不起平民教育，这在中国是明摆着的事实。2014年，教育部号召1999年扩招后新设置的600多所本科院校向职教转轨，反对声音此起彼伏，就是教育部高教司长都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转向。”当国务院2014年的决定也提出了部分本科高校转向，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决定部分本科高校转向，2015年11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出台后，反对转向的声音才平息下来。

反对本科高校转型的声音没有了，但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还没解决。事实上，享有《高等教育法》赋予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的大学，开展《职业教育法》规定下的面向工作世界的职业教育，面临着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路径的选择困境，也是必然存在的。美国当代教育家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1930-1997)教授的研究表明，任何一种专业能力都是源于工作实践。与专业范围和教学内容充满自由性的大学相比，具有明确的职业范围和培训内容的职业教育更有能力应答经济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

因此，面对事实上的困境与人才培养适用性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认为社会发展客观实际倒逼本科高校转轨是必然选择的本科高校，除了转轨本身的困难外，国家顶层设计思想，尤其是法律规范也要随之改变，即《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本身就存在相互独立发展的倾向性，二者本来就没有相互衔接，高职与普本教育之间，法律规范上就没有立交桥，高校具体操作起来，既有教育业务上的技术矛盾，又有法律冲突矛盾存在。

中国的高教理论关于高教分类与融通、教育部分管高教与职教的副部长之间、高教司与职成司之间、《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之间，都有一个融通问题，相互衔接问题，大脑运动神经之间不通，催促四肢相互协调是很难做到的。

如果高教分类与融通的理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教育高层与基层---人的认识问题也很难解决，认识上不去，行动上就不会顺利，《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融通更是不可能的事。因此，理论先行，法律修订要走在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之前。

                                                                           2015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