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人，他学儒反儒，学（西）医反（中）医，又革命又反革命，本人来自于传统婚姻模式所建立的家庭，却又偏执的、强烈的反传统婚姻模式；他满脑子叛逆、否定、虚妄，而无丝毫建设性，直至失去人生乐趣，几乎否定人生意义，沦为厌世主义、虚无主义。
碰巧这个人，又是你的亲哥哥。或许，你也只好容忍他了。可是，在某些你所深刻认同的道德观念上，你们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或许会导致你再也难以忍受。
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提到鲁迅的《伤逝》：“《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
1919年末至1923年8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止，鲁迅在八道湾与兄弟共同生活了三年多时间。这种大家庭的会合，是源自父亲早故的患难之情。
这个大家庭，始终笼罩在鲁迅夫妻冷战的阴影之中。在三年多的共同家庭生活中，朱安对于鲁迅本人，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却一如既往为人妥帖、坚忍、以仆妇自居。朱安自认蜗牛之命，却始终不肯放弃其改变人生境遇的努力，宿命般的徒劳着，然而，也只能如此，一则无后，二则若被休，则生不如死。
这种大家庭的会合中，鲁迅夫妻冷战的战船上，加入了两个新来者，一个是同样的后来发达起来的文化界名人周作人，一个是其同样没有独立经济能力而以太太为职业的槽糠之妻羽太信子。
在一个大家庭中，因为女人的直觉，包括夫妻情事在内，几乎没什么秘密可言。鲁迅夫妇的真实关系，可说一直处于羽太信子的监控之下。
作为同样没有独立经济能力而以太太为职业的槽糠之妻，有着歇斯底里的脾性的羽太信子，固然坚持其能够赖以维护自身利益的道德立场。看到鲁迅，她时常感觉到自身利益被侵犯的威胁，从内心厌恶于这种在她看来发达了便开始背弃而冷待槽糠之妻的恶棍男人，甚至于这个男人买来的糖果，也决不能让自己的孩子食用。她恐惧于丈夫会追随或模仿其行为，只愿丈夫同仇敌忾，并希望看到丈夫站到自己的道德立场上所应有的激烈表现。
瞒不了羽太信子，也就瞒不了周作人。起初，周作人或许以为，没有子嗣，是导致鲁迅待妻冷淡的缘故，却完全想不到，反而是鲁迅待妻冷淡的缘故，导致没有子嗣。因为这种事情，朱安自然是只能吃下哑巴亏，根本不便诉诸外人，哪怕是对鲁老太太，也只能暗示。鲁迅和许广平在一起后的次年，鲁老太太嫌她无子，言语间也觉她无用。朱安不得不如实回答：“大先生终年都不跟我说话，我怎么会有儿子？”可是这话鲁老太太也未必真正懂得，或者懂得，也只好莫可奈何、爱莫能助的装糊涂吧！
周作人的道德立场，在周氏三兄弟中，是唯一的一个跟羽太信子似乎从小就保持一致的人。周氏兄弟父亲故世的时候，周作人才10岁。10岁到15岁，正是自我意识初步成型的时候。在此期间，周作人目睹的是刚刚丧偶、处于人生最痛苦的时期的母亲的孤寡生活，因此对于母亲和类似母亲以及那些就像是母亲的影子的人们，这就必然包括朱安，有着本能般的同情之心。
周作人如是道德立场，在其素日言行可以见得。如周作人之参加“进德会”，有不赌，不嫖，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选认戒。如1936年2月9日致周建人，指责他遗弃羽太芳子并与王蕴如同居：“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勉强可以拉来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蓄养的社会则仍是蓄妾，无论有什么理论作根据。”如1962年11月28日致鲍耀明：“内人之女弟为我之弟妇，亦见遗弃。(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从周作人公开发表的文字看，也不少，如《中年》：“中年以来重新春行秋令，大谈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但如见到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
对于1920年代的周作人，事实摆在面前：母亲是因父亲故世而守寡，但是朱安呢，却是因其丈夫成天不切实际的幻想浪漫爱情而守活寡。这不能不引起周作人对于哥哥的厌恶之心，甚至是对于其人格的鄙薄。
在周作人看来，将近四十的老男人鲁迅先生，因为长久的实际独身生活而变得不近情理，甚至，已经有些精神异常，一如其1930年3月31日致江绍原所言：“鲁迅精神异常，我久与之绝。”。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基督教徒，此处意为禁欲主义者。
以前的蔷薇的梦，应为希望鲁迅夫妇生育子女，而家里的蔷薇，是没有果实的。
所谓订正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云云，实际可能只是意为不想看到鲁迅，但不可避免的会被误会为从此分家，不再有大家庭的思想和坚持。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不过是说不想看到鲁迅，因为这种剥夺一个人一生的幸福的残酷，是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周作人所不忍见的。其道德之败坏的程度和行为之恶劣的程度，其内心的蛮横、偏执、冷酷、残忍，堪称变态，普通的说辞已经不足以形容，只能以“精神异常”四字。超越常人的偏执，只能被理解为“精神异常”。对残忍的默认，未尝不是一种残忍。
当日鲁迅日记则载有：
“上午启孟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事发那天的日记，被周作人剪去十来个字：“7月17日，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池上是常来看病的日本医生。关于被剪去的字，外人自然无法推知。但存在一种可能，日本医生在给周作人家人诊病之后，出于羽太信子的热心，应邀给朱安去做就不孕不育的原因的而作的专门的妇科询查，而朱安面对这种询查，只好拒绝并哭诉着说出实情：从未与大先生有过任何性行为，至今仍旧处女。如此，朱安澄清了关于其不孕不育的必然误会，羽太信子也让其丈夫更加的认同自己对鲁迅的厌恶之情。同时，也合理的解释了郁达夫等人所提到的鲁迅冬天不穿棉裤竟为抑制性欲一说。正应了“我昨日才知道”。如此，于周作人，则鲁迅更其不可原谅，更显其残酷，因为他残酷到从未给过这只“蜗牛”上爬的机会，朱安的晚年因无子而势必依然孤苦。而兄弟之间，也因此多了一个关于人道主义的歧见所引起的冲突。在鲁迅那里，人道便是供养，而在周作人那里，人道，还应该有更多的给予，比如，可以给予其怀孕的机会，而让其在下半生因了子女的陪伴而不那么孤苦。甚至，如蒋介石之为不孕不育的妻子领养蒋纬国。当然，这种询查，在民国的氛围之中，只有少数接触或间接接触过西方文明的那些人能够接受和理解，却不宜公开进行，更不宜保留于势必公开的日记。
朱安无疑正是鲁迅愿望进行的自由恋爱和愿望获取的人生幸福的障碍，早已经与朱安犹似一船共渡的羽太信子及其所拼力要保住的“饭碗”周作人，也正是如此。而鲁迅针对周作人的那种时常好心的告诫应俭省的话语，毫无疑问的将被误会为对周作人经济自主能力的攻击。矛盾一触即发。
因当事人未诉诸文字，难以推断1934年7月事发的真实的、具体的情形，但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原本蓄势待发，哪怕小事触发，其矛盾之暴烈发作，则不可避免。
若为家庭绯闻，尤其是牵涉到自身的家庭绯闻，又何须找来外人？
“上午启孟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在周作人这里，他却反问：你自己的错误，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周作人所理解的鲁迅的道德立场：没有爱的生活，不管是人，还是妖，都不是他们该过的生活，一定要批判，一定要反抗，哪怕兄弟决裂也在所不惜。
用几段话的篇幅，可以试着去接近并描述一下周作人的内在思考：
封建礼教的受害者的心理角色与社会角色，鲁迅扮演了一生，这也是他的道德基础。鲁迅给自己编造了一个封建礼教的受害者的神话，也给公众编造了这个神话，似乎这受害者只有他自己。在这神话的叙事中，自始至终只能看到作为一方讲述者的鲁迅，却看不到作为另一方讲述者的朱安，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只有一方讲述者的神话叙事模式。在这种神话叙事模式中，讲述者会得到同情和支持，而沉默者，只能得到漠视。在这种神话叙事模式中，作为先进文化的价值之一的爱情，在公众的声援中获得了高于人道的合法性。
成功扮演的道德上的弱者的境遇，使得人们对于其后来的“纳妾”与“多妻”的行为不忍批判。这事实上构成为一种道德勒索，是道德上的弱势扮演者，在要求获取同情的同时，欲望进一步索取补偿，并理直气壮的获取公众支持，而公众也不好对此进行认真追究。所谓道德，永远是弱者求取利益的武器。但这个受害者的受害程度，与同样为人的朱安相比，却是不值一提。前二十年的独身生活，对于鲁迅是一场造化，刺激了其文学成就的产生。后十年的爱情生活，则是一种以加倍了另一人的心理伤害为代价而获得的补偿。
谁能同情同情，甚至想过要补偿补偿朱安呢？这一种公众带着不同眼光审视同等受害的夫妻二人的不公平现象，从历史穿越到现在，甚至延展到未来。只因为当初的鲁迅，掌控着话语权优势。话语、叙事，可以扭转乾坤，也可以颠倒黑白。在鲁迅的道德说教中，有着一种先进文化的持有者的偏执与高傲。但凡传统的，皆为落后文化，如中医，如旧式婚姻，皆为完全不可接受。甚而作为其所以为的落后文化之遗民的旧式妇女们，如朱安，亦成自居先进文化持有者的鲁迅永远居高临下的无视与漠视的牺牲品。
鲁迅生前，她尚且是物：“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死后，就连物也不是了。1944年10月，唐弢等人来到西三条，与年迈且贫病交加的朱安商谈鲁迅藏书问题，此时出卖她所合法继承的鲁迅藏书，已经成为绝望的她唯一的活路，却遭遇许广平等人的阻止。朱安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在“文明”人看来，朱安就如同一面铜镜，已经被玻璃镜面淘汰掉，是完全跟不上时代的落后文化产物。然而，就在与鲁迅同时代的武力殖民时代的末期，在有着文化优越感的西方强国与其武力征服的国家之间，根本没有平等的伦理准则，有的只是以文化优越感为暴力征服合法性的歧视、蔑视，甚至是种族屠杀。所谓先进文化和文明，有时，甚至往往，不过是将作为自身利欲实现的障碍的对手进行妖魔化、非人化的有效手段。我们将以文化为根据自我标榜并贬低他人的现象，称之为文化暴力。世间有国家对国家的群体性的文化暴力，也有个人对个人的文化暴力。两种文化暴力有着同一种逻辑基础：“文明”人是人，“野蛮”人不是人。
因文化差异而得出的冷落妻子的合法性，所体现的，不过是文化暴力的残忍。人们完全无视朱安所受伤害，因为人们也用鲁迅的眼光去看待她。这种拿人当物、视人如物的高人一等的歧视，已经完全凌驾于她人之上，凭借的就是文化上的优越感，使用的，也正是文化暴力。从视人如物到比物不如，不过是文化暴力的升级。
确实，持有不同道德观的周作人，对此是无法理解的。在这种偏执之中，有着来自少年记忆的深刻根源。前面已经说过，10岁到15岁，正是自我意识初步成型的时候。在此期间，周作人目睹的是刚刚丧偶、处于人生最痛苦的时期的母亲的孤寡生活，因此对于母亲和类似母亲以及那些就像是母亲的影子的人们，这就必然包括朱安，有着本能般的同情之心。
与此对应的鲁迅，在此期间，鲁迅所遭遇的是父亲的长久病痛给予亲人所施加的巨大精神压力，这是一种只有同样的亲历者才能理解的感受。留日时期的鲁迅，喜悦的割下了自己的小辫子，不过是一种学革命的赶时髦的行为。事实上，留日时期的鲁迅，是很怕死的，也很是畏首畏尾，比如逃避刺杀任务、临阵退缩，以及拒绝抗议日本政府。鲁迅及其私党许寿裳等人，甚至因此被同乡秋瑾当众斥为：“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并拔刀相向。鲁迅为什么怕死呢？因为对当时的他来说，对于家庭的责任，显然要大于对于国家和民族所当承担的责任。从父亲病重以来，在心理上，作为长子的他，一直是家庭责任的义不容辞的承担者。这是他从小就自觉承担的心理角色。因而伴随父亲的病痛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的，是作为心理上的家庭责任承担者的长子所必然承受的家道中落所遭遇的人间的冷漠、压迫、屈辱。这种经历几乎铭刻到鲁迅的灵魂之中，造就其一辈子的对于世事的冷眼与不会改变的厌世心态。偏执造就鲁迅。偏执的人，都是残忍的。非偏执不成其为鲁迅。这是一种对于自我的残酷，也是一种可能延及他人的残酷。朱安，就是被延及的受害者，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讲究的就是门当户对。在内心深处，鲁迅正是一直将其视为家道中落而遭受屈辱的明证，从而终身不愿与之亲近。而这也正是亲兄弟周作人所不能理解的！对于周作人而言，鲁迅不过是一个打着文化旗号的文化暴徒！这恰恰是一种误解。对于周作人而言，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对于鲁迅而言，这从来就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仅仅只是不甘屈辱。当然，也不甘心于一辈子生活在屈辱之中。
鲁迅《呐喊·自序》：“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对于曾经有过的屈辱，这是他一辈子的恨意的沉痛的表达，而那种屈辱，分明已经有了一个活着的化身，就是朱安。
于周作人自己，汉奸经历并不影响他在私行为上终身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内在追求。富贵不能淫、人道高于爱情，委屈委屈自己，亦无不可，这是周作人的道德。与之相冲突的，是周作人所误会的鲁迅的道德：爱的可用来同居，不爱的可用来供养，爱情也要，人道也要，似可兼顾，实则，只能从自居的文化优越者的高度待人，而不能从人对人应有的、更多的体谅与理解的层面更好的、平等的待人，实则残酷。
1964年，年近80的周作人才在评价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一书时说：“……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然而，鲁迅的反应却也如此决绝，非要搬出。而“请你安心、自重。”这一种忠告，随着鲁迅后来“纳妾”而终未能如愿。故此道德上的和解的机会，也就不再存在。周作人所不懂的是：道德上的和解的机会，原本就不存在。因为周作人从道德上去理解鲁迅，即是误解鲁迅。
晚年周作人尝试着理解自己的兄弟，在《知堂回想录》中说道：“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言外之意：鲁迅没有义务陪着朱安一起，用两个人的一辈子的痛苦，去承受她人所造成的错误……
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清末的婚姻中，绝无婚前男方本人及其父母、亲信等都见不到新娘之理。而直至今日，南方女孩还是给人以矮小、发育不良的印象，这不过是南方女人的常态而已。何况当时鲁迅家道中落，其留洋日本，也不是要拿博士学位什么，与今日海龟镀金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在当时，是为乡人所轻贱的。上当之说，不靠谱，恐怕是配上这样的门户、这样的女子都稍有些高攀了。而时年25的鲁迅，在当时的乡下，在世俗的、精于算计的眼光看来，其实已经是大龄未婚男青年了，搞不好，就是要成为剩男而打一辈子光棍的，这样一来，传宗接代都成问题，就成为阿Q了。
这是在周作人的文字中，少有的，因对于兄弟决裂有着些微悔意而为哥哥作出的辩护与谅解之词。然而此前的文字，一如我们所见，却绝非如此平和。可见，人与人之间，未必能够真正相互理解，哪怕是兄弟，也难以避免。
或许，当我们占据道德制高点，挥舞着道德的大棒，狠狠的打击着我们所自以为不是的人们，我们应当存念：对方未必全错，我们未必全对。至少，道德不是我们用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工具，甚至是一种妨碍。
他们兄弟决裂之后，鲁老太太将此事责怨于周作人。而周作人，也便从此将鲁老太太称作了：鲁迅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