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医联动是“医改”的永恒主题，不仅“老医改”探索三医联动模式，而且“新医改”也探索三医联动模式。三医联动是“医改”的永恒话题，不仅理论界在热烈探讨三医联动模式，而且政策界也在热烈探讨三医联动模式。三医联动是“医改”的永恒议题，不仅卫生部门在积极探索三医联动模式，而且医保部门也在积极探索三医联动模式。尽管各方均主张和探索的三医联动改革，但是各方所主张和探索的三医联动模式大相径庭。换句话说，各方已经在“为何”推动三医联动改革方面达成共识，但仍未在“如何”推动三医联动改革方面达成共识。
所谓三医联动是指医疗、医保、医药的联动改革。人们主要从三个角度探讨三医联动，一是以“医保”为中心探讨三医联动模式，核心观点是医疗和医药改革应配合医保改革，例如“采取总额预算和按服务量支付方式促使医院注重内涵发展”。从文献上看，较早以“医保”为中心探讨三医联动模式为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学者，如今医疗保险部门也推崇和推动以“医保”为中心的三医联动模式。二是以“医疗”为中心探讨三医联动模式，其核心观点是医药和医保改革应配合医疗改革，例如医疗保险采取什么付费方式应依据医疗机构体制机制而定，基本药物采取何种采购模式和销售模式应依据医疗机构体制机制而定。从文献上看，以“医疗”为中心探讨三医联动模式主要是卫生行政部门及其主要领导。三是以“医药”为中心探讨三医联动模式，其核心观点是医院和医保改革必须配合医药改革，例如以基本药物制度零差率政策撬动基层医疗体制机制综合改革，以基本药物制度零差率政策撬动公立医院体制机制综合改革。从文献上看，以“医药”为中心探讨三医联动模式主要是政府医改部门及其主管领导。可见，各方都在探索三医联动的改革模式，但是由于涉及部门利益，相关主体各说各话，所以至今尚未形成共识的三医联动理论和三医联动模式。
从各方主张上看，各三医联动模式对医疗、医保、医药的定位大相径庭。从医疗的方面看，以“医药”为中心的三医联动模式，将其角色定位为公立性医疗体系和行政化医疗体制；以“医保”为中心的三医联动模式，将其角色定位为竞争性医疗体系和法人化医疗体制；以“医疗”为中心的三医联动模式，将其角色定位为半行政和半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机制。从医保方面看，以“医药”为中心的三医联动模式，将其功能定位为医疗费用的分担机制；以“医保”为中心的三医联动模式，将其功能定位为医疗服务的购买机制；以“医疗”为中心的三医联动模式，将其功能定位为医疗费用的控制机制。从医药方面看，以“医药”为中心的三医联动模式，将其制度定位为政府集中招标采购和零差率销售制度；以“医保”为中心的三医联动模式，将其制度定位为医院集团招标采购和自主化销售制度；以“医疗”为中心的三医联动模式，将其制度定位为政府集团招标采购和医院自主化销售制度。
从政策层面上看，我国的三医联动主要采取分级管理的模式。所谓分级管理模式，是指对不同层级的医药卫生体制采取不同类型的三医联动改革模式。对基层医药卫生体制，主要采取以“医药”为中心的三医联动改革模式，即“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公立性行政化医疗体制+分担制医保付费方式”的制度组合。对县域医药卫生体制，主要采取以“医疗”为中心的三医联动改革模式，即“破除以药养医体制→全部药物零差率政策+半行政半市场化医疗体制+控费制医疗保险付费方式”的制度组合。对城市医药卫生体制，主要采取以“医保”为中心的三医联动模式，即“购买制医疗保险付费方式+竞争性法人化医疗服务体制+自主采购和销售式医药管理制度”的制度组合。目前，我国以“医药”为中心的基层三医联动模式已经形成，以“医疗”为中心的县域三医联动模式正在探索，以“医疗”为中心的城市三医联动模式仍在争议。
本书同样探讨三医联动模式，但是所探讨的三医联动模式并非“老”三医联动模式，而是“新”三医联动模式。所谓老三医联动模式，是指医药、医疗、医保的联动改革，即药品产供销管理体制、医疗服务体制机制、医疗保险付费方式的联动改革；所谓新三医联动模式，是指付费、经办、医疗的联动改革，即医疗保险付费方式、医疗保险经办机制、医疗服务体制机制的联动改革。新三医联动模式与老三医联动模式主要有四个不同点，一是三医的内容不同。新三医联动模式的“三医”主要探讨付费、经办和医疗的关系；而老三医联动模式的“三医”主要探讨基药、医院、补偿的关系。二是改革支点和对象不同。老三医联动模式主要以基本药物制度为支点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和医保制度改革；新三医联动模式提出以预付费方式为支点推动经办机制改革和医疗体制改革。三是联动机制不同。协同和互补是老三医联动模式和新三医联动模式的主要联动机制，但是老三医联动模式主要强调医药、医疗和医保的单向式协调互补，而新三医联动模式主要强调付费、经办和医疗的双向式协同互补。所谓单向式协调互补，是指后置制度必须发挥前置制度的优势和弥补前置制度的缺陷，但前置制度不需要发挥后置制度的优势和弥补后置制度的缺陷。所谓双向式协调互补，是指后置制度必须发挥前置制度的优势和弥补前置制度的缺陷，前置制度也必须发挥后置制度的优势和弥补后置制度的缺陷。四是制度目标不同。基层老三医联动模式，以“公共集成”的医药卫生体制为制度目标，即行政化医疗体制+集中化医药体制+分担制医保制度的组合；作者提出的新三医联动模式，以“公共契约”的医药卫生体制为制度目标，即竞争性法人化经办机制+购买制医疗保险付费方式+竞争性法人化医疗体制的组合。我们认为，在老三医联动改革模式上各说各话和左摇右摆，不如切切实实推动新三医联动模式。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医改，用中国式的方法解决世界性的难题。我们认为，李克强所说的“中国式方法”当属三医联动模式。但是，该三医联动模式，不应该是老三医联动模式，而应该是新三医联动模式。
本书对新三医联动改革模式的研究以付费方式改革为切入点。对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研究，不仅是为了探讨如何“控费”的问题，也不仅是为了探讨如何“保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重构和优化付费方式与经办机制和医疗体制的制度关系。从结构关系上看，经办机制是付费方式的“后方”：给付费方式以支撑和动能；医疗体制是付费方式的“对方”：给付费方式以协同和互补。从制度关系上看，付费方式好比一双“脚”，经办机制和医疗体制好比一双“鞋”，什么样的“脚”需要什么样的“鞋”，而不是什么样的“鞋”需要什么样的“脚”，所以付费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和推动经办机制和医疗体制的变革。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与后付费方式适配的经办机制和医疗体制。换言之，我国的经办机制和医疗体制“适配”后付费方式但“错配”预付费方式。因此，付费方式从后付费方式转变为预付费方式，必然要求把与后付费方式适配的经办机制和医疗体制，转变为与预付费方式适配的经办机制和医疗体制。可见，本书对付费方式改革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为了探索与预付费方式“适配”的经办机制和医疗体制，二是力图以预付费方式为支点“撬动”经办机制改革和医疗体制改革。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战略任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各世界性难题和历史性难题。那么，如何才能撬动医药卫生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呢？本书给出了答案：以医疗保险后付费服务方式改革为契机，以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构建为支点“带动”医疗保险经办机制改革，并“推动”医疗服务体制机制改革，最终“撬动”医药卫生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本书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为形势，依据付费方式、经办机制和医疗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重点解决五个问题：一是如何“破”后付费方式和“立”预付费方式；二是如何既能发挥预付费方式“控费”功能又能弥补预付费方式的“降质”缺陷；三是如何以预付费方式改革“带动”经办机制改革，四是如何以预付费方式“推动”医疗体制变革，如何以预付费方式“撬动”医药卫生体制全面深化改革。
本书共设三章：
第一章是新三医联动模式的分析框架。本章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形势和花钱办事理论为支点的架构新三医联动改革模式的分析框架。首先，凝练出老三医联动模式的三种类型：行政化三医联动模式、半行政半市场化三医联动模式、市场化三医联动模式。在老三医联动模式利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三医联动模式：付费方式、经办机制、医疗体制的联动改革模式。从制度协同度和政策符合度两个方面比较老三医联动模式和老三医联动模式的优劣，并提出新三医联动模式是中国式办法解决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的根本战略。然后，提出新三医联动模式的理论基石：花钱办事理论。花钱办事理论分为花钱理论和办事理论。所谓花钱理论是指：花自家的钱，则少花钱和花对钱；花人家的钱，则多花钱和乱花钱。花钱理论启示我们，要让人少花钱和花对钱，必须将花人家钱的机制转变为花自家钱的机制。所谓办事理论是指：办自家的事，则多办事和办对事；办人家的事，则少办事和乱办事。办事理论启示我们，要让人多办事和办对事，必须将办人家事的机制转变为办自家事的机制。最后，依照花钱办事理论提出三医联动模式的构建路径。从经办机构角度看，转变经办机构花钱机制的关键，是让经办机构具备医保基金收支结余的分配权；转变经办机构办事机制的关键，是对经办机制进行“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改革。从医疗机构角度看，转变医疗机构花钱机制的关键，是将医疗保险的后付费方式转变为预付费方式；转变医疗机构办事机制的关键，是对医疗体制进行“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改革。
第二章是新三医联动模式的内在机理。本章以医疗保险付费方式的三个本质特征为切入点探讨新三医联动模式的内在机理。首先，提出医疗保险付费方式的三个本质特征：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第三方支付机制、代理人支付机制。然后，提出三个基本观点、两个主要观点、一个根本观点。三个基本观点：第三方支付机制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主要方向：后付费方式向预付费方式的转变；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医疗服务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公立性行政化医疗服务体制机制向竞争性法人化医疗服务体制机制的转变；代理人支付机制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医疗保险经办机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公立性行政化医疗保险经办机制向竞争性法人化医疗保险经办机制的转变。两个主要观点：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要求法人化的医疗保险经办体系和竞争性医疗保险经办机制与之配套；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要求法人化医疗服务体制和竞争性医疗服务体系与之配套。一个根本观点：以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带动”医疗保险经办机制并“推动”医疗服务体制机制改革。最后，提出以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为“体”，以医疗保险经办机制改革为“左翼”，以医疗服务体制机制改革为“右翼”的“三位一体”改革模式，即三医联动模式。
第三章是新三医联动模式的困境和路径。本章以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为切入点探讨三医联动模式的体制困境和改革路径。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五大困境，一是动力缺乏，即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缺乏控费的动力和保质的动力；二是形式异化，即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或异化为收费方式改革或异化为限费方式改革；三是结算扭曲，即固定结算机制异化为弹性结算机制或半弹性结算机制；四是激励困境，即由于难以准确定性和归因，医保机构难以对控费和保质“高效”的医疗机构和行为予以奖励，难以对控费和保质“低效”的医疗机构和行为予以惩罚。五是制度错配，即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与行政化医疗体制错配，或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与垄断性医疗体系的错配。针对五大困境，本章提出五大改革策略，一是针对动力缺乏的困境提出医疗保险经办机制改革的策略。二是针对形式异化的困境提出医疗保险付费机制改革的策略。三是针对结算扭曲的困境提出医疗保险结算机制改革的策略。四是针对激励困境提出医疗保险付费标准形成机制改革的策略。五是针对制度错配的困境提出医疗服务体制机制改革的策略。
本书不是已发论文的汇编，而是新鲜出炉的研究成果。目前，我国相关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成果“很多”，但是相关付费方式与医疗体制协同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少”，相关付费方式与经办机制协同改革的研究成果“更少”，所以本书的撰写基本缺乏可借鉴和可参考的理论框架和重要材料。为了完成这部专著，我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和艰辛的社会调查，力图用“脑”思索新三医联动改革、用“眼”观察新三医联动改革、用“身”感受新三医联动改革、用“笔”书写新三医联动改革。然而，脑、眼、身的“三管齐下”并不能让我在写书过程中“才思泉涌”，反而让我感觉到“力不从心”。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苦不堪言。后来经一位社科界的长江学者指点迷津，我才恍然大悟。“难以完成研究，是因为我受到了现成理论的束缚和客观事实的捆绑，而难以将自己的‘感情’投入和‘心力’释放并投入研究过程中”。这让我们明白了完成创新之作的关键，不在于调动人的“感官”，也不在于发挥人的“智商”，而在于倾注人的“感情”和激发人的“心力”。心力和感情的交融必然让人产生“悟性”，而悟性必然让人产生创新思维。因此，本书不是“看”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悟”出来的。希望这本从书斋中悟出的专著，能为中国医改的理论研究方法提供一点启示，也为中国医疗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一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