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剑桥学派“之后”

“新剑桥学派之后”基本上就是一个伪命题。琼·罗宾逊（1903-1983）去世后，新剑桥学派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目前这个鼓噪的经济学大超市中，基本上没有新剑桥学派的位置。本来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现代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而新古典经济学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就其核心思想观念而言，新剑桥学派不仅是主流经济学的反对者和批判者，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者和批评者。他们不仅反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主张，还反对其观念和方法。在主流经济学大行其道的年代，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高举反叛的大旗，不屈不挠与之斗争。琼是那样一位有着顽强斗争意志的卓越思想家，在她之后，很难有人还能够像她那样立场坚定而意志坚强。

琼·罗宾逊是因为关注穷人的生存困境，试图理解穷人之所以受穷的原因而走上经济学的研究道路的。她的这一经历与马歇尔很相近。但是，学习马歇尔经济学并没有给她提供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于是她离开马歇尔，离开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琼·罗宾逊提出了最初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在经济学的历史上，琼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具有革命的性质；在二十世纪初，现实的经济世界本来就不再是完全竞争所能概括和解释的，琼的洞见为经济学理解真实世界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有人说，对于三十年代的经济学来说，琼的思想像氧气一样重要。之后，琼·罗宾逊又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琼本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怀有某种资产阶级的偏见，对马克思著作的研读最后使琼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随后，她在斯威齐主编的美国《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宣扬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进行现实批判。她关注收入分配，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历史和制度背景，并试图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这就是新剑桥学派的核心思想和观念。在经济学的和谐世界里，新剑桥学派就这样发出自己不和谐的声音。

琼·罗宾逊之后，新剑桥学派偃旗息鼓了，在经济学论坛上很难再听到他们刺耳的不祥的声音。主流经济学一直不欢迎琼·罗宾逊及其新剑桥学派，在两个剑桥之争中，新古典综合派屡屡颜面扫地。他们当然希望刺猬一样的新剑桥学派早日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个和谐的世界并不需要惹是生非的新剑桥学派。但是，这个世界永远不会真正和谐，贫困和落后，欠发展和不平等总是客观存在。只要这些现象还存在，只要还有贫困需要关注，还有不平等需要谴责，新剑桥学派的声音就可能出现。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同自由资本主义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当代经济学中虽然再没有经济学家打着新剑桥学派的旗帜冲锋陷阵，但还是有经济学家的思想体现着新剑桥学派的精神和情怀。比如阿玛蒂亚·森和托马斯·皮凯蒂。

就基本的方法和理念而言，阿玛蒂亚·森应该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他所使用的是新古典的基本假设和基本方法，他对自由市场基本上持支持态度。但是，森的思想丰富而深刻，他的经济研究有着政治和伦理的维度，他高度关注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阿玛蒂亚·森被认为是亚当·斯密的当代传人，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现代继承者。阿玛蒂亚·森还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某些观念，他同琼·罗宾逊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同情态度。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还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表达了欣赏和支持。这也与琼相近。其实，阿玛蒂亚·森于1953-1963年间曾经在剑桥大学学习和工作，在哪里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那时候，他还是琼·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的成员。阿玛蒂亚·森最主要的学术成就应该是在新剑桥学派衰落期间和失去影响之后作出的，而且他的研究方法与新剑桥学派也有差别，因此他很少被看成是是新剑桥学派的继承者。不过阿玛蒂亚·森的研究与新剑桥学派又确实有着某些一致的地方，或者说，在阿玛蒂亚·森研究的某些领域，体现着新剑桥学派的情怀和精神。

阿玛蒂亚·森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公共选择理论。他主要的工作是拓展了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假设前提，改进和完善了阿罗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二是福利经济学。主要研究了福利、贫困、不平等的测度问题，比较研究了不同社会制度的福利分配，设计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他这方面工作的一个综合体现，就是他的重要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森在这方面的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90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就是依据森的发展观念编制的。三是贫困和饥荒的经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体现在《贫困与饥荒》等一系列著作中。根据对历史上南亚几个国家（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历史上饥荒问题的统计研究，森得出对这些国家发生饥荒的原因以及饥荒的本质的认识。森认为，饥荒的发生并非因为食物供给小于需求，而主要是食物所有权的不平等，同时也存在市场机制运作受阻的情况。森还发现，专制国家最容易发生饥荒，因为专制政府缺乏预防和治理饥荒问题的激励；民主国家很少发生饥荒，因为面临竞争的压力，民主政府会竭尽全力预防和治理饥荒。这就是关于贫困和饥荒的“森定理”。

森因为对福利经济学及贫困和饥荒问题的研究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说：“阿玛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人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前联合国秘书长柯菲·安南说：“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玛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联合国在自己的发展工作中极大地获益于森教授观点的明智和健全。”

就核心思想和观念而言，很难将阿玛蒂亚·森理解为新剑桥学派的现代传人。尽管他与新剑桥学派有着学术的渊源，他的研究体现新剑桥学派的某些精神，但森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下面介绍到的托马斯·皮凯蒂，与新剑桥学派的距离就更加遥远了。皮凯蒂出生于1971年，是年轻一代的法国经济学家，他是巴黎经济学院的教授。如果要说皮凯蒂与新剑桥学派有什么关联的话，就是他最近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体现的某些新剑桥学派的精神。至于他的学术经历是否与新剑桥学派有什么渊源，目前尚不清楚。

主流经济学中很少听到对资本主义制度批评的声音了，因此年轻的皮凯蒂的研究体现着一种科学的勇气。阿玛蒂亚·森因为对穷人生存状况的关注而被索洛称为“经济学的良心”，有足够勇气对资本主义和谐制度进行批判的皮凯蒂也应该是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皮凯蒂是从质疑和批判“库兹涅茨倒U曲线”开始剖析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初期，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趋于提高，因为这一时期伴随经济增长的收入增加，主要被少数人群掌握；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群成为伴随经济增长的收入增加的受益者，收入不平等程度趋于缩小。于是，伴随经济增长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现“倒U”的变化趋势。皮凯蒂发现，库兹涅茨的研究可能存在问题。库兹涅茨选择的时间周期，只是1913到1948年间，这一短时段的收入不平等变化，确实呈现“倒U”的形状。当皮凯蒂将研究周期拓展到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倒U”消失了。以美国数据为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资本收入比（资本存量/国民收入）是6-7倍，最高10%人群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是50%左右；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相应数据分别是3倍和35%，收入分配不平等确实是暂时缓解了；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相应数据又恢复到6倍和50%；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相应的数据扩大到7倍和80%。所以，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长时段来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持续加剧的。

皮凯蒂用r>g来解释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的机制。r即资本收益率，g即经济增长率。通过对长期历史数据的研究，皮凯蒂发现，资本收益率在长期内总是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大致在4.5%—5%之间；而经济增长率在长期内则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大致在1%—1.5%之间。1%的增长率看起来微不足道，但长期来看则影响深远。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3%左右的差距，在长期来看将形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形成异常严重的不平等格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前西方各国收入和财富差距的大幅上升，也正是r>g机制的后果。这种现象存在于美国，也存在于其他发达国家。皮凯蒂充分运用法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的历史统计材料，描述了r>g机制下各国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的进程。库兹涅茨借以证明“倒U曲线”存在的1913到1948年间的历史数据，在皮凯蒂拉长了时间系列中，成为一个特例。这一时期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状况得以缓和，在很大程度上是前一时期收入和财富差距过于严重的一个后果。

就直接原因而言，上个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收入不平等的缓和，是一系列世界性灾难事件的结果。一战之后是大危机，大危机之后是二战，在这些灾难事件中，私人资本都受到严重打击，政府征用和罚没，信用违约和市场崩溃，都使私人资本急剧减少，也是资本收入急剧下降。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之后继续维持在较低水平，则是各国继续实施政府干预及抑制私人资本的结果。二战之后，西方各国普遍接受凯恩斯主义作为政策制定的理论指南，私人资本的发展因此受到抑制，收入和财富分化也因此受到约束。进入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与凯恩斯主义趋于没落有关，强调维护私人资本，促进市场进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新主流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英国和美国，扩张自由市场，放纵私人资本成为新的政策基调。在这个过程中，私人资本的权力日益扩张，收入和财富差距日益扩大。在美国，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快速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

基于历史和制度的原因，伴随经济增长过程的，是资本收入的不断提高及劳动收入的不断降低，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这是新剑桥学派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解释。皮凯蒂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化原因的解释，是吻合新剑桥学派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皮凯蒂这一研究理解为某种程度上新剑桥学派精神的继承。

作为经济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新剑桥学派在当今的经济学世界里几乎没有传人。但是，新剑桥学派的精神不仅是他们的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以及将来的时代所需要的。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贫困和不平等，新剑桥学派的幽灵就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