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提出了权贵经济学与平民经济学的概念，意在开辟一个新的思路，从新的角度认识和研讨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避免陷入传统思维，而对经济现实认识不清，堕入摸不着石头过不了河踯躅不前境地。
权贵经济中的权力经济部分，也就是国有经济。事实上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定义，这部分应称之为国权经济，以区别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经济‘’概念。国权经济，已经是耳濡目详的经济学概念，作者不可能作出更深刻的阐述。需要说明的是国权经济是国家组织架构中的法定的经济形式，就是说是合法的经济形式，具有合法的地位，合法而天然的地拥有社会及自然资源的支配使用权力。与社会经济生活中其它的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也是经济学界的热衷话题，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是经济改革的唯一对象和重点区域，换句话说就是对中国当时单一的权力经济的改造和分解。
总体来看，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是把建国以来移植于前苏联的经济模式，基本彻底抛弃了，逐步由纯粹的国权经济，改革成为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多元化社会经济结构，激发了民众发展经济，提高经济生活水平的内在积极主动性，创造出了一个大国从贫穷跃升到富裕的奇迹。三十年之后的现在，在惊叹和赞赏的同时，也应该认真对改革之初，对国控的权力经济的深刻改造的目的和总体设计，以及改革实践过程，和改革预期、改革结果作深刻的研讨。
如果抛弃高深生涩的经济学原理和概念，简单概括经济改革的后果，就是国控权力经济在社会经济总量中，由占有绝对的90%的地位迅速降到了目前的30%左右，即使这样，仍然被很多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权贵经济集团，以及其代言人所诟病，指责国控权力经济对行业的垄断性，对自然资源的独霸性，以及贪腐泛滥，效率低下等等。那么，事实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看。
这个角度就是从政治角度，经济学或者说市场经济的角度，以及最重要的社会平民视野角度三个主要角度来分析认识。
从政治角度看，国权经济的地位是国家社会制度基本表现特征之一。我们先抛开其它问题，而专门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来研究，国权 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总量比例，和在国家经济政策及地位影响，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标志。这也是通常的划分不同政治制度主要方法。在当代如果要找出比较典型的例子，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朝鲜和资本主义的美国。这里仍然不讨论国家权力经济的效率及其他纯经济的问题，我们依然就其政治性，也即其占有国民经济的比重来看，其对社会制度决定性的作用不可质疑。朝鲜的国有权力经济一直以来均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延续的是前苏联模式，就像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按照通常的方法，朝鲜和古巴就是典型的国有权力经济，其政治制度也就是典型的集权性社会主义制度。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显性的国权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量统计数据中占很小的比例，请参看下面维基百科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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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数据依据世界贸易组织2013年公布的国别经济成分信息数据整理而成，其中的“国营事业”包括经典资本成分解构所谓“国家资本”、“集体所有人资本”以及“国家控股资本成分”。
括号内，为各国国有企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百分比值
极端国有化：朝鲜（97%）、古巴（93%）
高度国有化：津巴布韦（66%）、阿曼（63%）、委内瑞拉（61%）、伊朗（51%）
较高度国有化：沙特（47%）、科威特（47%）、卡塔尔（45%）、挪威（43%）、阿联酋（42%）、安哥拉（41%）、中国（40%）、老挝（40%）、尼日利亚（38%）、文莱（38%）、印度（36%）、俄罗斯（31%）、越南（31%）、法国31%
低度国有化：美国（13%）、瑞典（12%）、芬兰（11%）、德国（10%）、捷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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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分布于两个极端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充分证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正确性。其划分政治制度的标尺性指标，不容置疑。
当然，当今世界上也存在另一种现状，高度的国权经济而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存在着经济高度自由化而非资本主义制度的现象，存在于非洲一些地区。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极其落后，明显存在着人类部落时期的特征。
中国的宪法明确表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国权经济自然就成为这个命题的支柱。也就是说国权经济在中国必须占有相当的地位，才能体现和支持这个论述的成立。笔者注意到了中国国内经济学术界，甚至经济决策层的‘’主流‘’观点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开放国有权力经济领域，砸碎‘’民营资本‘’参与国企垄断领域的玻璃门。一些专家学者就此提出了观点和证据。比较著名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国有权力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小没有关系；国权经济占有较大比例的权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并反思和质疑发展国权经济强国论，等等。他们也提出了‘’充分‘’的论据：1，世界上凡是国权经济占绝大比重的国家，大多都是贫穷，动荡，落后，专制封闭的国家和地区 ；2，凡是国权经济比重较小的国家，都是现代，民主，富裕，稳定开放的国家和地区 ；3，国家权力经济的权重越大，经济转型越困难，而且与拉动民众消费指数成反向波动，等等。
在这些乍看论据翔实，结论顺理成章，并以改革开放为旗帜的长篇大论里，专家们恰恰忽略了几个决定性的条件和前提，同时也有意无意地避开了经济与政治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为了缩短本文篇幅，突出主题的关系，作者在这里仅仅提出观点，不在此展开详细论述。就前文所提出的观点，我们可以请教专家们几个问题，比如：
1，如果说国权经济的权重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无关的话，那么当权重降到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时，中国是什么政治制度？还有没有必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
2，在中国进一步削减国权经济的权重，是不是经济转型的前提和主要方向？
3，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强国，那么反对国权经济占有一定比重者的强国目标是什么？进一步弱化国权经济是实现强国的确实有效的途径么？
4，这些专家在研究国权经济的权重与社会状况的关系时，是不是把因果关系倒置了呢？是动乱贫穷导致了国权经济的权重不得不过高？还是其权重过高导致了社会的动乱？
5，脱离中国的现实，机械地对比国际上既已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权重数据，进而导出中国必须仿而效之的观点，是不是有意无意的忽略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此激进的改革观点，揠苗助长式的道路设计，经济改革预期目标和社会影响预期是什么？
总而言之，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其实最简单不过，就是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根本出发点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方向和结论。以国家稳定长治久安，以保障大多数民众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坚持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人们，基本上不会与相反观念的人们，得出同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