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为何会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

据新京报记者关庆丰报道，在山西代表团媒体开放日的提问环节，几乎所有的关注点都聚焦到了“反腐”上。山西的官场腐败已成为全国的“标兵”，是被中央唯一定性为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省份。

什么又是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呢？这种说法不过是官衙有权办事人员集体腐败或部门满门贪腐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山西的官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这个省的组织部门都是怎么选的人？为什么选上来的大都是些腐败分子，而却鲜有清廉官员？为什么都是按照组织程序、严格把关、合法选拔上来的人，却一查一个准地腐败了起来？党委责任人的书记为什么也难以阻止这种一条线、一条龙式的系统性腐败？……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某种革命性的反思。

如此腐败糜烂的官场，山西省的前后任书记又是如何自我检讨的？

前任书记袁纯清称，“尽管山西发生严重腐败问题是长期积累的过程，不是一天冒出来的，但作为时任省委书记，是负有领导责任的。”

现任书记王儒林分析出4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务方面没有从严治党；第二没有从严治吏，权力失控；第三没有拧紧总开关，道德塌方；第四没有从严查处。由此导致山西的官场，现在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是塌方。纵向看，从省到市到县到乡到村都发生了严重的腐败。从横向看，煤炭部门是重灾区，交通等部门是多发地带，纪检监察、组织部门也发现了不少腐败问题。

在这四个方面的原因上，从严治党、从严治吏、从严查处这三条，据笔者观察，几乎从毛时代就已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过、重申过、警告过，如果翻一翻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些总书记的讲话，这“三严”也绝对是一些频频出现、反复强调的热词。如若我们省市县的书记都能认真对待、认真履责，我想绝不会出现今天这种严重腐败局面。塌方式腐败的出现，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一些地方党委主体责任人没把中央从严治党的精神、指示当大事，认真抓，而是玩不作为、慢作为，甚至敷衍了事、玩忽职守的政治游戏，敷衍党和人民的重托。

什么又是“没有拧紧总开关，道德塌方”呢？这又是一种从思想教育上找根源、找根本的历史虚无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做派，一出事，就忙着从脑袋里、思想中找腐败、腐化、腐朽的根根本本。这实则就是一种回避现实、不接地气、绕弯躲避，以求避重就轻、明哲保身、四平八稳、和平官场的好好先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再告诉我们，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环境决定人，而不是人决定环境。由此看来，出了塌方式腐败这档子事，根本、根源，不能老是跑到社会意识、人的思想道德——这些第二性的东西里面找，而应直接到社会存在、现实环境——这些第一性的东西中找根本、找根源、找对策、找出路。仅仅拧紧了思想、道德的总开关，我们的官员在这种权力任性、难以监督、社会噤声的环境中就不腐败了。对领导干部的这个总开关，我们的从严治党少拧紧了吗？根本没有。几乎是年年思想教育，年年道德警示，可结果呢，都知道。所以，又拿出什么总开关说事，实质上不过是本末倒置、不负责任的的敷衍塞责。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说了也白说。

山西出现这种塌方式腐败，其之母又是什么？王儒林回应道，买官卖官是腐败之母。正是这个腐败之母而大批量地生产出了山西的塌方式腐败。

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在山西当书记最棘手、最头痛的事又是什么？一言以蔽之，还是山西官场的用人选人。

王儒林诉苦道，受反腐影响，山西省管干部空缺近300名，如何选人用人是目前面临的最棘手问题。

这300人又将从哪里选呢？又如何从山西腐败的塌方区选拔出污泥而一尘不染的人？

王儒林抓住的一个根本是买官卖官这个腐败之母。他的下一步抓法是将继续坚持从严治吏，在选人用人上下工夫，绝不会搞政治运动，也不搞人人过关。现在的最大困局是，目前空缺的岗位中有3位市委书记，16位县委书记，13位县长，这些岗位不能长期空缺，但也不能今天提起来，明天又进去了。

很多腐败分子都具有多种面具，隐蔽性很强，以致今天提起来，明天又进去的事，在当下的官场也更是屡见不鲜。

山西官场就曾多发这种用人失察的后悔事。比如，一个职位，考察名单上有个排名比较靠前的干部，刚上名单半个多月，就牵进去了。还有一个自荐的干部，他说自己肯定没问题，这人各方面评价也不错，进入考察名单一个月也掉进去了。

为什么会屡屡用人失察呢？据悉，一些媒体甚至拎出“山西有好几千人都上了纪委黑名单”的说法请省委书记王儒林回应。

说穿了是因为山西当下的官场，清廉难做官，做官难清廉，通过权力寻租、买官卖官、官商勾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等链条，大都一条线、一条龙式的同腐败、共命运起来了。不腐败，进不了圈子，入不了官场。如此从村乡、到县市，从煤炭交通，到组织纪检，大都共贪共腐了，又岂能在这种官场生态链上找好人、用对人。

由此可见，一些地方官场自身就是一个生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流水线，大工厂，单单空降几个书记、省长，又岂能从根本上、源头上解决问题。所以，要想根治当下官场的腐败顽疾，千万不能再在台上高谈阔论什么权力任性、大道至简、权力进笼、较真纪律、较真规矩、追究责任之类的空话、套话、假话了，塌方式腐败的层出不穷，根子是选人的机制，监督的机制，是什么人在选人，是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人，有没有从体制内外培植一竿子独立性的力量来真正有权威、有力量、有平台地监督官员权力的寻租与任性。依法治国、简政放权，不能简单地搞成向地方、向市场放权，更重要、更根本的一条是向人民群众，向社会媒体放还监督官员权力寻租、任性的权利，要向人民群众放还他们用于正当防卫官员任性权力侵害他们合法权益的自卫权。人民监督、自卫的权利强大了，官员的权力才不任性，才会规矩。这应该是中国的依法治国以及人民当家做主的真义及取向。如果能够进行这种意义的改革，官场塌方式腐败的现象才可能在体制内外的共同监督、规矩之下，而逐步、彻底绝迹起来。

2015年3月7日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