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对华政策


按:李光耀,是个矛盾的人。看他,也只能矛盾地看,对他进行矛盾的评价。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于323日凌晨以91岁高龄逝世,也标志着新加坡强人时代的终结。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政治走向,不仅对其本国意义重大,而且攸关其邻国利益,包括中国。中新关系如何发展备受关注。

 

前天我在社交媒体上对李光耀有一个盖棺论定式的评价。我说,李光耀是一个很精明的独裁者和政客,一个强烈和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一个优秀的战略家。

 

今天,外交部通过发言人对李光耀也有一个官方评价。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李光耀逝世接受记者提问时说,李光耀先生是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亚洲政治家,也是兼具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的战略家。他是中新关系的缔造者和奠基人,长期致力于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为中新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对李光耀一生的总体评价,外交部的正式声明只有两句,即李光耀先生是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亚洲政治家,也是兼具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的战略家。它更侧重于肯定李光耀对发展中新关系的贡献。

 

可以说,这份声明是经过仔细斟酌后确定的,旨在恰如其分地评价故去的李光耀先生及其对中新关系所起到的作用。在评价部分,我们总体一致,即李光耀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独裁者,政客)和战略家在新国内外发挥作用的。

 

新加坡是一个前殖民地国家,多种族、多元化特征明显,地域狭小,资源匮乏,在其被马来西亚驱逐出联邦、独立建国后,李光耀打造了一个符合城邦国家特点的高效的国家政府体制,成功带领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内部族群和谐,并国际关系中游刃有余,使国土面积狭小的新加坡拥有一个比较独特而重要的国际地位。这些都是李光耀作为一个政治家(政客)和战略家留下的历史遗产。

 

因此,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我的评价总体都是比较准确的,所不同的是,作为一国政府的外交声明,外交部发言人的评价更注重李光耀对中新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而对其政治负资产只字不提。这里所谓的政治负资产,是指李光耀所缔造的新加坡国家政府体制固然有适应城邦国家特性的因素,从而实现了国家的经济腾飞,但它过于顾及经济发展和政府控制,对民众的全面权利却有意忽略乃至钳制,其负面意义在2011年新加坡大选中暴露无遗。在那次选举中,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失去了40%的选民支持,虽然继续保持了第一大党的议席,但其执政压力和失去政权的风险明显增强。

 

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国家政府体制,具有明显的威权主义特征。其本人及政府总理也具有浓厚的家长式特征。这一政府体制是法治优先主义,以无视和牺牲民众的大量权利为前提和代价的,正因如此,在2011年的选举中新加坡民众用选票表达了态度。将李光耀评价成一个独裁者、政客,比“政治家”更中性,更实事求是,但他也是一个明智的具有良善目的的独裁者,是古代的“圣君”式人物。毋宁说,不带任何个人情感和好恶地将李光耀描述为一个独裁者和政客,更符合其本来面貌,合乎其宜。

 

李光耀作为一个战略家,他准确而审慎地利用了新加坡在经济和地缘上的价值,强化了新加坡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建立了立足本国武装力量、依靠区域多边主义并接受国际强国保护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他最受中国人关注的观点是,为警惕中国的崛起,对中国形成有效的制衡,呼吁世界强国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强化在亚太的存在,特别是军事存在。客观来说,这是任何一个具有战略眼光者都无法忽视的地缘政治观点,非常有利于区域小国。在他的多年鼓吹下,美国政府加快了“重返亚太”的步伐,现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外交部对李光耀的外交贡献评价是谨慎的。李光耀是中新关系的缔造者和奠基人,为中新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是毫无疑义的,在他的任期里中新建交,并一直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与中国发展关系,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收益颇丰。因此,外交部称李光耀“长期致力于推动两国互利合作”,而回避了“友好”字眼,应该是经过仔细拿捏的,意在体现区别。

 

斯人已去,预示着后李光耀时代全面来临。新加坡现政府以及李显龙本人秉承了李光耀的政治遗产,在内政部分,它将会顺应形势进行改革,以更好地俘获民意,寻求长期执政之路,但另一方面新加坡内部政治的不稳定性将会显著提升,李氏家族统治可谓摇摇欲坠。一个瞻望未来的国家政府理应未雨绸缪,为一个非人民行动党执政的新加坡做好准备,将其纳入外交战略范畴,提前预应。

 

在后李光耀时代,李氏家族权威将大受影响,其不安全感势必益甚,因此它将会继续执行李光耀的多元化外交,并将区域防范的重点指向中国。它将会着力寻求继续强化美国在区域安全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并怂恿印度以及域外其他强国进入这一地区,相互制衡,以实现区域和本国利益最大化。当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也是其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离开中国,势必将损害其发展利益。因此,对中国复杂而矛盾的心态,对华政策的二元性,将是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外交政策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