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民族死亡哲学四个主要思想要点的反思之四:

 关于生死的对立和统一：“未知生，焉知死”的理解。

    如果把“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看成志士仁人们“仁以为己任”、“践仁”己任的终极承担和终极献身的最终标尺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的精英人士的“殉道精神。这也是最实用的辨析真假“志士仁人”的一把尺度了。当然，这并不是一定要逼他们去死，而是需要他们始终保持为实践理想、成全理想而主动去身殉的勇气和状态。

    孔子认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志士仁人”一定要既“知生”又“知死”。而“知死”的目的更是为了更好的“知生”,让死更好地服务于生，也即服务于“践仁”的社会终极理想。

    如果这样理解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的话，那么，关于“知死”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从根本上“知生”的问题，也是个关乎殉道精神的问题。

 孔子一生热衷于“知生”,没来得及治理死亡之学，只留下个“敬神如神在”的态度和“敬鬼神而远之”的告诫。这对于汉文化治生死之学而言，应当是一种重大的缺憾，这不仅让一直遵循圣人之言的人们彻底失去了对“死”后状态的最权威的裁判，而且还让那些以哲学为西学独有的学者们以孔子止于对死的理性的追问而拒绝承认他头上的那顶中式哲学家的冠帽。

    中西方社会对于哲学家个人选择不同的生死方式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汉民族强调“知行合一”，认为知生必知死，当需要以死来知生时你就应当自觉的舍身，这才是最彻底的知生，否则是非“志士仁人”。西人不一样，追问生死是逻各斯的:理性的、判断的、概念的。并不要求哲学家去死殉，从苏格拉底之死后,西方社会更十分注重对哲学家本身性命的尊重，自杀也好、活着也好，由你自己决定，社会并不固执地要求你“知行合一”,也不会指责你“知行分离”，就只把对生死问题的研究当一门功课来看待和发展。由于不敢逼杀老师，故西方哲学成为了一门纯粹的学问。

    由此比较，我认为，我们的民族对“志士仁人”是不够保护、或保护不够的，这也许就是某些学者认为中式传统文化中隐含着反文化的因子的地方吧。究其成因许是“志士仁人”的理想太高，一般人根本就靠不上去。无奈就“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就逼先生们去靠来展示引领，并根据其对先靠者行为结果来评估自已是否一定要靠，或如何去靠、靠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毕竞“蝼蚁尚且惜生命，生死面前少英雄”是一种普遍心态。

我也算个识几个字的份子，当教书先生时自以为尚能接受要学高、身正、少金的现实，但绝接受不了无知者的对思想文化的轻视，于是自免去职，躲到墓地里去看究竟之生死之状态，二十年过去了，那里也并非世外桃源，极乐净土，但我依然保持真诚生活之态度，“尽性至命”。

当年，曾有人又鼓动一些“青年精英”去殉道，当有人问我为什么非勇于时，我说，我愚不可及，不知道，自然不殉道。现在的多好，教书的不必拘泥于学高身正，更可以自主掘金，在金即道的世风下，金道横行，仁道旁落，自然殉金道者会层出不穷，且前赴后继，然子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这个道理，我是懂的。

有人认为：孔子所讲的是一个“知死”的方式或路线问题: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应遵循以取由生参究死的生死体验路线；对于已经“闻道”、“知天命”精神境界高远的“精英”来说，便当取从天道和天命的高度来审视死亡并进而由“人死”反观“人生”的路线。

我认为，这是一种过度的解读现象。是从今天的哲学去解读两千年前的孔子。同时，我亦尊重这种解读。

2015年3月31日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