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能把自个儿给摘出去”
——杨大跃谈企业变革中国家的重要性
文/ 潘国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观点，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个体变革和行业变革的主力军，只有企业把自己做好了，企业产品才能既为自己带来效益，也能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今儿帮助国家在某个产业领域赢得国际地位，甚至借企业品牌形象提升国家形象。比如德国制造的工匠精神，比如意大利百年老店的魅力，比如诺基亚对于芬兰的国家形象，比如微软对于时代进步的推动力……但是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杨大跃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现代企业的标志就是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中当推美式管理，美式管理模式的核心就是企业管理变革，而企业管理变革中最具有特色之一的就是质量变革。企业的质量变革与国家的质量革命一样重要，甚至整个国家的质量革命可以先行一步。杨大跃介绍说，美国人戴明是全球最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对友好国家，什么都可以出口，但美国管理除外。这就明白无误地强调了美国管理的价值，美式管理值钱。
美日间的国家质量革命纷争
那么什么是美式管理呢？杨大跃认为，国家的质量革命必备四大要素：精神支柱，驱动力，方法论与工具，“全员”参与。
二次大战后，美军占领了日本，为了帮助日本恢复经济，特别是恢复战后日本在通讯方面的秩序，当时的美军驻日司令就把戴明招募到了日本。从戴明本人的角度，他似乎并没有信守承诺，不但向日本出口了美式管理，还把自个儿也搭了进去，但是从国际层面看，也说明美式管理确实到了可以拯救一个国家命运的程度了。
戴明到日本后，他就给日本人讲述统计质量控制方法以及持续质量改进理论，实际上就是质量管理最精华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花了好几年时间全部教给了日本人，其中核心的就是持续改进的理论。戴明的日本学生后来都成了东芝、NEC、富士通、索尼等日本著名企业的总裁或CEO。日本人利用戴明的这套质量管理体系，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企业产品的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甚至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为此，日本政府就以戴明的名字命名日本国家质量体系，日本天皇还授予他最高荣誉。
杨大跃接着解释说，美式质量管理的第一个要素必须是有精神支柱，即质量哲学。日本战后要建立起新的经济秩序，就有了提升质量的国家驱动力。企业也有驱动力，因为战败后日本企业缺乏资源，“日本制造“意味着质量差、价格低廉。因此日本的企业变革自然就有了内外部的驱动力。戴明的统计质量控制方法及时出现，帮助日本在质量体系建设上迈开了一大步，日本企业还愿意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质量管理，最后日本就成功了。
当美国人发现原本属于美国的市场已经被日本抢走的时候，美国人开始反击，先是把戴明请回国内，美国国家广播电台记者对戴明做了一个专访，戴明还出了一本书，名为：《日本人可以，为什么美国人就不可以呢？》。后来他”一炮走红”，美国的企业家们纷纷邀请他到企业咨询和提供质量管理培训。当时美国经济由于被日本占领了太多的市场，正处于下滑阶段，企业倒闭的很多，市场萧条。美国企业界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大家都在找振兴美国市场的策略，这时的美国遇到了再一次寻求变革的驱动力。戴明持续质量改进理论的重新出现，让美国企业界人士眼前一亮：美国还有这么好的管理思想！同时代美国还有另一个质量管理专家克劳士比提出了“零缺陷”理念，就是第一次就要把事做对的理念。戴明和克劳士比这两个人的观点，成了美国寻求质量新变革的精神支柱。
美国在质量体系建设上的反攻首先从政府开始，美国政府任命商务部长马柯姆·波多里奇亲自抓质量，并出台了美国国家质量战略。随后建立了美国国家质量奖。美国国家质量奖的评估方法就是卓越绩效评测方法。这套方法的基本概念出自于摩托罗拉公司的QSR(质量体系审计法),而摩托罗拉公司是6西格玛质量管理方法的发明者。美国上下掀起了质量提升方法论热潮，从政府开始研究质量管理的问题。1987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正式颁布了美国国家质量法。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美国的质量管理整体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杨大跃认为，这是二战后美日之间发生的第一次质量战争，战争的初期日本人占优势，但是战争的末期则是美国人胜出。
从面上看，这似乎是美日两国间围绕一种管理模式展开的合作与斗争，但是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改变战后日本国家命运的，最先站出来，肯定不是某个企业或某几个企业，而是国家，是政府的顶层设计。说实话，个体的企业一开始也根本不可能对国家的发展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即便是今天的塔塔，尽管在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也根本无法取代国家的战略地位。而当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时候，改变双方力量格局的，也依然需要政府的推动，尽管这种推动力需要产学研等各个领域的合力进击。
中国的质量革命需要迎头赶上
随着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依靠改革开放使自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未来的若干年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是谁都清楚，中国的发展有许多方面是跟上个世纪70、80年代日韩等国的模式是差不多的，这也意味着，日韩等国之后所经历过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也将不可避免？
中国已经进入了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也是关键期。我们现在提出要全民创新和万众创业，找到经济发展的新驱动，国家也在建立振兴工业的《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家层面上已经看到了问题的要害。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基本上是资源消耗型的，比如能源、房地产、建材、冶金等，大量的投资都往这些资源领域挺进。然后是信贷基金大发展的阶段。再后来才是创新阶段。杨大跃认为，中国必须进入新的发展模式，否则很难可持续性发展，“现在GDP已经破7了，再往前发展，就必须讲究效率了。”杨大跃认为，从资源型驱动经济模式一步跨越到创新型驱动经济模式，如果这样直接跨越，还是要出问题的。中间一定要有可操作的发展路径，就是效率驱动型经济模式的阶段。
中国企业如果不建立起这套质量管理体系，是没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样，如果企业跑不起来，国家的深化改革使命就没法实现，中等收入陷阱或许不可避免。杨大跃说，如果有人总想绕过效率驱动型经济模式来达到深化改革的目标，这样绕道走“捷径”是不行的。“我最近在四川省质监局的一个会议上，把这个路径说得很清楚，就是如果我们要跟德国人在工业4.0领域一起比跑，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中国制造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不建起来，那是跑不动的，因为在起跑线上我们已经吃亏了。欧盟、德国、美国、日本现在在制造业方面都在制定了类似工业4.0的战略，但是他们的企业都已经健全了现代质量管理体系或经历过了质量变革，因为他们的企业在质量管理体系上已经过关了。而我们不少企业还在喊品牌建设的口号。现代质量管理体系还没有建好，品牌如何打造？”
杨大跃进一步分析说：企业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还必须做到卓越运营。中国企业现在一说质量，很多企业的一把手就让质检部门去负责。靠检验是永远提升不了质量的，必须靠流程体系的完善和优化、靠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在企业中融化才能真正提升质量，而靠喊口号是解决不了质量问题的。
而在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问题上，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质量提升不完全是企业的事，应该是全社会的责任。全面质量管理这个体系建设，不是仅仅是针对企业的，也可以用到政府对社会的治理中的，学校、医院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都可以用。比如在政府治理上，用上这套体系，就可以减少很多重特大恶性事件的发生。2015年，上海外滩的恶性踩踏事故，天津开发区的化学品仓库爆炸事故，不断发生的电梯伤人事件，包括食品安全上出现的一系列质量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在社会治理和各类经济活动中没有建立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造成的。“目前我国有一个《质量发展纲要》。该《质量发展纲要》主导思想是对的，但没有形成国家质量战略。《质量发展纲要》片面提出企业是质量管理的主体，这就直接把政府的责任给摘出去了。实际上，只要有人的地方，有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地方，就一定会出质量问题。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学术机构、社会各类组织等都要参与到质量管理和质量提升的活动中去。”
杨大跃介绍说，去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首届全球华人质量论坛上，应主办方邀请他做了一个主题发言，题目就是：中国需要一场质量革命。他认为，克劳士比的“零缺陷”理论和戴明的持续改进理论能不能被中国人接受，现在看来还是有很大的挑战，或者说有一定的阻力。这两个质量专家的理论和中国人传统文化是有一定冲突的。第一，克劳士比所说的“零缺陷”或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与中国人的“差不多就行了”文化有碰撞。第二，戴明所提倡的要持续改进而且要永无止境地改进，与中国人的“搞定”文化有冲突！我们往往搞定一次就行了，懒得去研究为什么会搞定以及如何次次搞定。相比之下，日本人的精益思想和德国的工匠精神是质量文化。而我们的文化要素中正缺的就是这些营养。
杨大跃认为，从推进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角度，我们的精神支柱出现了问题。我们现在GDP的增速在下滑，这是一个外在的压力。虽然我们现在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但是迄今为止，我国的国家质量战略还不清晰，目前我国还没有颁布国家的质量法！我们目前只有一个产品质量法。所以我们在国家层面上，质量改进的驱动力不够，质量管理体系还缺失。而且，关键是很多企业也不愿意在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上真正投入。
官产学研齐头并进是唯一出路
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个现实？杨大跃认为从国家层面上看，首先要研究全球的市场经济的行为。在市场经济运作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体系，包括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也包括微观经济学的数字分析与度量观点，如2015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迪顿。“我国现在的经济体系是邓小平设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虽然西方国家认为中国还不是纯市场经济国家，甚至不少国家不给我们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但是在企业的运营方面，应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中国企业要想实施全球化战略、打造全球品牌，就必须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质量质量管理体系。因为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杨大跃认为，现在的一些国有企业，其运营模式有点像政府。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如果不学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靠自己摸索，也无法形成自己的体系，只有像华为这样的企业，直接系统地、全面地学习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吸收、深化和创新，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华为早已感到，依靠企业的力量是搞不出一个体系的，干脆彻底的学。 “华为必定要穿美国鞋”而走中国路，这是任正非早就讲过的。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大量引进的是发达国家的产品，今天，当我们试图大量地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核心产品时，我们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因此，中国企业只有在国家的顶层设计指引先，大力实施先进的管理体系，实施质量变革管理项目，说通俗点，就是把别人的结网技术给真正学到手，形成自己的变革体系，才能彻底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当然，在所有企业还苦苦挣扎于工业2.0到3.0阶段的时候，指望单个的企业都像华为那样全盘搬用美式管理还是不现实的，毕竟，中国最缺的还是像任正非那样的优秀企业家，缺少像华为那样的有着自己独特基因和个性的优秀企业。
在杨大跃看来，当政府已经清晰地构建起企业变革的格局后，企业面临的是怎样突破传统文化束缚的压力，如何把国家变革的意志真正落实到企业的行动，“目前在中国，比较合适的操作者和实施者还是由我们这样的管理咨询公司来带头比较合适！”因为像IBM、麦肯锡、艾森哲这样的西方咨询企业，虽然思想先进，相对说来，没有中国的咨询企业更了解中国的企业，“我们更接地气”，而且中国的管理咨询经过多年的努力，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规模，“我们这些做管理咨询的人，大部分既有跨国公司的从业经历，又有全球化经验。所以我的观点，中国企业要真正实现变革，国家层面的引领非常重要，而官产学研真正融合则是企业变革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变革与企业变革的同步进行。”杨大跃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