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其
据新华社报道，一些中央部委近期密集部署今年进一步简政放权工作。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表示，工商系统要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制定权力清单及责任清单，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
据新华社报道，一些中央部委近期密集部署今年进一步简政放权工作。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表示，工商系统要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制定权力清单及责任清单，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大幅减少前置审批，规范行政审批管理，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使简政放权改革成为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优化市场环境的“长效药”。
多个中央部委春节前夕仍抓紧部署减少行政审批事项，足见简政放权已成为当前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本届政府成立以来，一直把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作为简政放权改革的重点，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仅在去年，国务院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300多项，截至去年底，国务院累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700多项。在国务院带动下，各级政府也把行政审批改革作为深化自身改革的重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数量，已成为检验简政放权改革力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政府把权力下放给市场和社会，同时也是向市场和社会释放改革红利，然而，改革红利能不能一路畅通到达市场和社会，市场和社会能不能顺利享受到改革红利，却是一个需要追问的重大课题。近段时间，媒体披露了多地简政放权改革伴生的怪现状：一些地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被神不知鬼不觉转到中介机构手中，中介机构“横”在政府部门前面，做起了“前置审批”的生意，企业要想在政府部门办理事项，得先过中介机构这一关，不交上一笔咨询费、评估费、检测费或“加班费”、“好处费”，企业根本就进不了政府的门。据海南省一名企业家介绍，一个建设项目从拿地到拿证，要经过24个中介机构的关卡、送审48个评估报告，要想加快审批就得塞“加班费”，原本还有章可循的政府审批，竟变成无章可循的中介寻租。
中介组织本应是在政府和企业、企业与市场、私权与公权之间，提供沟通、调节、检测、监督等中间服务的社会机构，那些“横”在政府部门前面的中介机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中介组织，而是权力和市场、权力和社会勾连形成的“怪胎”。它们有的由机构改革中被撤销的政府部门变身而来，有的是专为承接被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而设立，有的虽然不是由政府部门所设，但与政府部门暗通款曲，总之都是被政府赋予特许经营权的“红顶中介”。它们“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而政府部门作为“老板”，自然也能从中介机构的巨大收益中分到相应份额。其中，不排除某些官员和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与中介机构合作，从中领取“提成”或回扣，严重的甚至涉嫌贪污受贿，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
要治理“红顶中介”腐败，首先须严格贯彻行政审批改革的原则，该取消的审批事项须“一刀切”全部取消，不能以任何形式出现在任何中介机构。其次，要给“红顶中介”全部摘帽，任何中介机构都不能与政府部门存在利益关系，以此破除部分中介机构的垄断地位，加大市场调节力度和行业自律管理，引导中介机构积极竞争、健康发展。
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向市场和社会释放的第一大红利。这一红利如果被某些中介机构大肆截留、恶意蚕食，将严重损害简政放权的公信力和实际成效，给企业发展和政府自身改革带来巨大伤害。严惩“红顶中介”腐败，依法规范中介服务和竞争，才能堵死简政放权改革的“回头路”，巩固、扩大简政放权改革的红利，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层面，形成均衡良性、富有活力的改革和治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