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重在创新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化，国家经济是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告别短缺经济，很多产品逐渐出现了显著的过剩。但随着我国放开对民营企业进出口权的限制以及2001年加入WTO，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获取庞大海外需求的支撑，国内产品源源不断地出口国外，国内过剩经济的迹象迅速化解。因而，2008年之前，我国经济在整体上是处于相对短缺经济时代。在这种情景下，企业赚钱很容易，生产什么都能赚钱，因而，企业只需要相对简单地投入大量资源就可以生存和发展下去，国家GDP也能快速增长。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特征是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模式，这是旧常态。在旧常态下，企业既缺乏努力控制成本的动力，也缺乏积极创新的激情，整个经济发展模式粗放，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海外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急剧萎缩，而国内需求也远没有激发出来，进而我国经济急速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进入新常态。 

这新常态主要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产能过剩严重，如我国的钢铁、煤炭、水泥、船舶、电解铝、光伏、风电、石化产业等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二是总量世界第二，但经济增速进入中低速；三是面临激烈的全球竞争和资源制约，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显得尤为紧迫；四是通过在全球与各国建立多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参与或构建多种国际合作论坛和国际组织，以及通过双边、区域多边和全球多边自由贸易安排，来构建全球合作网络体系，凸显了我国第一次真正建立了全球经济战略，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将在此战略下更深入融入世界经济，参与世界的竞争与合作，等等。在这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与创新!

首先要进行系统性制度创新。现在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任何单一的制度创新都难有效果，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推进全面的、系统的制度创新，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制度创新要协同推进，可以基于清单管理理念，完善市场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现代治理，界定行政权力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和空间，让市场有足够的自发作用空间，为资源的优化配置、技术创新等方面提供有效的激励；推进法制的完善和执行力的强化，特别是在价格竞争行为、非价格竞争行为、知识产权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法律要有足够的效力来维护秩序和消除负外部性；加快推进我国政治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和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内在融合性和有效互动性；努力推进国内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设，积极探索、推广能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使我国能更有效地全面、深入融合世界经济体系，整合和利用全球资源，等等。

其次要进行全面科技创新。我国是一个大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各个领域需要协同发展。为此，需要在一个好的制度框架内，积极跟踪全球最新科技发展趋势，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推进科技创新，不断向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嵌入新的科技知识和思想，转变和提升发展理念，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全要素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控制力和对全球资源的吸附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知识密集化、低碳化、绿色化、可持续化和全球化等，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最后要进行价值创新。无论是企业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需要基于我国构建的全球合作网络体系，遵循价值创新的逻辑，以价值创新来获取新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利益。在企业层面，我国企业要立足于国内外市场，积极发现和挖掘客户的潜在价值，通过对企业内外资源的重新整合，利用自身强大的生产能力来为客户创造和提供独特的价值，进而对客户产生锁定效应，不仅能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与竞争对手博弈的损耗，还能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和长远的战略利益。在国家层面，我国是一个崛起大国，正面临守成大国的遏制和战略竞争。为此，我国在推进国际合作时，同样需要高度关注合作对象的现实需求和深度挖掘合作对象的潜在战略需求，利用国家力量整合国内外的优质资源，来为合作对象创造和提供独特价值，获取国外广大国家的信任和支持，使我国能更有效地地走向世界，获取自身正当的全球战略利益，降低我国崛起成本。（长沙理工大学 唐志良）