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17日消息，经历5个多月，习近平、王岐山曾多次批示的猎狐行动在去年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近日，中国在海外追逃方面可能又将祭出大动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将在近期访美，并专门就海外追逃问题与美国官方进行磋商。

值得注意的是，王岐山的访问若能成行，将是他在中纪委书记任上的首次访美。鉴于中美尚未签署正式引渡条约，中国官员经常向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抱怨，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将外逃贪官绳之以法。王岐山在执掌中纪委前，曾任主管财经和商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在扮演这一角色期间，他主导过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略经济对话。

《金融时报》援引詹姆斯顿基金会的中国安全专家彼得·马提斯对这一消息的评论：“如果王岐山在任职中纪委书记期间，唯一的理由便是追踪外逃贪官及其财产。由于级别不够高，中国领导人派出国安部部长耿惠昌或者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并不能确保中美两国达成原则性的合作协议。试图达成政治上的合作协定，就意味必须派出一个美国所敬重的，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信任的人物。”

王岐山在西方政客的眼中十分能干，有着极高的声誉。据《金融时报》透露，一名熟悉王岐山的西方官员对他掌管中纪委一度感到惋惜，认为这样会浪费他在财政和金融领域的才能。不过这位官员随后发现，在反腐领域，王岐山确实是中国的最佳人选。

据报道，中国目前已和38个国家签署双边引渡条约，这是国际合作追逃的常见手段。去年以来，中国加强了国际追逃力度，由8部门参与成立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也明确提出建立动态的外逃人员数据库等，这些措施一旦全面实施，对外逃贪官的威慑力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哪些藏匿在美国的贪官将无处可逃。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及廉政建设广受海内外关注，其中热点之一是如何将外逃贪官等犯罪分子缉拿归案。美国此前也有媒体称，中国向美国开出的“贪官外逃名单”已超过1000人。尽管不时爆出这样的好消息，但由于境外复杂而漫长的司法程序，缉拿藏匿海外的贪官依然面临重重困难，真正被遣返的贪官屈指可数，而外逃贪官还在成倍增加。

中国外逃贪官究竟卷走了多少腐败资产？即使在反腐高压之下，这个问题依然还是一个谜。陆续被查的周永康家族、徐才厚家族、令计划家族以及一大批正部级副部级贪官，其敛财的方式以及掠夺的财富，已经完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如果说敛财数百万甚至几千万还可以理解，动辄涉及数十亿上百亿，就不得不让人惊呼了！频频曝光的大案要案说明，贪官转移到境外的资产也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大官小官都在纷纷向境外转移资金转移家属转移靠贪腐掠夺的财产。

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公安部2004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有500多人，涉案金额逾700亿元；审计署发布的消息称，截至2006年5月，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还有公开资料显示：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其中2005、2007、2009—2011年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2010年1月8日，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通报消息：近30年4000官员外逃，人均卷走1亿人民币。

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严立新认为，他们手头有很多数据版本，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数据，外逃贪官卷走的资金规模估计达到万亿元人民币。

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如果按照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那么外逃资金超过了1.5万亿元人民币。

一直关注反腐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的研究报告显示，外逃官员保守估计有近万名，携带金额不少于1万亿元。“按照人均1亿元来估算。要在国外过上比国内更好的生活，必须有雄厚的‘黑金’做保障，不到这个数额级别，他们不会选择出去。现实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不少贪官一人就卷走几亿元，规模相当大。这是中国腐败形势严峻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表示，外逃的政府官员大多年龄在50岁以上。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出逃时59岁，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时58岁，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出逃时57岁等等。“政府官员往往在临退位时外逃。只有达到一定级别后，才有可能积聚巨额的不法资财。在位时，可以用权力掩饰自己的腐败行为，一旦退位，害怕被追查，所以在临退位时一走了之。”

外逃贪官往往与资产转移相结合，并且是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最后一个环节，出逃前往往已是“裸官”。外逃贪官与移居海外的配偶和子女里应外合，将贪污受贿的大量资产转移国外，一旦势头不对就抽身外逃。

外逃贪官已成为中国必须解决的一个涉及民心向背的重大问题。要遏制贪官外逃的趋势，除了完善和健全贪官外逃的预警机制、和有关国家尽快达成双边引渡条约之外，关键还在于扎牢制度藩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且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最新一期的《领导者》杂志在采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李成时，谈到了中国今后的反腐走向问题，李成坦言：现在的反腐，王岐山反复说过，我们现在是在治标，而不是在治本，但是能为治本赢得时间。只有通过标本兼治，中国的贪腐问题乃至外逃贪官问题才有可能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